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口多、国家大、耕地少、底子薄，总管这样一个家实属不易。周恩来担任总理26年，他是怎样总管这个家的？他是怎样为中华民族的富强而奋斗的？本书是研究周恩来怎样抓经济工作的一本书，突出地回答了他是怎样抓“上天”与水利事业的。是在目前介绍周恩来经济思想和实践的书籍中最值得阅读的一本。《中国的总管家周恩来》以丰富的第一手材料、平实严谨的行文，回答了周恩来是怎样抓经济工作、怎样抓“上天”与水利事业的。周恩来在新中国成立后担任政府总理达26年，为世界上在这样的岗位上连续任职最久的领导人。本书基本涵盖了他治理国家的这段漫长岁月，相信阅读此书，能给你留下深刻印象和无尽的思索。

1971年9月13日凌晨，中国政治生活中发生了一件震惊中外的事情：两年前刚被“九大”选为党中央副主席、被新党章确定为毛泽东的“接班人”的林彪，因谋害毛泽东、发动武装政变、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败露，私调飞机，仓皇出逃叛国。在这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的危难之际，周恩来临危不乱，指挥若定，连续三六三夜没有合眼，机智果断地处理了这一事件，使党和国家转危为安。.林彪事件，是“文化大革命”中的重要转折。它在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失败，为周恩来批判极左思潮、纠正“文化大革命”以来的一些错误做法提供了契机。...

《苦撑危局：周恩来在1967》以周恩来在1967年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和政治危机中的应对、苦楚及其心路历程，全方位地展现“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周恩来，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对党、国家和民族所作出的不朽贡献，揭示出周恩来这位中华民族优秀儿子的政治智慧和人格魅力。作者陈扬勇从事周恩来生平思想研究多年，《苦撑危局：周恩来在1967》是在他参加撰写《周恩来年谱》有关部分的基础上，对“文革”中的周恩来进行了一些思考和研究写成的，读起来文字活泼，有一定的新意和深度。全书以周恩来在1967年所经历的重大历史事件为主线，较全面地反映了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最混乱的年代里的主要活动、思想轨迹，以及他在维护党的团结大局、稳定军队、苦抓经济、维系外交、保护干部等方方面面所作出的历史性贡献，也反映了周恩来如履薄冰的艰难处境，以及他与林彪、江青一伙不屈不挠的艰辛斗争，史料翔实，有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和总结“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1967年，是“文化大革命”中最为“天下大乱”的一年，是苦撑危局的周恩来最苦最累的一年，也是周恩来总理生涯中最不平静的一年。

书摘：古今中外的帝王们中间，大明王朝开朝皇帝的出生大概最为草率了。 元帝国的糟糕统治使贫农朱五四对生育已经不感兴趣，四十七岁的他被生活折磨得完全像个老头了。他和四十二岁的陈二娘，此时已有了三男二女。在这个年岁，再怀孩子，会被人笑话，说明他俩做那件事的劲头太大。然而一不小心，还是怀上了。 朱五四夫妇已经习惯了听天由命。笑话只好由人笑话，既然怀上了，那就揣着，就好比揣个南瓜。反正装在肚子里，比衣袋里还安稳，并不妨碍陈二娘饲弄鸡猪，插秧锄草。 问题是朱家的房子，对这个即将问世的新生儿来说太局促了点。一家七口，挤在安徽凤阳东乡赵府村三问低矮的茅草房里，房顶有一处已经塌了，门也坏了多日，一直没来得及修理。一家人一年辛苦到头，到手的粮食还总是不够吃。不过五四脸上并没有愁容，他经历的大灾大难太多了，船到桥头自然直，上天既然又把一条小命派发到这个世上来，就总有养活他的办法。 蒙古人征服中原后的第四十九年，元天顺帝天历元年（1328）九月十八那天中午，陈二娘收拾好碗筷，喂完鸡鸭，挪着步子，匆匆往地里奔。正是秋播紧张的时候，一时一晌也耽误不得。走到村东头二郎庙旁边，肚子一阵阵疼了起来，这才想起，肚子里还装着个孩子呢！没办法，只好急忙拐进破庙。刚刚迈进庙门，靠着墙壁大口大口喘气的工夫，孩子已经蠢蠢而动了。身不由己地，她顺着墙壁滑下来，刚躺到地上，孩子呱呱坠地了。 哭声十分响亮。 然而，没有任何人注意到这个新出生的生命。这孩子在世上就像一棵野草，多他一棵不多，少他一棵也不少。他的存在对这个世界没有任何意义。只有朱五四面临了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孩子生下来，连块裹身子的破布都没有，总不能成天这样光着啊！ 幸亏二哥到河边提水时捞了一块破绸子，解了老朱家的燃眉之急。 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困难了，连名字都不用费心，亲兄弟加堂兄弟按顺序排下来，正好第八，就叫“重八”。像小猪小狗一样，自生自长起来了。什么前途、教育、事业，是些什么东西，没人费心去想。 从小到大，重八没穿过新衣服，没踩过新鞋。大人出去干活时，就拿一条索子，把他系在桌腿上，任由他在地上哭、坐、爬、吃泥土、玩自己的脚趾头。刚刚懂事，重八就成天干活，早起拾粪，白天放牛，晚上还要编草席，困得打呵欠才叫去睡觉。五四在外面老实懦弱，谁都可以欺负他，在家里却是凶神恶煞，看见哪个孩：f偷懒，上去就是一顿拳脚，没好没歹。 二十五岁以前，朱重八对生活最深刻的感受就是：饥饿。 一年到头，朱五四一家都是以世界上最粗粝的粮食来填充胃肠。而且，即使是这最粗粝的粮食，也总是不够。那口破铁锅，只在过年过节时，才能见点荦腥。 这不是贫农朱五四一家一户的状况。这是帝国里多数农民的景况。几千年来，中华帝国一直是一只巨大的空荡荡的胃。 这个判断也许离我们头脑中的“常识”相距太远。在我们的“常识”中，中国地大物博，文化灿烂；中国人民勤劳勇敢，聪明智慧，在清朝中期以前，我们一直领先于世界。我们居然会饿了几千年？ 谓予不信，请看孟子的话。周赧王十五年（公元前300年），孟轲奔走各国，大声呼吁他的政治主张。而他自视为完美的政治目标，不过是“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他用形象化的语言来夸饰他的政治理想： 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 这沾沾自喜的夸饰带给我们的却是一种酸楚的感觉：一个耕种“百亩之田”的“数口之家”，挣扎奋斗一生，五十岁之前却不能“衣帛”，七十岁之前不能“食肉”。这样的一生，竟然就是我们祖先梦寐以求的“王道”理想！ 即使如此，这个可怜的理想很少在这片土地上实现过。中国人以聪明和勤劳闻名于世，中国的农业文明也领先了世界几千年。按理说，中国人在这片土地上，应该能生活得很舒适。然而，人口压力、频繁的灾害和贪婪的专制统治取消了中国人舒适生活的权利。由于中国人独特的生育观，中国的人口密度一直大于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中国的季风性气候是一种极不稳定的气候，广袤的大地上局部灾害无年不有。中国官僚体系的庞大举世无匹，使官僚队伍吞噬了大量社会财富。这几个因素结合在一起，造成了中国独一无二的经济繁荣表象下的贫困化。饥饿和赤贫始终追随着我们的祖先，连同战乱和灾祸，从孟子的时代穿越汉唐宋明。两千年问，丰衣足食的盛世远少于在温饱线上挣扎的岁月。 自新航路开辟以来，那些慕名而来的传教士惊讶地发现，中国虽然确乎像传说中的那样地大物博，声色繁华，但民众的实际生活水平却远低于同期欧洲人。一位耶稣会传教士在致朋友的信中曾这样描述中国民众的生活：“ 我将告知你一件事实，虽然它看似自相矛盾，但严格说来却是真实的，这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富裕、最繁荣的帝国，在某种意义上却是最贫穷、最悲惨的一个国家。这个帝国，尽管疆域辽阔，土地肥沃，却不足以养活它的居民。要使其居民舒适，需要比其实际疆域大三倍那样面积的国土。”在这个帝国，“人们熟知，极端的悲惨驱使人们采取一些最为骇人听闻的行为。一个到中国的观光者，如果他认真观察，将不会吃惊于母亲杀死或抛弃自己的许多子女，父母为了点点钱物而出卖女儿。……街上充斥了乞丐。让人吃惊的是，最为可怕的事这里都发生了”。P1-3

据说，在一百万个男人中，只有一千人在阅读此书，因为，他们是男人中的精英！1931-1945热血抗战十四年，中国人民的血战史！如今，那场战争巨大的伤口依然裸露着，它的血依然在每个中国人的心中流着，那刻骨的疼痛依然在每个中国人的心中跳动。我们必须记忆：为了在十四年血战中前仆后继的中国将士们。为了在战争中被屠杀、被凌辱和被奴役的同胞。为了让逝者安息，让过去永远成为过去，为了我们的现在和未来，我们必须记忆——这是我们的责任，每一个中国人的责任。

翻开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凡是有作为的开国帝王，其成就无不与吸取历史的经验、学习治国之道有关。中华开帝国王不同程度地对社会发展产生过影响，他们的建国、治国策略是否得当，关系着政权能否建立和巩固，关系着国家的兴亡和盛衰。大凡开国帝王都较有作为，对历史的发展起过积极的作用，他们能够顺应历史的发展，顺乎人民的要求，推翻腐败的前王朝，建立新王朝，在政治、经济等方面实行一系列的改革，缓和阶级矛盾，使社会经济能在比较安定的环境下发展，人民生活得以改善，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发展。然而个人只能推动或延缓历史的进程，却不能改变历史的发展方向，即使是“至尊”的帝王，也不能随心所欲地阻挡历史前进的车轮。俱往矣，一代代开国帝王都随着时间的流逝成为历史人物；温故知新，鉴古知今，我们研究中华开国帝王治国策略，对于帝王的文韬武略，治国安民之术，将有比较深刻的认识和理解，同时丰富我们的知识，扩大我们的视野，提高我们的素质，增进我们的智慧……

在中华五千年的历史中，我们精选了60个非常女性。没有特定选择的标准，主要是感觉她们是否对历史进程有重大影响，或她们的传奇是否让人难忘。因此我们选的不单有正面人物和名人，还有反面人物和知名度不高但有特点的女性角色。在搜集资料和写作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她们的事迹的那么模糊和残缺，而她们曾是她们那个时代最受瞩目的女性。我们都知识，中国过往的历史是男性主宰一切的历史，女性大多是作为男性的附庸和陪衬而存在着，女性被排斥在主流社会生活的身影，即使有，不仅为数有限，还常常被有意无意地扭曲、变形。因此本着尊重历史、关爱女性的立场，我们力求以最求充分的史料，以客观的，同时又是生动的笔触，揭示这些女性自我觉醒、自我表现、自我奋斗、自我实现的真相。以史料为依据，用新型历史传记的笔法写这些的身世、生活与风姿、主调是力图写出过往历史岁月中这些非凡女性的智慧与手段、风光与悲酸，让世人以正面的客观的方式认识了解这些女性，欣赏他们的悲欢故事，从而她们的人生中能借鉴点什么，学点什么，或唤醒点什么，而让今人的生活更智慧和精彩，那便是我们最大的安慰。

在当今信息时代的全球化语境中，如何从文化的视角全面地了解中国、认识中国，这不仅是中国走向世界，而且也是世界走向中国的现实的需要。张维青、高毅清所著《中国文化史（全4册）》（四卷本），作为一部普及性的中国文化史研究力作，它的出版适应了现代化文明建设和学术发展的需要。两位作者认真研究和吸取了国内外文化史学家有价值的理论成果，从当前现实文化语境出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脉络给予了梳理。在考察各个历史朝代所创造的文化景观时，注意研究整个民族的文化心态，使文化的总体面貌形成与文化的本质规律相应昭示，进而对中华民族的文明历程和所创造的文化成果作了透辟的论述，使人看到一个民族的文化与地理、生态、人种、劳动、思维……有着密切的关系。作者充分探求导致某种文化事象的多重因素，即在描写某个历史事件时全面考虑各种各样、类型众多、看似无关的原因，这就摆脱了传统的因果律的困扰而避免了简单化的处理，使人看到任何历史事件的发生都是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作者在肯定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的强大动力时，也不否定英雄人物所创造的丰功伟绩，正是这样的文化主流，决定了中华民族的主导方向，适应了人的更高生存需求和促动了人的更高生活理想，使人看到原始火种的不熄和现代社会的薪传。

《唐代的外来文明》原名为《撒马尔罕的金桃——唐朝的舶来品研究》，是西方汉学的一部名著，被视为西方汉学的一部名著，被视为西方学者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古代文化的必读之作。本书选取中华民族最值得骄傲的朝代——唐代为研究对象，详细研究了当时的世界文化交流和文明引进。内容涉及了唐朝生活的各个方面，家畜、野兽、飞禽、植物、木材、食物、香料、药品、纺织品、颜料、矿石、金属制品、世俗器物、宗教器物、书籍等，共计8类似70余种，举凡生活所需、日常所用，几乎无所不包。《唐代的外来文明》不仅展现了大唐时期的社会文化、物质生活的生动画面，为认识唐朝的社会生活史和文化史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参考，也是了解中华文明和文明交流史的必读书籍。

《菊花与刀》是解析日本民族精神、文化和日本人性格的名作。1944年《菊花与刀》作者鲁思·本尼迪克特应美国政府之邀，对日本文化进行研究以便为制定对日政策提供帮助和科学依据。1946年，作者将研究成果整理成书出版，便是这本《菊花与刀》。《菊花与刀》出版后在日本和世界引起广泛关注，被视为研究日本最有见地的作品，被公认为了解日本的必读书。书名“菊花与刀”，用日本最具象征意义的两种事物，来揭示日本文化和日本人性各的双重性，富有深刻的哲理性和动人的艺术性。在书中作者运用文化人类学研究方法对日本民族精神、文化基础、社会制度和日本人性格特征等进行分析，并剖析以上因素对日本政治、军事、文化和生活等方面历史发展和现实表现的重要作用。此外，《菊花与刀》还是一部将深刻的思想和流畅的语言完美结合的典范，在学术界和普通读者中都深受好评。对于在历史上曾饱受日本民族带来深重苦难的中国人，认真阅读和思考《菊花与刀》具有更加特殊而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