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卷为图典第3卷，地域划分为中国北方地区，即今内蒙古自治区和山西省、河北省、北京市辖境，介绍了北方少数民族的文化史。

全书以周恩来在1967年所经历的重大事件为主线，较全面的反映了周恩来在文革中最混乱的年代的主要活动、思想轨迹、以及他在维护党的团结大局、稳定军队、苦抓经济、维系外交、保护干部等方方面面所作出的历史性贡献，也反映了周恩来如履薄冰的艰难处境，以及他与林彪、江青一伙不屈不挠的艰辛斗争，史料翔实。作者在写作视角上，选取了1967年，这一年，是十年“文化大革命”中最为天下大乱的一年，也是“文化大革命”中苦撑危局的周恩来最苦最累的一年，围绕1967年的重大事件和周恩来在这些重大事件活动、上溯下连，基本上能够把“文革”初期的周恩来的主要活动、思想轨迹和历史贡献比较全面地反映出来。

本书选汇自尧、舜、禹，下至清末几千年间活跃在中国社会舞台上的四百三十余位奇人及他们与众不同的特立独行，依其社会角色分为“帝王”、“名相”、“奇士”、“能吏”、“僧道”、“隐逸”、“勇士”、“奸佞”、“宦官”、“奇女”、“异人”等十三大类，一一描述评点。全文紧扣、凸显一个“奇”字，挑奇人中之奇人，选奇事中之奇事；史料准确翔实，载剪得当；叙述简明有致，篇末点睛，精准到位；纵横比较，可为当世人之镜鉴。善、恶、忠、奸、愚、慧、雅、俗、贪、痴、媚、妒、骄、淫、勇、怯、酷、仁......中国几千年之历史因这些奇人而辉煌灿烂.......

《柏杨曰——读通鉴·论历史》是台湾作家柏杨先生论说历史的著作。柏杨先生熟知中国历史，对编年体通史名著《资治通鉴》尤有研究，其见解独特，论说给人以启示。《柏怕曰》体例适宜，作者通过《资治通鉴》中的典型史实，采用一事一议的方式，加以简明易懂、生动流畅的文字，读起来使人有一种明快的感受。《柏杨曰》优点很多，诸如史料运用独到、分析角度新颖、语言优美、使用公元纪年，都有特色和值得称道。

本卷为东南卷，地域划分为今湖北、湖南、广东、福建、浙江、江西、台湾、海南诸省及广西壮族自治区辖境，介绍了黎族、高山族等少数民族文化。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研究课题。本书用历史的眼光对国外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状况进行比较全面的介绍和评析，内容涉及1840至20世纪9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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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蜀华：中国民族学理论探索与实践》分上下两编。上编是中国民族学理论与方法的探讨。下编则是实地研究与历史的探索。《宋蜀华：中国民族学理论探索与实践》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笔者多年来探索中国民族学理论与方法的一些粗浅认识。关于民族学一词，欧洲大陆传统上一般称民族学，美国一般称文化人类学，英国称社会人类学，然而三者在研究对象、学科史及方法论等方面基本等同，很难说有什么区别，只是在各学派的学术传统和研究的着重点等方面不尽一致。因此《宋蜀华：中国民族学理论探索与实践》行文中有时民族学和文化人类学并用。西方民族学和文化人类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民族社会及其文化的研究，各有立论和见解。对此，可供我们借鉴，取其精华而去其糟粕。对于西方民族学在田野工作中总结出的调查研究方法，如社区研究、跨文化比较研究、参与观察、深入访谈以及主位与客位研究方法等，对中国民族学者也是有用的，但却有不足之处。这是由于西方传统的民族学和文化人类学的一些概念和方法，一般说来，多从研究一些比较简单、后进的，且自身无文字记载的民族社会发展而来，往往注意横向的比较研究，而忽视历史的纵向探索。这与中国民族社会的实际情况有明显的差异。中国则是地域辽阔、历史悠久、王朝代兴、民族众多、关系复杂、发展不平衡而又地区生态环境差异极大的民族社会。虽然有些少数民族没有文字，但邻近有文字的民族或汉族一般都有对他们的记述。而且各民族在历史发展中互相接触和影响，建立了密切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已经形成了多元一体的大格局。因此，要对它进行民族学和文化人类学的研究，什么是更有效的研究方法，就有必要去认真探索了。中国的民族学研究要为中国各民族服务，必须符合中国的国情，才能植根于中国土壤，换言之，必须中国化。关于中国化，吴文藻等先生首倡，费孝通、林耀华等先生已做出了贡献，现在中国民族学和人类学者正在继续努力。这是一个不断前进和创新的过程。在中国化过程中通过继承（中国固有的经验）、引进（对我们有用的经验）和创新，引出新的概念和方法论，则不仅是单向的中国化，且可对国外民族学和文化人类学研究复杂的民族社会提供经验。

本书介绍了敦煌和居延木简的发掘，被称为二十世纪初中国的四大发现之一。而今甘肃已出土秦汉简牍多达六万余枚。对这些距今已二千年左右、由古人写在竹简木片上的文字实物的研究，已形成国际显学——简牍学。这些简牍不仅是历史研究的极其重要的资料，其本身也凝聚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本书目录简介：一、从礼是Rite还是Art说起；二、有喜、胎教和催生礼；三、生男生女“报生”去；四、“抓周”的故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