璀璨耀目的中国文化，五光十色，包罗万象。在生活节奏日益加剧的现代社会中，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辅而行，人们时时刻刻需要从文化的海洋中汲取养份。为了帮助读者了解中国文化各方面的知识，《文化春秋》诞生了。《文化春秋》的范围包罗宏富，贯通古今，融会中外，谈天说地，话东道西，既有各种名著的通人介绍，又有关于风俗、人情、哲理、宗教、游戏的宏文小品，庄语谐谈。题材广阔，形式多样，力求在趣话闲谈中传递知识，在轻松活泼中提高修养。希望《文化春秋》能得到读者的喜爱与支持。

这是一本专业性很强的工具书，是广大古籍研究者必不可少的好帮手。

中国的华侨史是一部触目惊心的伤心史，也是一部光辉灿烂的文化交流史。北京大学、中国华侨历史学会、全国侨联华侨研究所等十几个校所的研究华侨学的学者们，集三年多的心血，编纂了这部全面系统介绍华侨华人华历史与现状的工具书。共收词目7000余条，范围囊括世界华人埠概况、历史地理、文物古迹、人物社团、政治经济文化、历史事件与重大活动、各种法律条约政策、报刊著作，以及专有名词等等，可谓有关华侨华人的百科全书式词书。检索方便，资料翔实，重视科学性、学术性和客观性，并注意吸收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

近年来，在中国大地上，人们精神领域中形成了两个热点，一个是文化热，另一个是毛泽东热。它们是当代中国人开始精神反思的现实标志。文化热打破了多年来以政治思维来研究历史、解释事物、论证现实、规定未来的框架，在大文化的广阔领域中让思想驰骋。众多的文化研究者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对中西之争、古今之辨、民族文化前景等等，都作了许多有意义的新阐释，取得了成绩，可喜可贺。毛泽东热更是另外一番情景，它改变了多年来毛泽东只能是人们的崇敬对象这种文化气氛，而使他成为了人们的知识对象。许多著作、文稿以其写实性，使人们对毛泽东作为一个真实的人所过的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和日常生活有了生动的了解；毛泽东时代的许多历史事件的真实细节被曝光。人们逐渐在修正和“完整”自己头脑中的毛泽东形象，在新的历史境遇中重新体味自己亲身经历的那一段历史。

家父董策三公，为西安40年代之文物收藏鉴定家，耗尽半生精力与资财，集藏三代铜器、六朝造像、唐三彩、宋瓷、元明清花瓷精品与字画。因自幼受家父影响，耳濡目染，熏陶甚深。50年代上大学攻读历史专业，70年代末即开始分出部分精力，研究古币，至今已十数年。不少朋友知我收藏和研究古币，常提出一些问题。常见的问题很多，比如说：“哪些古钱最贵重？”，再如，知道了哪些古币珍贵，怎样去找寻？到那里去找寻？应朋友之求，也为了能给广大古币收藏者一点帮助，我尽自己的努力，结合自己多年的实践经验，写成这本书，奉献给大家，希望能为上百万的古币爱好者，起到一点入门牵线的作用。中国古钱币是一门很有趣、但又很深的学问。与冶金、考古、政治、经济、历史、民俗、艺术等都有着密切的关系。通过集币活动，人们可以增长知识，陶冶性情，广交朋友，为此我热诚希望能和大家在收藏与研究中共同提高。

本书是“民族知识丛书”之其中一本。该套丛书的内容主要包括各民族发展的简要历史，各民族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经济社会形态，各民族的文化特点和风俗习惯以及目前的发展状况等。编撰者大都是长期从事民族问题研究的专家，其中许多人还亲身参加过20世纪50年代中国政府组织的民族大调查。这些学者学术功底扎实，在写作中不仅引用了丰富的历史文献资料，同时运用了大量实地调查的第一手珍贵资料，使本书具有鲜明的原创性特点。另外，在编撰体例上和行文方面，这套丛书也注意了知识性和趣味性。可以这样说，有一册民族知识图书在手，即可了解一个民族的基本面貌。因此，本书出版后，得到了国内外专家学者的充分肯定和读者的广泛好评，现本书已成为了解和研究中国少数民族的必备图书之一。

揅经室集的作者阮元，字伯元，号芸台，生于乾隆二十九年（一七六四年），卒于道光二十九年（一八四九年），江苏仪征人。揅经室集是阮元自编定的稿的个人文集，其一生著述，除他领街主编的经籑计、十三经校勘记、山左金石志、两浙金石志、畴人傅等书外，大致均收入其中，而且比较集中和系统地反映了他的学术观点和治学方法。全书分揅经室集、揅经室续集、揅经室外集三编，共六十四卷。本书及续集按经、史、子、集四部列为四集，诗卷另列。外集为四库未收书提要一百七十三种，自称此篇半不出于已笔，即一篇之中，创改亦复居半，文不必存而书应存，可别题之日“外集”。

国家八·五重点图书规划。

这套大型丛书，汇集了国内名家研治抗日战争史的精心之作，时间上始于1931年九一八事变，下迄于1945年9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内容上包括“政治系列”、“经济系列”、“军事系列”、“综合系列”等。每书专门研究一个方面或一个问题，既深入透彻，亦全面具体，许多结论、观点都突破了过去学术界的习闻常说，显现当代学人的求真求实的学术情怀。全套书构成对整个战争的全面、真实的大写真。可读性强，许多史事的反映都出乎意料，大量征引的资料都鲜为人知。的确是人们了解中华民族和现代崛起和了解抗战史研究的最新成果的力著。

但是，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基于自身的资产阶级局限性，在美国不断施加压力和国内经济形势恶化的情况下，埃斯登索罗在第一次执政（1952—1956）的后期政策就开始右转。西莱斯·苏亚索（S．Zuazo）执政（1956—1960）时期，内外政策进一步右转，并接受美国的经济特派员乔治·杰克逊·埃德来帮助治理经济。萨瓦莱塔指出：“乔治·杰克逊拥有充分的权力，他写的回忆录大概是对玻利维亚主权最具侮辱性的文件。他在所有场合都像是一个殖民特派员，不过，这种情况之所以出现不只是因为情势所迫，而是由于民族主义的堕落，所担心的不是帝国主义渗透，而是工人对经济的‘破坏’。埃德强行推行一项货币稳定计划，它意味着发展以矿业为中心的工业化成为不可能，并使国营企业纯粹变成新资产阶级的积累中心”①。因此，尽管继西莱斯之后，埃斯登索罗又于1960年再度执政，但民族主义革命运动的政策方针已于50年代后期完全转向。 50年代初期，拉美国家人民群众的反帝反独裁斗争开始出现以有组织的游击队进行武装斗争的形式。首先在哥伦比亚，戈麦斯政府的独裁统治激起了农民的武装反抗。1951—1953年间，农民“由单纯的抵制转入了武装斗争，由初期的自卫形式转入了进行游击战的军事组织”①。在国内12个地区有3．5万—4万人拿起了武器。在古巴，1953年7月26日，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 Ruz）带领约160名青年攻打了蒙卡达和巴亚摩两座兵营，揭开了古巴人民对帝国主义和反动政府进行武装反抗的序幕。巴蒂斯塔政府残酷杀害了参加这次行动的数十名青年，并掀起了一次全国规模的镇压浪潮。然而，蒙卡达的枪声，革命志士的鲜血，卡斯特罗同年10月在法庭上发表的《历史将宣判我无罪》的辩护词，成了动员广大民众的革命宣传，并导致了1956年“七·二六运动”的诞生。“攻打蒙卡达兵营的行动在军事上虽然失败了，但从古巴革命运动的政治和思想方面来说则‘是一个胜利”，“是革命的第一个浪涛”②。 50年代中期，拉美国家的政治斗争更趋激化，并根据各个国家形势发展与力量对比的不同特点而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局面。继危地马拉的反革命复辟之后，巴西和阿根廷的民众主义政府也相继被推翻。巴西瓦加斯总统于1954年在帝国主义和国内右翼势力的联合进攻面前被迫自杀。瓦加斯在遗书中写道：“在经过国际经济与金融集团多年的统治和掠夺之后，我成了一场不可遏止的革命的领袖。我开始了一项解放事业并建立了一个社会自由政府。我是被迫辞职的”⑧。阿根廷的庇隆政府于1955年被右翼军人政变推翻，庇隆主义运动遭到镇压，庇隆本人开始了长达18年的政治流亡生活。在巴拉圭，斯特罗斯纳（A．Stroessner）将军于1954年5月在美国支持下发动政变，推翻了具有民族主义倾向的费德里科·查维斯（F．Chaves）政府，建立了战后拉美国家中延续时间堆长（35年）的个人独裁政权。在海地，杜瓦利埃（F．Duvalier）于1957年上台，开始了杜瓦利埃家族对这个加勒比岛国进行残暴统治的漫长岁月。与此同时，在秘鲁，奥德里亚独裁政府日益不得人心。这个政府“进行了8年的残酷镇压：人民党的工会领袖们被暗杀，学生们被监禁，成千上万的战士流亡国外。秘鲁人民党在享有3年合法地位之后重又回到过去经历了15年的‘墓穴’生活”①。1955年底，基督教民主党人在阿雷基帕领导了一次反独裁起义。1956年大选中，由普拉多（M．Prado）领导的全国联合阵线在人民党支持下获胜，结束了奥德里亚的独裁统治。哥伦比亚的罗哈斯·皮尼亚军政府于1957年被迫下台，自由党和保守党达成两党协议，实行轮流当政，共同组阁的新体制，使国内出现相对稳定的政治局面。委内瑞拉的希门尼斯独裁政权也于1958年被推翻。在拉丁美洲国家人民群众反独裁斗争高涨的形势下，由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革命斗争在50年代后半期迅速发展，并夺取了全国性的胜利，成为拉丁美洲当代历史上最引入注目的重大政治事件。1956年12月2日，卡斯特罗带领一批革命者从墨西哥乘“格拉玛”号游艇返回古巴，进入马埃斯特腊山区开展武装斗争，推动了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1957年3月13日，在首都哈瓦那发生了革命青年攻打总统府和占领“时钟电台”的行动；9月5日，西恩富戈斯海军哗变，接着，弗兰克·派斯（Frank Pais）在奥连特省北部开辟武装斗争的第二条战线。“七·二六”运动与人民社会党、“三·一三”革命指导委员会协调行动，城市工人、学生的斗争与农村武装斗争相配合，使巴蒂斯塔政府陷入困境。1958年，切·格瓦拉（E．Che Guevat&）和西恩富戈斯（C．Cienfuegos）分别率游击队走出山区，穿过卡马圭，抵达拉斯维利亚斯，形成东西两面作战的形势。1959年1月1日，独裁者巴蒂斯塔见大势已去，仓皇出逃。古巴人民终于在当代最强大的超级大国控制下的拉丁美洲，推翻了亲美独裁政权的统治，建立了人民政权，实现了无数革命先驱曾经长期浴血奋战、争取祖国解放的宿愿，揭开了古巴历史的新篇章。 1960—1979年。60年代和70年代是战后拉丁美洲民族民主运动的高涨年代。进入60年代以后，国际局势出现了一些有利于拉丁美洲民族民主运动发展的积极变化。亚洲、非洲一大批新兴的民族国家的诞生，使帝国主义的旧殖民体系陷于崩溃，由当代亚、非、拉广大发展中国家组成的第三世界开始崛起于国际政治舞台，大大改变了国际力量的对比。美国的反共“冷战”政策遭到失败，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际影响日益扩大。西欧、日本已经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破坏中恢复过来。苏联的军事实力迅速膨胀，逐步形成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的格局。60年代中期起，美国又逐步陷入越南战争的泥潭。这些因素都使得美国对拉丁美洲的控制力与影响力相对削弱。此外，由于50年代美国对外经济援助的重点放在西欧和日本，拉美国家遭到冷落，当权的资产阶级对美国的不满情绪有所增长。因此，60年代初期，美国肯尼迪政府开始调整对拉美的政策，推行“争取进步联盟”计划，力图通过增加经济援助和鼓励实行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以缓和与拉美国家之间的矛盾，并遏制古巴革命的影响。这个时期拉丁美洲政治进程的基本情况可以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古巴革命继续向深入发展，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二是各国人民群众争取政治经济权益的斗争蓬勃发展，城、乡游击队运动席卷了本地区大多数国家，尼加拉瓜革命取得了胜利。三是拉美当权的资产阶级，包括许多国家的军政府在内，一方面利用有利的国际形势，更多地举起民族主义的旗帜，谋求加快经济的增长和提高国家的自主程度，另一方面对国内日益高涨的人民斗争残酷镇压，导致国内政治斗争空前激化。四是加勒比地区殖民地独立运动不断发展，自1962年牙买加脱离英国取得政治独立到现在，已先后有13个原英国和荷兰的殖民地获得独立，使拉丁美洲的独立国家由原来的20个增加到33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