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之祸犹如附生在中国封建王朝发展脉络上的毒藤，几千年间从未断绝。作为统治阶级排除异己势力、巩固皇权统治的屠刀，文字之祸依赖于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力，肆意地践踏人权，残酷地收割着一个又一个无辜的生命，对当时和后世都有着极为恶劣的影响。本书选取中国封建社会中一些较为典型的文字狱事件，在可靠的史料基础上，采用文学的笔法来讲述这些文祸事件的由来和经过，解析文字之祸背后阴暗的政治斗争和复杂的权力纠葛，以期让读者能够通过不吃力的阅读，来了解中国古代文字狱的轮廓。

“城中族”构成我国具有丰富内涵、多变外观的宗族组织的一种基本类型，它既不同于在地方宗族组织基础上发展而来的结构松散的联宗组织，又区别于由乡村宗族内部的阶级分化，即宗族士绅、地主城居化而形成的乡村宗族的城市分支，是真正意义上的实体性城市宗族。乡土性并非宗族本身不可或缺的基本属性，通过灵活的文化实践手段和策略，宗族得以在纷纭复杂的城市社会中延续和发展。通过“城中族”这个窗口，我们不仅能够拓展对于中国宗族多元类型及其复杂生成体系的认识，同时也会对中国社会文化的整体性有更为深刻的理解。

本书从普及中国文化出发，叙述从先秦到“新文化运动”各历史时期文化现象、特征及其发展状况，追溯中国文化源流，解答诸多文化难题，如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同为中国文化发展源头，为什么黄河流域独占优势、名声更大等，最大程度上满足了大众读者对中国文化史的了解需求。

本书汇集了钱穆有关民族与文化这两大主题的多篇讲义和讲演辞。钱穆一一分析了中华民族的本质、中国社会的形成、中国历史演进的大势、中国文化的本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修养。同时，在对中西文化的比较中，钱穆点明，中华民族与中国文化能够延续几千年而不断绝，就在于“民族”和“文化”这两者持续性的相互作用和影响。

本书由钱穆1961年在香港的八次演讲汇集而成，从通史、政治史、社会史、经济史、学术史、历史人物、历史地理、文化史八个角度，带领读者看清中国历史与文化的真正内涵。 钱穆认为，研究历史所最应注意者，乃为在此历史背后所蕴藏而完成之文化。历史乃其外表，文化则是其内容。无文化便无历史，无历史便无民族，无民族便无力量，无力量便无存在。 全书从细小事件中彻悟大道理，从历史进程中寻找文化的意义，集中体现了钱穆的治史思想。

本书汇集了钱穆以中国文化为主题的十二次讲演辞。在书中，先生就中国文化中的“中心思想”“人和人伦”“民族与文化”“进退升沉”“终极理想”“中庸之道”“前途展望”“武功武德”做了详细解说，对中国历史上的“军人”“人事理”等内容做了深入阐述。先生指出，这些文化传统的精要，是中国对全世界、全人类文化前途的极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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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一部全球史著作，讲述了原产自西非的油棕树及其衍生的棕榈油，如何成为全球资本主义的关键商品。全书正文共11章，22万字、19幅插图、3幅图表。作者是美国学者乔纳森•罗宾斯（Jonathan E.Robins），于2010年在罗切斯特大学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任密歇根理工大学全球历史副教授，研究领域为商品、环境和政治。译者徐海冰，2012年获得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世界史专业硕士学位，现任教于中山市东区远洋学校。译校朱明，现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本书是关于世界上最重要的油料作物的首次全面研究，基于跨越五百年和四大洲的研究，作者详细地记录了油棕从非洲起源、奴隶贸易时期与世界的早期接触与交流、在工业革命时期扮演的角色，到20世纪东南亚油棕种植园的发展、殖民统治下的小农经济、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时代的油棕产业扩张等多个方面的历史。本书提供了一个全面的视角来理解油棕这一全球性商品的历史和发展，以及它在不同历史时期对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影响。油棕最初在非洲被广泛使用，不仅作为食物，而且在宗教和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随着欧洲人将跨洲际的奴隶贸易带到非洲，油棕进入新大陆，并逐渐成为全球贸易的一部分。19世纪，随着工业革命的推进，新技术的应用使得棕榈油的用途更加广泛，油棕在英国等工业化国家中变得越来越重要，尤其是肥皂和蜡烛制造产业。与此同时，殖民统治对油棕产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殖民政府和私人公司通过各种手段控制了油棕的生产和贸易，而非洲和亚洲的小农也在努力适应新的市场和生产条件。20世纪下半叶，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油棕产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油棕种植园迅速扩张，尤其是东南亚，已成为世界上主要的棕榈油生产地。油棕产业的发展带来了一系列环境和社会问题，包括森林砍伐、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土地权利冲突以及对小农生计的影响。尾声讨论了油棕产业面临的挑战和可能的发展方向，包括对可持续生产方式的探索和对油棕产业影响的更深入理解。本书获得了2022年美国历史协会（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颁发的杰里·本特利奖（Jerry Bentley Prize），用以表彰世界历史最佳图书；获得2022年农业历史学会（Agricultural History Society）颁发的亨利·华莱士奖（Henry A. Wallace Award），用以表彰关于美国以外农业历史的最佳图书。全书结构清晰、语言通俗易懂，译文流畅准确，适合广大历史爱好者阅读，具有较高的出版价值和社会效益。

本书通过对边疆历史多层次、宽领域的学术考察，探讨了中国边疆的内涵及其特征，对中国疆域形成与发展做了理论解读。对中国边疆从“有疆无界”到“有疆有界”做了系统的辨析，对多民族建构视野下农耕与游牧族群的互动及其特点做了研究，对从夏人、汉人到中华民族的族群凝聚轨迹做了长时段的历史考察;对制约中国边疆学学科形成与发展的六大问题：“中国边疆话语体系建设”“多民族中国形成与发展的理论解构”“东亚天下秩序的理论解构”“中国海疆的形成与发展”“治边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中国边疆学学科体系建设”做了深入细致的科学实证性研究。

本书篇幅不长，通过一件司法案件再现了清代中期普通人在宏大的国家、严密的制度下如何生存。作者在僵化的史料背后，试图重新塑造逝去的历史中的人物的生命。通过具体的描述，使我们真正进入一直靠抽象的概念理解的乡村世界，走进普通人的生活和他们的苦难与现实中。通过对案件的分析，再现了十八世纪中国司法制度的优越：理性官僚组织之严密、文书系统、审讯程序、破案限期、法医制度等等。但也指出了其局限性：刑讯始终是司法制度内的“标配”之一；法医地位极低，其专业意见被官员随心所欲地利用或扭曲。比较十八世纪中西方的司法制度，之所以中国在十八世纪没有像欧洲一样放弃刑讯制度是因为传统中国的案件审判需以招供作为结案的标志，而当时英国陪审团制度的出现、欧洲大陆证据法的应用则促使了刑讯的废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