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霍英东之交往——后记有空重新收听我和霍英东交谈的43盒录音带，那欢悦的倾心交谈的日子历历在目……我与霍英东先生的接触，始于1995年5月。自那之后的半年间，我和霍英东平均每周见面一次，有时是在他位于山顶的家里，有时是在香港赴广东南沙和广州的途中，有时是在他属下的广州白天鹅宾馆、北京贵宾楼，有时是在深水湾乡村俱乐部、高尔夫球会，更多的时候，是在中银大厦霍氏集团会议室和中华游乐会的西餐厅。期间，霍先生曾经几次出国访问，但几乎每次一返港，他就约我交谈。在交谈中，霍英东多次表示：“现在时间不够用，花那么多时间跟你谈之后，我再也不会接受别的人采访，写我的自传、回忆录或者传记了……”到了1995年12月底，也就是圣诞节前，我的《霍英东全传》有了一个初稿。我是用笔写作的，我很感激新华社香港分社的一位朋友在工余时间，用电脑帮我将30多万字的手稿打印好。我将打印稿在圣诞前交给霍英东，征询他的意见。那3天圣诞假期，霍英东随身携带厚厚一大叠《霍英东全传》书稿到广州从化县温泉度假中心看。半个月后的一个晚上，约莫是深夜12点钟，霍英东打电话到我家找我，说：“我正在番禺，刚刚看了你的稿，看了其中一章，是关于‘东方海外’的，所讲的都是事实，但可能这时公开不太适合。所以给你电话，等我返来，我们见面谈一谈……”知道我家电话的人不多，深夜打电话到我家里的人，少之又少。霍英东有个习惯，就是晚睡，睡前还要处理工作上的事，所以他有好几次都是在深夜往我家里打电话。另外，星期天或假日，他兴致一来，或突然间想到什么问题想找我谈，也往我家里打电话。第三天，我和霍英东相约在中华游乐会西餐厅见面。那天，霍英东的私人秘书何先生亦在场。我问何：“听凌先生（霍的另一位秘书）说影印了一份稿给你看，不知有什么意见？”何答道：“你那份稿，我看了，写得当然很好，是很高级的一本书，明显与街边的那些不同。但是，我也和霍生商量过，有些事，比如抗美援朝期间的事，1997年前最好不要出，都不知英国人在最后一年要玩什么。我们要为霍生的处境着想。”何先生的这番话，我是能接受的。我写传记，当然不会刻意为传主涂金抹粉，为他歌功颂德，但也不希望给他添麻烦。之后，大约有半年时间，我和霍英东还是10多天见一次面。每次见面，他都是反反复复地谈那些我已经听腻了、几乎可以背诵出来的陈年往事；但有几次，他也提到《霍英东传》。我的录音带里记录着他说的一段话：“我今天又看了你的文章，你不是为我抹粉贴金，但事实是一定的，你比任何人都理解我的历史，才这样写。（我）这种性格，你知，其他人唔（不）知……你是最理解我的人……”霍英东喜欢与我交谈，每次见到我，总是滔滔不绝。我记得有一个周末，我们在一个地方（不记得是在哪里了）交谈完之后，已接近深夜12点钟，霍英东的一个儿子（一直没问他是显扬，还是显旋、显光、显强？）开车送我回家，霍英东也在车里，我们在车里一直交谈。到了我家楼下，车已停下，但霍生意犹未尽，继续在车里与我交谈；约15分钟之后，他才说：“那好，今天就说到这里。明天，唔知你有无事？如果没事，我再打电话给你，大家再谈一下……”我认为，霍英东喜欢与我交谈，可能是因为我从不附和他；加之我是研究香港历史和时政的，对这方面的情况略有所知，所以我们有不少话题可以谈。交谈中，霍生时常就一些中国和香港的时政问题征求我的意见，而我也是尽自己所知，谈自己的见解。这种交谈是双向的。据闻，以往有不少记者、作家采访霍英东，都是霍英东说什么，对方记什么。我想，尤其是当霍生登上政坛之后，对他恭恭敬敬（或唯唯诺诺）的人可能更多。每个人的做事方式各不相同，我的这种方式未必是对的，这只是个人的性格使然。霍英东很重视这部《霍英东全传》。自我将书稿交给他以后，他去公司上班，到中华游乐会打球、按摩，回到家中，或者出差到广东、北京、日本、美国……他都将书稿带在身边，一有空，就拿出来看。正因为他随身带着这份书稿，所以时常跟着他的王宁世（霍在北京的秘书）、霍文孙等人，也有机会看完了这些稿子，他们几人都向我提及此事。王宁世说：“老板每次来北京，桑拿时，稿放在外面，我就拿来看，结果也看完了。”有几次，他的秘书凌汉伟说：“几磅重的稿，但老板时时都带在身边，其实，他哪有时间看，但还是带来带去……”霍英东前前后后对书稿提过不少意见。有一次，在中华游乐会，霍英东突然问我：“有没有看过《旷代逸才》这本书？”我说没看过，也没听过。“你看过了？”我反问他。霍答：“我也没看完，但何生看过，向我推荐。这部书分六七本出版，我觉得我那本书也可以分成几本出版，每本一个内容，比如体育是一本，在内地投资是一本，这样读者喜欢哪些内容，就可以选择其中的一本来看……”我觉得霍英东的想法并不可行，但当时也没有正面回答他，只是说：“我尽量找《旷代逸才》这部书来参考一下。”此事后来不了了之。霍英东对书稿提出的要求，往往出人意表。有一次，他居然说到书的目录和书中每一章的题目：“我的一生，每一件事都是与历史的发展分不开的，所以在目录里，最好把每一件事发生的时间都注明上去，比如“初见邓小平”，那是1964年；又如“再见邓公”，是1977年邓小平第三次复出之后；以后经常见到邓小平，但每一次见的含义、历史背景不同，所以有个时间注明在目录下，人家就清楚了。”两天后，霍英东还将他自己亲笔注明的各个时间年代的目录给了我一份，让我参考。我认为，在不违反作者观点，在实事求是的前提下，对一些问题进行删改是可以接受的。霍英东后来也向我提供了一些资料。所以，在1996年8月，我曾躲在中山温泉7天，全面修改此稿。何时出版《霍英东全传》，霍英东的意见有些含糊，但我理解他的意见至少是在“七一”香港回归之后，而我也接受了他的想法。1996年10月底，他还安排凌汉伟先生和我就《霍英东全传》做一次全面修改。凌来我们公司两天，将霍英东不满意的地方告诉我，而我也据此对书稿做了一些修正和删减。之后，我和霍英东还见过几次面。当然，我和霍英东这两年接触、交往的情况，远远不止于这些。1997年4月底的一个星期日，霍英东约我到他位于山顶普乐道2号的私邸见面，同行的还有凌汉伟先生。霍英东近几年大多时间都在这里居住。那天的家庭式聚谈，约莫有3个钟头，霍英东除了谈他的身世、他的创业史、他的思想外，还与我们讨论“七一”回归仪式安排、“七一”之后香港局势等问题。等到我准备下山时，霍英东还特别交代：“冷生，你可能很长一段时间没到南沙去了，有空，你去看看，这一年变化很大。另外，6月底，我们在北京郊县搞的一个高尔夫球场开张，如果你有空，到时也请你去看一看。”写《霍英东全传》，最初，于我而言，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从经济上考虑，希望这本书能够畅销，有较好的经济回报；二是希望重温一下香港近半个世纪的演变历史。但开始接触、采访霍英东以后，以及在撰写《霍英东全传》的过程中，有时与别人闲聊，有人居然对我说：“霍英东是个‘走私仔’，大家都知道，他是走私军火起家的……”“他儿子霍文芳在美国走私军火被美国警方抓获，一看就知，霍英东全家是靠军火发达的……”听到这些，我觉得社会上太多的人对霍英东有偏见，戴着有色眼镜看待他，其实这些人又有哪一个是了解霍英东的？他们这些话，纯粹是道听途说，以讹传讹而来的，这对霍英东非常不公平。所以，每次我都将我所能了解到的情况和我的认识回应对方。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我觉得有责任把一个真实的霍英东告诉给读者，澄清社会各界对霍英东的偏见和误解。当然，真实的霍英东并不是十全十美的。于我而言，写人物传记不存在为传主歌功颂德或对传主批判贬毁这个问题，因我总喜欢把人物当作历史来写，希望通过一个人的经历，向读者展现一个地区、一个时代的变迁。史诗色彩始终是我写人物传记最高的追求。当然，要达到这种效果，那又谈何容易？但我还是期望透过《霍英东全传》，读者能大致了解到香港半个多世纪的演变历史，以及中英、内地和香港之间关系在近几十年间的变化。我注重历史感，因而内容的真实是我写传记作品时对自己最基本的要求，但由于种种原因，作品内容百分之百准确无误似乎是不太可能的。《南华早报》一名记者较早前访问我时提过这样一个问题：“你写人物传记，涉及到人物的阴暗面时，怎样处理？”我记得当时的回答是：“如果我知道事情的真相，我就不会回避。”这本《霍英东全传》是否做到这样呢？那还须由读者来评说了。但有一点，我可以大胆地说，关于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评价，完全是我自己分析、思考的结果，是我个人的观点。我时常对自己讲：如果不奉行独立的人格、独立的思想、独立的言论，那又何须辛苦抓笔、惨淡为文？

一个二十多岁就守寡，统治满清王朝达半个世纪之久的女人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年轻的慈禧究竟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又有哪些喜怒哀乐？慈禧与光绪的关系几乎尽人皆知，但是又有多少成份不是后人杜撰添加的呢？真实的情况怎么样？慈禧、光绪和珍妃到底都是怎么死的？那个并不美丽的皇后隆裕又有多少辛酸的往事？无论是正史还是野史，人们在清朝的历代达官显贵中都看不到慈禧家族人的影子。是慈禧与家族的人际关系不好？还是慈禧藏了多少私心？这也是一个难解的谜……人们知道慈禧的丈夫咸丰皇帝是病死的，但是史实显示，他是自杀；人们都知道政权是慈禧抢过来的，但是咸丰的遗嘱则表明，让慈禧维护政权是他自己的意思。那么慈安又是怎么死的呢？关于慈禧的传说太多了，但杜撰的终归是杜撰的，而史实总归是事实。关于慈禧，她的后人都有哪些说法呢？从历史上看，慈禧在人们心目中一直是一个心胸狭窄、卖国求荣的娇奢太后；而从家族来看，慈禧则是一个有血有肉、孝道先行的封建女人。本书从一个侧面讲述了生活中的慈禧，入情入理。对现代读者来说，这对于认识一个真正的慈禧是不可多得的。

《菊与刀》是本尼迪克特的一部主要著作。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本尼迪克特受美国战时情报局委托，利用一个文化人类学家所能利用的技巧来从事日本民族性的研究，提交了一份出色的研究报告。战后，由于美国政府的对日政策以及日本整个局势的发展基本上与这份报告的主旨一致，于是作者就在原报告的基础上增写了关于研究任务和方法以及投降以后日本人的前后两章，以《菊与刀———日本文化的诸模式》出版，结果引起了巨大反响，成为文化人类学直接应用于现实的杰出范例。正如作者自己所说，《菊与刀》并不是一本专门论述日本宗教、经济生活、政治或家庭的书，而是探讨日本人有关生活方式的各种观点的著作。在《菊与刀》中，本尼迪克特将在研究部族社会过程中形成的文化模式和文化与人格理论，扩大应用到分析近代日本这一大型文明社会，把找出隐藏在日本人行为背后的原则作为自己的研究任务，通过对等级制度、“恩”与“报恩”、义理与人情、耻感文化、修养和育儿方式等的考察，从结构上深入探讨了日本人的价值体系，分析了日本人的外部行为及深藏于其行为之中的思考方法，即日本文化的各种模式，得出了日本的社会组织原理是不同于欧美“个人主义”的“集团主义”，日本文化是不同于欧美“罪感文化”的“耻感文化”的结论。本尼迪克特在该书中所提出的关于日本文化的基本理论和观点，对理解当代日本文化和日本人的行为方式，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另外，本尼迪克特所使用的从整体结构上把握日本文化，以及基于文化相对主义的比较方法等，也是值得借鉴的。当然，该书在理论、分析及资料方面也存在着一些缺陷和不足，如忽视历史的变化和社会阶层的分化，以及由于作者没有到过日本，存在资料和信息方面的限制等，这是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应该注意的。中日两国是近邻，有着悠久的文化交流历史。但是事实表明，中日两国未必做到了对对方的真正了解和理解，近年来中日之间各种摩擦增多就是一个明证。为了发展长期稳定的中日关系，中日两国国民之间的相互理解不可缺少。修正文库将《菊与刀》这部名著与日本数百年来的绘画名作联在一起，是为了理论与体验并行，知性与感性同在。其作法之大胆，投入之勇决，读者亦不可不知。

她为了爱情苦苦追求一生，可是她命运中的男人却一次次背离而去；她虽踏上现代灰姑娘的水晶鞋，却在深闱中独自垂泪；她有着一颗慈善之心，怀抱患有艾滋病的婴孩低声而泣；她的美丽轻而易举地引领时尚潮流，世界因她而熠熠生辉；她在生命里最灿烂的季节飘零，红颜薄命……八年漫长的光阴缓缓流过，在英伦半岛那潮湿夏天，位于奥尔过细普庄园的戴安娜前总是绽放着花朵一泪光。在这里，一对青年情侣在雨丝中相拥窃语；“亲爱的，不要像她那样”。“不，我要像她那样”戴安娜·斯宾塞，性格善良单纯可爱，继承了良好的贵族举止。她天生丽质，身材苗条，金发碧眼，再加上昂贵的衣服和化妆品的陪衬和摄影师技巧的掩盖，风华绝代足能够倾城倾国了。她曾经是20世纪80年代“世纪婚礼”的主角，婚纱拖天盖地；她曾经是英国王室的王妃，照片布满全球各地。她表面上衣着华贵，态度谦和，扶老携幼，既上镜头又得人心；实际上她和王子长期不睦，身居别宫，长日漫漫，难以自遣；岁月悠悠，未有归所。戴安娜在与查尔斯王子离婚整整一年后，谜一般地香销玉殒了……

《潘金莲的发型》（江苏人民出版社）一书分“服饰”、“饮食”、“起居”、“鉴赏”四辑，作者对古代的名物、生活细节怀着深深温情，以清丽的文笔、幽微的心思，挖掘意趣、渲染喜悦、旁征博引、乱花迷眼，又每每能以小见大。书中另附有大量精美的彩图，使之更臻完美。潘金莲的发型到底如何？按书中的说法，是“红丝儿扎着，一窝丝攒上，载着银丝髻。”其实从图片上看来，这个“银丝髻”是个窝头形状的玩意儿，潘金莲成天将其顶在头上，还是“美极了”，依照现在的审美眼光来看就未必如此。比银丝髻更高一级的是各种“冠”，是官宦人家的正室夫人才能享受的特权。潘金莲一生没有过戴冠的风光，因为她人生的顶点，只到了够戴银丝髻的段位。其实本书不是单单解决这个问题的，但是大部分人都有猎奇的欲望，所以这是一本有着好名字的有趣的书，对古人的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细节进行一番梳理考据，满足了我们“偷窥古人”的欲望又长了见识。如关于“红豆刨冰”等如今时兴的冷饮，书中考证说在宋代就有了——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就描绘了汴梁街头的冷饮摊，青伞下高挂着“香饮子”字样的招牌。《东京梦华录》《武林旧事》上还记载了当时的其它饮料：“绿豆甘草冰雪凉水”、“雪泡豆儿水”等，的确与“红豆刨冰”遥相呼应。读《潘金莲的发型》，很有欣赏李渔《闲情偶寄》的趣味，充分显示了古人休闲生活的情趣。掩卷而思，时尚、流行也确是一个螺旋上升的过程。<

变幻的风云后面有人，翻卷的波浪后面有事。人们对台湾海峡的关注，无一不是关注的人和事。换言之，只有对相关的人和事有了全面、深刻的了解，才能了解台海风云变幻的原因，才能清楚波诡云谲的事件的底蕴。唯其如此，对海峡两岸的人和事，不可不察。李立同志的“目击台海风云”就是了解海峡两岸重大事件及其相关的人和事的一个窗口。...

千百年来，和我们中国比邻而居、时而友好可爱、时而凶恶可憎的是这样一群性情的奇特的人。本书告诉你一个真实的日本、矛盾的日本、美丑善恶并存的日本、一言难尽的日本……1944年，第二次世界大战胜负已定，美军逼近日本本土。美国政府向人类学家征询对策：如何对待这个危险的敌人……本书由此诞生。本书为你拔开历史疑雾揭开二战军事成败背后真实的较量为什么日本要侵略中国？为什么美国投下了原子弹？为什么美国又要帮助日本复兴日本会不会向亚洲再举屠刀？这是一本讲述日本人性格和日本文化最著名的代表作。二战后期，日本败局已定，美国对是否进攻日本本土、是否投放原子弹和占领日本后是否保留天皇，无法做出决断。因此委托著名女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通过对日本的研究提供对日本政策的依据。由于承载着这样一个可能改变一个国家上亿人命运和整个世界格局的重大历史使命，此书的诞生便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和价值。“菊”是日本皇室族徵“刀”是武士文化的象征，该书被命名为“菊与刀”，正好象征了日本人的矛盾性格和日本文化的双重性——生性好斗而又温和谦让；穷兵黩武而又崇尚美感；桀骜自大而又彬彬有礼；驯服而又不愿受人摆布；忠贞不二而又心存叛逆；勇敢而又怯懦。虽然日本在历史上曾多层次“克隆”中国文化，但实际却贬抑中国人道德价值观的核心；虽然大量引直西方观念，骨子里却是与西方的“罪感文化”完全不同的“耻感文化”。虽然日本学者不同意书中的观点，但1951年此书被列入日本《现代教养文库》，至1963年重印36次。

本书荣登《纽约时报》亚马逊图书网畅销书榜他曾亲手处理“9·11”恐怖事件他是美国警界著名铁腕人物他被布什总统提名为国土安全部长2001年9月11日，遭恐怖分子劫持的两架飞机向纽约市世界贸易中心的两座巨型塔楼撞去。数分钟之内，身为纽约市警察局局长的伯纳德·克里克已经赶赴现场，凭借他的勇敢，果断和领袖风，协助纽约市长朱利安·鲁道夫，投入到拯救纽约，重树美国人自信的战斗当中。身为一名跆拳道黑带选手，伯纳德·克里克追逐正义的生涯从成为一名军人开始。这之后，他曾担任过帕德森市监狱的看守，曾经前往中东工作，1986年，他不惜削减当时薪水的一半，实现他成为纽约市警察局一员的梦想。从街头巡警，到缉拿毒品的便衣警察，再到与哥伦比亚大枭斗智斗勇的缉毒特种部队成员，克里克在每一个岗位上都屡立战功，多次获得嘉奖。九十年代中，身为纽约市劳改局局长的克里克，成功地令濒临犯人暴动边缘的莱克斯岛看守所彻底改头换面。2000年，伯纳德·克里克就任纽约市警察局第四十任局长，成为这间全美最大，总计工作人员达五万五千人的大型政府机构的统帅。在追逐正义的旅途中，克里克经历过无数场风暴。在他的内心深处，同样经历着痛苦的挣扎。四十一年前，克里克的生母抛下年幼的儿子。四十年来，母亲悲剧的一生一直令克里克无法释怀。在追逐正义的同时，他也一直在追逐着关于母亲的回忆。这是一部诉说勇敢，正义和荣誉和传奇人生传记。

本书以详实的资料、精练的语言和丰富精美的图片、生动完整真实再现历代帝王的生平事迹，深刻提示中国古代社会由乱到治、由治到乱以及繁荣衰败的内在规律，诠释中华民族嬗变兴替的艰辛过程，使历史研究更好地服务于当代，有鉴于未来。本书是光明日报出版社重点图书工程：：彩图人物传记系列中的一种。本书遴选中国历史上最具代表性的二十位帝王，他们或经历中华民族大发展的高峰，或崛起于民族危亡的低谷，或消沉在末路悲歌里，或堕落在盛世赞歌中，在中华民族走过千年兴盛、百年屈辱后，研究历史上可具殷鉴的帝王便更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编者力图通过简明的体例、精练的文字，新颖的版式、精美的图片等多种要素的有机结合，立体、真实地再现历代帝王的生平事迹，深刻揭示中国古代社会由乱到治、由治到乱以及繁荣衰败的内在规律，诠释中华民族嬗变兴替的艰辛过程，使历史研究更好地服务于当代。

历史上的宦官也因惨遭阉割而深感屈辱与自卑。但也正是这种深重的屈辱感与自卑感，使之极易形成强烈的团体意识和可怕的报复心理，并以扭曲的形式滋生出种种残忍虐杀、贪婪无耻、恃强凌弱的变态行为。宦官身处君主与朝臣之间，玩弄权术，为祸宫廷。卑下时殷勤讨好、谄媚逢迎以求其威权；得势时贪赃枉法、淫威滥施以逞其私欲。他们由谗毁构陷、拨弄是非而隔绝君臣、专擅朝政，甚而逼宫弑帝祸乱天下，进而让人感受到他们作为一个整体在历史舞台上的可耻乃至可鄙。如今宦官制度因其摧残人性而早巳被历史所否定，而对于阉宦这一特殊群体却不可一概而论。宦官中骄奢恣横、贪求无已者固然不乏其人，但克己清俭、忧济公私者亦复所在多有，而像改进造纸技术的蔡伦、发明翻车渴乌的毕岚以及率船队七下西洋的郑和等人则足以跻身于中华民族杰出历史人物行列而毫无愧色。在世俗人的眼中，紫禁城永远是神秘莫测的，而在那巍峨的红墙之内、宫闹之中，更因有了特殊的宦官群体而愈显神秘。由是，诡谲的皇城之内时显刀光隐隐，扑朔迷离的宫闹之中骤听剑鸣铮铮。让我们一同去揭开宦官那尘封已久的神秘面纱，评点宫廷阉宦的是是非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