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作者在长期从事美国研究，特别是潜心研究美英两国原始档案的基础上的力作，完成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它以杜鲁门总统当政时期的美国外交政策和行动为经，以当时美国、中国、苏联和英国之间的关系为经，以当时美国、中国、苏联和英国之间的关系为纬，起自罗斯福在雅尔塔会议后匆匆去世，终至朝鲜战争在板门店停战落幕、纵横捭阖的全球大局；在结论中分析了影响杜鲁门外交的诸种因素。注解部分的厚实使读者眼睛一亮，其中也不乏精彩的叙述和披露。本书既是关于冷战初期美国外交政策规律性的总结。1992年先出了中文版，又由美国康奈尔大学东亚丛书于1993年出了英文版，在中外学术界和广大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受到了广泛推介，以迄于今；有的大学在有关课程教学大纲中将它列为必读参考书，有的评论者将它誉为本领域的“找鼎之作”。在当年出版时，本书以三个“新”字为期特点：材料新——所用材料很大部分是当时国内学者未曾涉及过的美英两国的政府和个人的原始档案，不少材料外国学者也没引用过。观点新——作者对于书中所涉及的重大历史事件和问题，几乎都有与中外其他学者有别的精辟独到见解。写法新——作者在写作过程中既坚持学术研究为本，又兼顾著作的可读性。因此，本书既是一部高水平的学术专著，同时又是一本适合多种层次读者群的大众历史。从国内外十多年各方面的反响来看，本书的这三个鲜明特点迄今依然闪现着耀眼的光彩。

本书为作者的抒情诗集。

厚爱黄老之学、反对儒术的窦太后窦太后，名字叫姬，清河观津（今河北武邑东南）人，是汉文帝的皇后，景帝的母亲，武帝的祖母。窦姬很小父母就去世了，只剩下哥哥长君、弟弟广国相依为命，靠种田、织布为生。窦姬本来只是个宫女，当时正值吕后当政，为了安抚诸王，吕后打算赐给他们每人5个宫女。窦姬请求宦官将她分给自己家乡的赵王，以便有机会照顾兄弟，谁知由于宦官的疏忽，却被远嫁到遥远的代北（今山西雁门关一带）。当窦姬不情愿地到达代王宫中时，却遇到了一个宽厚的丈夫——代王刘恒。他是高祖刘邦与薄姬生的儿子，从小不得势，养成了宽厚、随和的性格。他比较同情和喜爱美丽的窦姬，整天和她形影不离，受到宠爱后，窦姬的情绪好起来了，不久她生下了女儿刘嫖。到汉惠帝七年（前188年），又生下了儿子刘启，就是后来的汉景帝。高后八年（前180年），吕太后病重，安排好身后事，不久就病逝了。丞相陈平、太尉周勃乘机发难，夺回军权，诛杀了吕氏兄弟。接着陈平等召开秘密会议，有位大臣说：“惠帝逝世后，吕太后立少帝为帝。然而少帝并不是惠帝的儿子。少帝现在还很年幼，但他毕竟是吕后所立。等他长大成人后，还有我们这些人的好日子过吗？不如废黪了他，另选高祖的儿子中贤能者为帝。”大臣们同意了这种看法，选来选去，终于选中了代王刘恒。太尉周勃便秘密派人去召代王入京。刘恒接到使者的密信后犹豫不决，谋臣们认为刘恒是高祖的儿子。而且年长，仁孝天下闻名，大臣们迎立代王是顺理成章的事。于是代王立刻整理行装，携带宴姬等人，星夜兼程地赶往长安。世事真是难以预料，十年前的窦姬涕泣着离开长安，怎么也没有想到会有今天。更大的荣耀在等待着窦姬。刘恒到长安后，在一片万岁声中，登上皇帝的宝座，这就是汉文帝。过了几个月，文帝立刘启为皇太子，窦姬为皇后。窦姬的女儿刘嫖，被封为馆陶公主。窦皇后的父母虽然早亡，仍追赠了封号，父亲封为安成侯，母亲为安成夫人，真可谓一荣俱荣。后来，皇后的哥哥窦长君迁到了长安。经过一番曲折后，也找到了失散多年被多次卖身为奴的弟弟广国。窦皇后见到受尽磨难的弟弟后，禁不住悲喜交集，泪流满面，左右的人也为之感伤。殊不知，在那个时代，像广国那样卖身为奴的人何止一个呢？幸运的是广国有了一个做了皇后的姐姐。文帝赐给广国大量钱财，并为他在长安购置了房屋。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大臣们对吕氏专权的事仍记忆犹新。为了防止外戚再次专政，周勃为窦氏兄弟设置了师傅。二兄弟恭敬有礼，不问政事，也不敢以富贵宣恃。谁知乐极生悲，就在兄妹团聚后不久，窦皇后的眼睛却因病受明了。后元七年（前157年），汉文帝逝世，长子刘启即位，是为景带。尊窦皇后为皇太后。窦太后的另一个儿子刘武在文帝登基后承袭了代王之位，后徙封为梁王。景帝前元三年（前154年），梁王入朝。此时，景帝还未置太子，与梁王宴饮时，从容说道：“千秋万岁后，兄弟你就即位为天子。”梁王忙起身辞让，但心中十分得意。窦太后在旁边听景帝如此言语，心中非常高兴，因为她十分宠爱小儿子梁王。谁知在一旁陪酒的詹事窦耍捧起一杯酒献给景帝，正色说：“天下者，是高祖之天下。父子相传，是汉朝的制度，陛下哪能随意将帝位传给梁王呢！”窦要是窦太后的从兄之子，本来很受太后的信任。但这一番话，却惹怒了太后，太后断然除去了他的门籍，不愿再见到他。窦婴的话深深影响着景帝。过了不久，景帝便立他和栗姬生的儿子刘荣为皇太子。景帝前元七年（前150年），由于宫廷内部的政治斗争，皇太子刘荣被废为临江王。窦太后没有打消立梁王为皇嗣的念头，就乘酒席问向景帝提出：“让梁王做皇位的继承人吧！”景帝跪下说：“谨遵母命。”酒席散后，景帝有些后悔，又去和大臣们商量。袁盎等人非常不同意立梁王。于是，景帝就不再提此事了。梁王十分恼恨袁盎等人，就和谋臣羊胜，公孙诡秘密安排刺客杀死袁盎等十余位大臣。景帝知道此事和梁王有关，就派田叔去粱国调查。羊胜、公孙诡不得已自杀。田叔调查清楚后，返长安汇报。经过长安东边80里霸昌厩时，将办案的口供笔录全部烧毁，空着手去见景帝。当景帝责备他时，他就说；“现在梁王犯法，若不处死，是汉家法律不行，若依法处死粱王，则太后食不甘味，卧不安席，是忧在陛下也。”他建议景帝不要再追问此事，景帝默默同意了。接着，他又吩咐田叔到窦太后处报告说；“杀袁盎事，梁王实在不知，是羊胜、公孙诡所为，这两人已伏法，望太后放心。”连日来，太后正为梁王事吃不下饭，睡不好觉，日夜哭泣不止。听到田叔的汇报后，她马上坐起来吃饭了，变得心平气和。梁王也入朝谢罪，于是兄弟俩又和好如初，太后高兴地流下了跟泪。但从此以后，景帝更加疏远梁王。粱王郁郁不得志，不久便死去了。太后气愤地说；“皇帝杀了我的儿子！”景帝非常伤心害怕，不知怎么办才好，后来和长公主商量，厚封梁王后代为五王，太后才有了喜色。窦太后晚年笃信黄老之学，主张“清静无为”。眼睛看不见了，叫人一遍又一遍地朗读老子的《道德经》给她听。她不仅自己学习，还督促景帝也要学习。她认为，先帝（汉文帝）以黄老学说作为治国之本，实行无为而治的休养生息政策，约法省刑，才使国家渐渐恢复了元气，黄老学说作为立国之本是不能丢掉的。所以，她始终坚持黄老之学，反对儒术。但是，景帝一方面相信黄老，一方面聘请了一大批儒生到朝廷作博士，以整理研究儒家学说。太后认为儒生多文饰而少实质，对于景帝的一些做法她很不满意。有一天，窦太后召见一个很有名气的儒生，叫辕固生，请他谈谈‘老子，一书的要旨。辕固生轻蔑地说：“此是家人言耳！”意思是说，这是村妇之言，不值一提。太后出身农家，听后勃然大怒，大声责问说：“难道要读司空、城旦书吗？”秦汉时服劳役的犯人叫司空、城旦。窦太后说的司空、城旦书是指儒家的经典。可见，道家对儒家学说十分蔑视。为了惩治这个顽固的儒生，太后命令辕固生：“书不要读了。把你送进猪圈，看你有没有能耐将那口野猪治服？！”这时，景帝在旁，悄悄送给辕固生一把利刃，辕固生才把野猪刺死了。景帝乘机向太后报告说：“辕圃生已按您的指示去做了。”太后无法，只得拂袖而去。后来，景帝为了不再激怒太后，就把辕固生调到外面做官去了。……

叙述我国几十年来发生的重要历史事件，评价了历史人物。

这部《剑桥中国秦汉史》，原为费正清、崔瑞德共任全书主编的《剑桥中国史》的第1卷，于1986年在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剑桥中国史》不是按卷次先后印行的，在这卷之前，第10、11和3卷业已先后问世，并且已经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翻译出来，以《剑桥中国晚清史》、《剑桥中国隋唐史》为题出版了。现在历史所的朋友们又译成《剑桥中国秦汉史》，要我在书端写几句话，我既感欣幸，又颇为惶恐。我在秦汉史方面学力有限，本没有着笔的资格，但承鲁惟一先生盛意，在本卷出书后即行寄赠，得以成为国内最早读者之一。细绎全卷，曾将一些感想写作书评，发表在《史学情报》上，其中即呼吁赶快把这卷书翻译出来。现在经过历史所各位努力，这个愿望实现了，写一篇小序确实是我的义务。《剑桥中国史》规模宏大，集中了西方研究中国史的许多学者的力量，本卷也不例外。全卷16章，原文多达981页，分别执笔的学者大都对章节论述的范围有长期深入的研究。例如第1章《秦国和秦帝国》的作者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退休教授卜德，30年代即已出版《中国的第一个统一者》一书；第3章《王莽，汉之中兴，后汉》的作者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毕汉斯，著有《汉朝的中兴》；第6章《汉朝的对外关系》的作者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余英时，著有《汉代的贸易和扩张》；第9章《秦汉法律》的作者荷兰莱顿大学退休教授何四维，著有《秦法律残简》、《汉法律残简》；第7章《政府的结构与活动》、第12章《宗教和知识文化的背景》等的作者英国剑桥大学东方学院鲁惟一博士，著有《汉代的行政记录》、《通往仙境之路》等书，诸如此类，不遑枚举。还有的学者，如法国法兰西学院的戴密微、日本东京大学退休教授西嵨定生等，更是大家所熟悉的。因此，本卷的作者阵容在西方学术界可称极一时之选，这部书也可谓西方研究中国秦汉史的结晶。西方对秦汉史的研究有相当长的历史。本卷《导论》对此有概括叙述，一直上溯到明清之际来华的传教士卫匡国的著作。中国的二十四史始于《史记》、《汉书》，读史者也总是从前四史入手，所以一接触中国史就是秦汉，同时秦汉在整个中国史上又有其特殊的重要位置。西方学者研究秦汉史的较多，成绩也较丰硕。看本卷所附参考文献目录，便可得到相当的印象。这部《剑桥中国秦汉史》，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加以综合和提高的。不很熟悉西方研究情况的读者，通过本卷不难知其涯略。卷中引用日本学者的论著也很多，足供读者参取。这部书有几个特点，想在这里介绍一下。首先是秦汉史列为《剑桥中国史》的第1卷，这一点恐怕是国内读者不易理解，而且是会有较大意见的。《剑桥中国史》的总主编序对此曾有说明，他们提到，在筹划编著这部巨著的时候，本想从中国史的开端写起，可是我国的考古发现日新月异，70年代以来更有进一步扩大的倾向，把中国史前史以至公元前第一千纪的历史面貌几乎彻底改变了，而现在还没有能把崭新的考古材料与传统的文献记载融会贯通而成公认的成果，因而全书只好从有大量可靠文献依据的秦汉开始。这种看法，和晚清以来疑古思潮的见解是有实质差别的。《剑桥中国秦汉史》广泛引用了文献材料，而且很注意文献的辨伪和考订，这是不少西方中国学家一贯坚持的作风。大家可以看到，本卷各章中的引文，大多注意了使用经过整理校订的版本，包括中国、日本以及西方学者的各种注释。卷中图表也尽量做到有足够的文献依据。这是作者很重视文献的一种表现。这样说，并不意味本卷的写作不重视运用考古材料。相反的，本卷不少作者都征引了中国考古学的重要成果。例如都城的发掘和一批大墓的发现，在书中好几个章节得到介绍引用。尤其是有关经济史和社会生活史的部分，涉及考古材料的地方更多。由于本卷作者有几位是秦汉简牍帛书研究的专家，他们写作的章节引用这方面材料，取得很好的效果。比如论法律时，征引云梦睡虎地秦简；论屯戍时，征引敦煌、居延等地汉简，使这些专门的研究汇合到历史的论述中去。中国的学者研究秦汉史，也是这样做的，但当前还有人在谈考古对历史研究的贡献时，总是过多地强调先秦，对秦汉考古重视不够，应该说这是不很公平的。

《珞巴族的社会和文化》本书作者通过长期的社会调查，对珞巴族的氏族、等级、家长奴隶制和宗教等方面作了阐述。

《剑桥中国明代史（1368-1644年）》（上卷）是《剑桥中国史》第7卷的中译本。由国外研究明代历史的专家执笔，吸取了中国、日本和西方的研究成果，也对一些问题进行了创造性的探索。主要论述明代的政治史，结合社会、经济和文化背景进行分析。《剑桥中国史》的第8卷则对明代的制度、国际关系，以及社会和经济史、思想史、思想和宗教史进行详细的论述。20多年前最初规划《剑桥中国史》时，当然计划从中国历史最早的时期开始。但是，出版这套丛书是在多年以前提出的，在此期间，由于在20世纪20年代开始并从70年代早期以来不断增强势头的大量考古发现，我们关于中国史前史和公元前一千年间的大部分年代的知识都已发生变化。这种源源不断的新资料一再改变了我们对早期历史的看法，而且还没有对这种新证据和传统书面记载得出任何普遍认可的综合。尽管一再试图筹划并出版概括叙述我们对早期中国的认识现状的一卷或几卷，但到目前为止已经证明不可能这样做。对所有这些新发现从事有希望具有持久价值的综合，很可能还要10年才能证明是切实可行的。因此，我们勉强从最早的两个帝国政权，即秦和汉的政权的建立开始《剑桥中国史》的叙述。我们知道，这留下至少一千年有记载的历史要在别处、别的时间予以处理。我们同样知道这样的事实，公元前第一个千年的事件和发展为我们将要叙述的中国社会及其思想和制度奠定了基础。秦和汉的制度、文学和艺术的发展状况、社会形态以及思想和信仰的体系牢牢扎根于过去，对更早的历史没有相当认识，是不能通晓的。既然现代的世界越来越相互地联系在一起，历史地认识它已经变得更加必要，历史学家的工作也已变得更加复杂。在原始资料激增和知识增加时，论据和理论也相互影响。尽管单单总结已知的东西也成了令人望而生畏的工作，但认识的事实基础对于历史的思考却越来越重要。 近来，西方学者更加充分地利用了中国和日本丰富的有关历史的传统学术，不但大大地促进了我们对过去事件和制度的明细的了解，而且还大大地促进了我们对传统历史编纂学的批判性的认识。此外，当前一代西方的中国史学者在继续依靠正在迅速发展的欧洲、日本和中国的研究的扎实基础的同时，还能利用近代西方有关历史的学术的新观点、新方法以及社会科学新近的研究成果。新近的有关历史的事件，在使许多较旧的看法成为疑问的同时，又突出了一些新问题。在这众多方面的影响下，西方在中国研究方面的剧烈变革正在不断增强势头。 1966年最初规划《剑桥中国史》时，目的是为西方的历史读者提供一部规范的有价值的著作：由于当时的知识状况，定为6卷。从那时起，公认的研究成果的涌现、新方法的应用以及学术向新领域的扩展，已经进一步推动了中国史的研究。这一发展为以下的事实所表明：《剑桥中国史》现在已经变为计划出15卷，但还必须舍弃诸如艺术史和文学史等题目、经济和工艺的许多方面以及地方史的所有丰富材料。 近10年来我们对中国过去的认识的显著进展将会继续和加快。西方历史学家对这一重要而复杂的学科所作的努力证明是得当的，因为他们自己的人民需要更多更深地了解中国。中国的历史属于全人类，不但由于正当而且必要，还由于它是一门使人发生兴趣的学科。

《中国石窟：库木吐喇石窟》的主要内容包括图版；库木吐喇石窟初探；库木吐喇的汉风洞窟；记新发现的几处洞窟；二十世纪初德国考察队对库木吐喇石窟的考察；及尔后的研究；图版说明；日文版补注；库木吐喇石窟总叙；龟兹王朝世系表等。

本文库收编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的重要著作，以单行本形式陆续出版。这些著作可独立成书者，则一文一书，有些重要文章和书信则按专题编成文集；有些著作还设有附录，收编作者本人的有关论著和与本书直接有关的材料。为帮助读者学习和研究，在每书正文之后附有“注释”和“人名索引”，有些著作还附有“名目索引”。译文和资料均以新版全集、选集为准。有些著作尚无新版者，则按新版要求重机关报校订译文，编写资料。这套文库与全集、选集相配合，可适应广大读者的不同需要。理论工作者，教学和宣传工作者，各级干部，大专院校学生和其他讯者均可从这大庆文库中选择自己需要的著作，也可系统收藏。本书证明，1914年-1918年的战争，从双方来说，都是帝国主义的（即侵略的、掠夺的、强盗的）战争，都是为了瓜分世界，分为瓜分和重新瓜分殖民地、金融资本的“势力范围”等等而进行的战争。

本书包括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周易、尚书，诗经、礼记，左传4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