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书勾勒晚近人物百般脸谱，检讨中国历史的劣根性。军阀有性格：思想家和知识界创造着历史，而军阀、土匪、帮会龙头以及各色乡村能人，也在创造历史。晚近人物脸谱：西太后的明白和服气，都是这老外的，而对中国人，她却墨索里尼，总是有理，镇压改革是对的，开历史倒车也没错，后来改革更是对的。历史的坏脾气：去山中贼易，去心中贼难。成者王侯败者贼，其实帝王也是贼。不确定的道路：如果不算土匪流氓等“第三社会”中人，文人跟监狱的距离想必要比其它人近一点，越是有才华的人，危险似乎就越大。庶民的世界：花业民营了，游冶其间的名士和准名士们也就更自由了。浅斟低唱并肉帛相见之余，给小姐们打分品题成了文人墨客的千古雅事，因此有了“花榜”。

《中国史学史纲》阐述了自先秦至20世纪初年中国史学发展的过程及其在各发展阶段上的面貌与特征，内容翔实、丰赡，尤其对中国史学之理论成就的发掘与阐释，用力甚多，特色鲜明。全书结构严谨、新颖，于横向上把握历史发展与史学发展的关系，于纵向上揭示在社会历史进程中史学产生和发展的规律性表现，二者紧密结合，风格卓尔不群，脉络井然有序，凸现出各相关历史时段之史学的独特风貌与发展趋势。《中国史学史纲》新意颇多，文风平实，叙述流畅，高屋建瓴，深入浅出，便于读者阅读和埋解，对全面认识中国史学面貌与继续探索这个领域多有启迪和参考价值。

这是清朝开国第二帝太宗传奇式的人生实录。他雄才大略，文武兼备，可谓大智大勇，统率千军万马列，弛骋千里疆场，创造了一系列兵家奇迹，是当之无愧的军事家。他有深邃的思想，至今仍不失做人的格言。他情感浓重，友爱克弟子侄，爱情执著。本书以浓重的笔墨、创新的意识，运用文学的技巧、酣畅的语言，极其形象地描绘了他轰轰烈烈的一生，创造了撰写人物传记的新模式。清军进关（入口之战），大量掠夺财物和人口，有经济的原因，但不能忽略政治方现更深刻的原因，这就是对明朝这棵“大树”反复砍伐。天聪三年，太宗率大军围北京而不取；天聪八年，掠宣大，不攻北京；崇德元年，大军紧紧贴近北京，不放一炮，只在四周攻掠；崇德三年，过北京而不触动，却深入腹地冀重攻城略地。……有关的清代官修史书几乎都记载说清太宗死时是“无疾而终”。这种说法……给后人留下了一个不解之迷，因而产生了种种推测。但可以肯定，太宗之死，绝不是“无疾而终”。事实上他是病死的……

后金兵冒死抬运车梯抢渡护城壕，壕又深又宽，不得过，许多兵士拥在壕边，不断被炮火击中，壕边和壕里留下一堆堆尸体；有的越过了壕，在城下遭到矢石、火弹的袭击，纷纷倒毙。城下“尸积如山”。“大凌自八月初六日受围，直到十一月初九日始溃，百日之厄，炊骨析骸，古所未有”。城内“粮绝薪尽，兵民相食”。迄今为止，本书是国内最系统而完整地描述明清战争史的专著，全景式地再现了这场持续半个世纪的战争历程，决定了清兴明亡的最后结局。作者以高超的技巧，展现波澜壮阔的战争场景：从运筹帷幄，到决胜千里，变幻莫测，斗智斗勇，每一场战斗都是一篇动人的故事，如身临其境，惊心动魄；解析战争，如同兵家，视为兵书，引人入胜，智慧大增。

他们是天才，是狂人，他们与梅毒有着谜样的联系……贝多芬的头发，诉说了他在创作上处于巅峰后莫名地死去？舒伯特和舒曼的抒情乐章谱写着生命中不可随的痛楚？凡·高生如烈焰，他自戕前濒监疯狂的秘密是什么？美国圣人林肯是否每个星期服用一次治疗梅毒的蓝色药丸？狂人希特勒的独裁大业与其陷疾有何关系？王尔德、波德莱尔、福楼拜、莫泊桑和乔伊斯，因何承受欲死欲仙的痛苦？本书大胆提出，音乐家贝多芬、舒伯特、舒曼，画家凡·高，哲学家尼采，文学家波德莱尔、福楼拜、莫泊桑、王尔德、乔伊斯，以及林肯、希特勤等天才和狂人，都是梅毒患者。他们忍受极度的痛苦和狂喜的兴奋，有时沮丧得想要自杀，有时变得妄自尊大，到了末期还会可怕地发疯。梅毒深深地影响了他们的世界观、性行为和人格，及其艺术。

中年烦恼少年狂，南北东西当故乡；血雨腥风浑细事，荆天棘地作寻常；年查岁审都成罪，戏语闲谈尽上纲；奇意儿孙戒玩笑，一生误我“二流堂”。——吴祖光作者唐瑜，所造之屋是当时文艺界人士最喜欢的去处，戏称“二流堂”，其亦被封为“二流堂堂主”，自此，一生荣辱皆与“二流堂”密不可分。何物“二流堂”？原来在抗战期间，一些从上海等地转移到重庆的文化、戏剧、电影、美术、新闻界倾向进步、要求民主的人士没有住处，临时寄居集会在“一个公认的好人”唐瑜先生家里（一九七九年八月，新华社所发文化部为“二流堂”平反的通知消息中称，这是我党和一些党外人士联系的一个场所）。因为没有门牌，由夏衍在屋前竖了一块木板，上书“依庐”（一说“碧庐”）这样一个好听的名字。经常在这里往来的，有吴祖光、吕恩、丁聪、方菁、张正宇、郁风、黄苗子、张光宇、盛家伦、萨空了、沈求我、戴浩、金山、张瑞芳、高集、高汾等人。这些当时的青年同志，因无固定职业，过着流浪的生活，有人笑说他们是“二流子”，住的地方戏言为“二流堂”（还请郭沫若题写了“堂名”）。不想十几二十年后风云变幻，从肃反到反右到“文革”，“年查岁审都成罪，戏语闲谈尽上纲”（吴祖光语），从此不得安生。凡住过或去过那里的人无一幸免，且株连无数毫不相干的人。这些在“文革”中先期（或再次）被送上祭台的文化界精英，在这场浩劫中吃尽了苦头。随着粉碎“四人帮”后各类冤假错案的平反，一些“内幕”的逐被“解密”，读者迫切需要了解包括“二流堂”在内的一些冤案和人物被迫害的真相。一九九七年四月，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唐瑜先生的回忆录《二流堂纪事》。这是关心这一“事件”的读者所企盼的。

《俗语图说》原名《上海俗语图说》，由民国时期著名办报人汪仲贤撰文，画家许晓霞绘图，是一部通过语言来解读社会的通俗读物。它收录的226个俗语词条，都是晚清到民国期间形成的，老上海十里洋场的下层民众最常使用的话语。作者以其渊博的知识背景，融会贯通的演绎能力，发掘出这些俗语词汇所反映出的社会文化信息，并加以形象、生动、诙谐、风趣的解说。其中类似“揩油”、“瘪三”、“敲竹杠”、“拉皮条”、“拍马屁”、“三脚猫”等俗语，随着时代的发展，已逐渐演变成具有民间特色的全国通用语。

费孝通通先生是成就卓异的学术大学，在国际社会学界享有广泛的声誉和重要的地位，对中国本土社会学的创建和新时期的重建具有深刻的影响。本书收录了费孝通先生的四篇遗作，其中《暮年自述》为费老对其九十五载学术人生的回顾与追忆，讲述了自己早年的生活背景与求学经历，阐发了其对早期学术训练的看法，及社会学未来前景的认识。文中涉及多位在近现代学术史上影响深远的前辈学人，如陈寅恪、钱穆、梁漱溟等，简述了他们在学术上的渊源与脉通之处。其余三篇为其学术文章的集大成者，总结了其一生的思想精华和社会理想，其中“文化自觉”、“社会学未来的研究方向”、“美美与共”等尤为重要，是费老晚年着力尤著之处。因此本书可视为费孝通先生一生行迹与学历的谢幕之作，具有可贵的学术意义和历史存真价值。

八大胡同是老北京花街柳巷的代称，位于前门外大栅栏观音寺街以西。“八大”是虚指，该地区至少有十五条胡同属于老北京的“红灯区”。公认的八条胡同是：百顺胡同、胭脂胡同、韩家潭（现名韩家胡同）、陕西巷、石头胡同、王广福斜街（现名棕树斜街）、朱家胡同、李纱帽胡同（现名大力胡同、小力胡同）。八大胡同从来就不是一个法定地名。过去男人说去八大胡同，意思是告诉你他要“做什么”而不是“去哪里”。八大胡同的建筑有中有西，有砖有木，有院有楼，有商有住，大大小小，里出外进；公共场合与私人领地相互混杂，穷人富户交错纠缠。作者在无数的房子中寻找当初妓院的线索，二层小楼、门楣残字、圆门洞、圆窗洞等。如赛金花住过的怡香院，现在是陕西巷宾馆；小凤仙住过的云吉班，现在是大杂院；蔡锷与小凤仙的双栖之所——樱桃斜街11号的小楼，现为长宫饭店……本书呈现的建筑物和这些建筑物中所蕴涵的历史和文化有的已无可挽回地消失了，有的正在消失，有的将要消失。将来会怎样，没人能说得清……<

《菊花与刀》是解析日本民族精神、文化和日本人性格的名作。1944年《菊花与刀》作者鲁思·本尼迪克特应美国政府之邀，对日本文化进行研究以便为制定对日政策提供帮助和科学依据。1946年，作者将研究成果整理成书出版，便是这本《菊花与刀》。《菊花与刀》出版后在日本和世界引起广泛关注，被视为研究日本最有见地的作品，被公认为了解日本的必读书。书名“菊花与刀”，用日本最具象征意义的两种事物，来揭示日本文化和日本人性各的双重性，富有深刻的哲理性和动人的艺术性。在书中作者运用文化人类学研究方法对日本民族精神、文化基础、社会制度和日本人性格特征等进行分析，并剖析以上因素对日本政治、军事、文化和生活等方面历史发展和现实表现的重要作用。此外，《菊花与刀》还是一部将深刻的思想和流畅的语言完美结合的典范，在学术界和普通读者中都深受好评。对于在历史上曾饱受日本民族带来深重苦难的中国人，认真阅读和思考《菊花与刀》具有更加特殊而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