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中国在激烈的改良和革命中经历了破除帝制和走向共和的艰难曲折历程。在改良与革命的风潮中，成千上万散居海外的华侨与国内的政治运动保持了紧密联系。本书利用鲜为人知的北美史料与新的网络分析方法，探讨了1898至1918年间北美唐人街的改良与革命运动如何影响中国政治变革及跨太平洋华人社会改造。特别的是，康有为、孙中山等政治人物的跨国活动引导了北美华人加入改良派或革命党，为中国建立君主立宪或共和国进行了爱国斗争。这些改良和革命团体包括最早的华人妇女政治组织，发起了1905年反对排华种族主义的跨太平洋抵制美货运动，并支持了1911年前后的国内立宪改革和共和革命。通过对北美和跨太平洋华人改良与革命的各自起源、相互关系及其广泛影响的深入分析，本书为中国近代史、华侨史及北美华人史研究都作出了重要贡献。

本书为“妇女口述历史丛书”中的一本，选取了15位在京工作的中华女子学院女性学专业毕业生，通过访谈的方式了解她们职业发展的情况、女性学专业教育对她们的影响以及她们对女性学专业和学科建设发展的建议、期望等，力求展现女性学毕业生的风采，促进女性学学科建设与发展。本书的出版在一定程度上既是对女性学专业20年发展历程的展现，又是向向中华女子学院（全国妇联干部培训学院）建校75周年献礼。

《新时代百项考古新发现》已获2024年度国家出版基金资助，并入选中宣部2024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对文物考古工作高度重视，我国文物考古工作取得巨大进步和辉煌成就。全书汇集了2012—2023年共12年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120个考古发现，年代跨度达百万年，地域涵盖中原及边疆地区，是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多元一体的生动例证。其中的良渚、石峁、三星堆等考古项目更具有相当高的社会关注度。编写者结合文物考古领域前沿研究成果，阐释解读考古发现，包括遗址概况、考古发掘经过和成果、学术意义及价值等，并配图呈现遗址环境、发掘工作场景、出土精美文物，意在系统回顾总结、全面展示新时代以来中国在文物考古领域取得的巨大成就，展现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建设成果。

从“东亚”的区域史视角，对江户始编的《日本史记》一书进行详细考察，主要讨论了以下几个问题。第一，为何在江户初期出现了《日本史记》这样一部史书？主要从可能性和必要性两大层面进行分析，《日本史记》使用东亚文化圈通行的汉文和中国正史常用的纪传体进行编纂，可以看到这一做法背后所包含的东亚秩序意识，这也是改史书编纂所处之“有机的、严密的和相当固定的关系”。第二，《日本史记》编纂各个阶段的具体过程，以及该阶段所完成的文本背后包含的史学思想与观念。《日本史记》的编纂分成前后两大阶段，通过对两个阶段的关键事件和人物的讨论，考察呈现于文本中的内容是在怎样的外部条件或讨论沟通之后最终确定下来的，并进一步考察其史学思想的特点。第三，《日本史记》中所包含的中日史学思想元素。通过历史起点问题与华夷观念、公武双重体制与政权合法性争论、神代史重构、尊王与攘夷，来考察贯穿于《日本史记》编纂整个过程的思想特点和表现。第四，大日本史编纂的意义和影响。将《日本史记》放到日本近代社会变革和东亚世界的近代化两大背景之下进行讨论，讨论《日本史记》在日本内外所产生的影响。目前国内从史学角度考察16-19世纪中日交流的专著较少，对《日本史记》进行系统性研究的专著极少，目所及者为1935年周一良先生的旧作。特色包括：（1）结合历史语境，对《日本史记》的编撰过程和史学思想进行系统地梳理；（2）比较中日之间在传统史学方面的异同；（3）从史学角度探索东亚文化圈的文化互鉴途径。读者对象：对中日交流、史学史有兴趣的学者和爱好者。

20世纪30年代早期，已是纽约学界新星的芒福德为弄懂工具、器械和生产工艺在世界历史中发挥的影响力，如饥似渴地遍览论述工业社会兴起的著作，他注意到尽管技术在人类事务中的重要性显而易见，却没有哪部作品充分探讨过人与技术丰富而复杂的关系。由此，《技术与文明》以10世纪的发明创造为起点稳步向前，以始技术阶段、古技术阶段和新技术阶段为三个节点，记叙了艺术、工艺、科学、工程学、哲学、金融、商业等各个领域的千年技术进步史。在这一千年间，西方文明的物质基础和文化形式因机器的发展而发生了深刻变化。这是如何发生的？在哪里发生的？推动环境和生活常规发生巨大转变的主要动机是什么？想达到什么目的？用了哪些手段和方法？过程中出现了哪些未曾预料的价值？芒福德都在这本书里给出了极富远见的回答。芒福德对历史重大事件的意义有着天马行空，甚至是幽默顽皮的猜想。与普遍观点相反，他认为现代生产的奇迹并非始于叮当作响的蒸汽机或其他如瓦特一样的偶像级人物的发明。他坚称，最重要的因素不仅有工具和机器，还有反映人的各种动机的活动，包括宗教信仰、科学、工程学以及无数日常活动中对美的追求和文化准备。《技术与文明》之所以重要，不仅因为它的开创性方法和丰富翔实的历史资料，也因为它阐述了一个在今天仍极具前瞻性的新颖理论：人将外部世界内化，将内心世界外化——我们在物质活动中最伟大的成功，经常是深切的精神需求与最大的理性及非理性激情的投射。因此，弄懂技术不仅是为我们的文明重新定向的第一步，还是懂得社会，进而懂得我们自己的一种手段。芒福德在审视早期现代社会的困境时表现出惊人的乐观态度。他指出导致经济、社会和环境崩坏的问题本质，包括社会组织的军事化，资源的浪费，对自然系统的粗暴破坏，以及把愚蠢的消费主义鼓吹为生活的终极满足。他相信，古技术时期的不公最终完全有可能被一个人性化的新技术时代所取代。但在目击了冷战、核军备竞赛、公共舆论的神秘化等等之后，他原有的信心不复存在，代之以日益强烈的怀疑。也许正是为此，我们才应该重温芒福德从前的思想。那时，光芒尚未被阴影遮蔽，最好的可能性依然存在。让我们和年轻的刘易斯·芒福德一起发问：我们希望建成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本书收录望山、天星观、九店、曹家岗、江陵砖瓦厂、慈利、丁家咀、高台村、塌冢、望山桥、严仓、安岗、龙会河、唐维寺、熊家湾、彭家湾、王家咀、枣林铺造纸厂、五里牌、仰天湖、杨家湾、夕阳坡、港中文藏楚简、上博简《卉茅之外》、子弹库帛书共二十五种出土于湖南、湖北两地的楚系简帛文字，汇集了上述楚系简帛已经公布的所有字形。全编按《说文》次序编排，不见于《说文》的字在同部首字头后，异体、异写括注于条目代表字形后，编排尽可能反映字形沿革关系。另设合文与未识字附于正编之后。每一字形下均附有出处与文例，文例除条目字外一般用通行字。书后编有笔画检字表以供读者查找。

汉字是全世界文字体系中历史最悠久的，要探究汉字的起源及其发展，就不能不从甲骨文说起。本书介绍了董作宾先生亲临殷墟考古现场的故事，收录了殷墟考古第一人董作宾先生的珍贵手稿，重现了甲骨文出土的艰难历程，并针对甲骨文和汉字做出深入浅出的解读和介绍，还从甲骨的占卜和记载内容，探讨商代独有的甲骨占卜文化，最后从常用的六十个汉字看甲骨文到现代文字的变化，并道出背后隐藏的有趣的文字小故事。本书是写给文博爱好者的甲骨文实用入门手册，从甲骨文的基础常识到专业考古发掘历程，从甲骨文书写规律到汉字故事解读，从甲骨占卜仪式到占卜内容的具体解读都有涉及。全方位带领读者跟随大师身影重返考古现场，寻找汉字源头，重新认识古代文字之美。

自19世纪后半叶，鸦片战争以后，列强的侵略势力逐渐深人中国内地。随着18世纪末英国在印度建立殖民统治，19世纪末占领缅甸全境后，中国的西南边疆直接处于英国的眈眈虎视之下。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一些外国传教士、探险家、外交家和学者陆续到西南地区，留下了不少调查报告、会务报告、旅行日记。法国传教士保禄·维亚尔（PaulVial）在深入研究彝族文化的基础上，出版《云南罗罗文字研究》《法僳字典》。法国传教土利埃达尔先后在云南路南、昭通彝区传教十余年，著何西傈保地区）、（《云南傈傈没一华南的一个土著部族》等书。法国传教士马尔丹在四川彝族地区传教二十年，其间搜集了大量彝族风物和彝文文献。法国传教士萨维那著有《苗法词典》《苗族史》。英国传教士塞缪尔·柏格理在苗族地区传教多年，在英国出版了《苗族纪实）（1919年）、《在未知的中国》（1922年）。英国传教士王树德出版《石门坎与花苗》。天主教传教士古纯仁在康藏地区传教30年，综合其见闻撰写了《川滇之臧边》（也译为《藏边三十年见闻记》）一书。与此同时，外国人在中国西南民族地区还进行了许多探险考察活动。如沙尔雅考察队到云南省的武定、禄劝一带彝区复制彝文碑文。保尔·博厄尔到云南曲靖、彝良彝族地区考察。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会员柯乐洪，女探险家巴贝纳、温盖特等人，也考察了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法国文学院院士夏瓦纳到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考察。龙考察队先后在川、黔、滇少数民族地区考察，发表《中国非汉民族的历史记载》。吕真达考察队先后两次考泰四川彝区和云南彝区，著有《建昌罗罗》《在云南和东京的崇山峻岭中）。这一时期到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考察的英国人还有李特、杰克、约翰斯顿、希洛克、费格生等人。李特著有《滇西北旅行》一文，对滇西北小凉山区彝族作了介绍。“当时，这些西方传教士和旅行者的调查报告、旅行日记和会务报告。1940年，法国驻昆明领事弗朗索瓦，法国驻思茅领事彭斯.汤策，还相继到凉山地区考察。英国人亚历山大·霍西（AlexanderHosie，1853-1925），中文名谢立山，近代英国著名外交家和探险家，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会员。自1876年始，受英国政府之派，在中国从事外交、考察等工作，19世纪末20世纪初，先后担任英国驻重庆、成都、温州、烟台、台湾等地领事、总领事，他考察的足迹编辑中国东北、西南、西藏等地，对物产、贸易、交通、鸦片等进行了细致研究，撰写了内容丰富的考察报告。还有一些外国的学者对西南地区进行了考察与研究。早在1902年7月至1903年3月间，日本学者鸟居龙藏受东京帝国大学理科大学派遗，到中国西南进行田野调查，发表《中国西南部人类学问题》《苗族调查报告》等著作。法国人巴克于1907年、1909年两次到云南丽江纳西族地区调查，1913年在荷兰莱顿出版《么些研究》。1914年，华西大学理学院教授戴谦和开始收集有学术价值的文物和标本，接着又有陶然士、叶长青、葛维汉等加入进来，在1922年，他们还组织成立了“华西边疆研究学会”，同时开始编印英文学术刊物《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澳洲国立大学的费子智教授于1936年-1938年在大理生活、考察，后来撰写了著作《五华楼》。后来在其关于中国经历的回忆录《为什么去中国——1923-1950年在中国的回忆》1921年至1949年长期留居丽江的约瑟夫.洛克对纳西族东巴文化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先后发表了《纳西人的驱逐病鬼活动》、《纳西一英语百科词典》（上下卷）《中国西南的古纳西王国》《纳西人的“那伽”崇拜和有关仪式》《纳西人的祭天仪式》《中国西南纳西人的“开路”丧仪》《中国西藏边疆纳西人的生活与文化》《德国东方手稿纳西手写本目录》等十几种著述，在洛克研究的同时和之后，又有昆亭·罗斯福（Q.Rooseveldt）、顾彼得（PeterGullart）对纳西东巴文化进行了研究。以上诸多考察、探险、调查报告虽然具有殖民主义和宗教色彩，但无疑是我们今人研究民国时期西南地区的重要文献资料。《人文辑》包括：民族、语言、服饰、城镇、政治和司法、贸易、女性、苦力百姓士绅生活、宗教信仰、战乱、鸦片等主题。

十字军是中世纪历史长河中避不开的一段历史、一个专门的历史术语。《十字军东征》以翔实的史料、生动的描述和较为客观的分析，讲述历时200多年、反复八次的十字军东征，完整呈现了十字军东征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全貌，以及它给西欧和东方世界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所带来的深远影响。全书展现近1000年前东西方世界第一次交流时的历史场景，同时揭示了近代西欧向外扩张的历史源头，是一本世界史普及读物。

自19世纪后半叶，鸦片战争以后，列强的侵略势力逐渐深人中国内地。随着18世纪末英国在印度建立殖民统治，19世纪末占领缅甸全境后，中国的西南边疆直接处于英国的眈眈虎视之下。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一些外国传教士、探险家、外交家和学者陆续到西南地区，留下了不少调查报告、会务报告、旅行日记。法国传教士保禄·维亚尔（PaulVial）在深入研究彝族文化的基础上，出版《云南罗罗文字研究》《法僳字典》。法国传教土利埃达尔先后在云南路南、昭通彝区传教十余年，著何西傈保地区）、（《云南傈傈没一华南的一个土著部族》等书。法国传教士马尔丹在四川彝族地区传教二十年，其间搜集了大量彝族风物和彝文文献。法国传教士萨维那著有《苗法词典》《苗族史》。英国传教士塞缪尔·柏格理在苗族地区传教多年，在英国出版了《苗族纪实）（1919年）、《在未知的中国》（1922年）。英国传教士王树德出版《石门坎与花苗》。天主教传教士古纯仁在康藏地区传教30年，综合其见闻撰写了《川滇之臧边》（也译为《藏边三十年见闻记》）一书。与此同时，外国人在中国西南民族地区还进行了许多探险考察活动。如沙尔雅考察队到云南省的武定、禄劝一带彝区复制彝文碑文。保尔·博厄尔到云南曲靖、彝良彝族地区考察。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会员柯乐洪，女探险家巴贝纳、温盖特等人，也考察了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法国文学院院士夏瓦纳到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考察。龙考察队先后在川、黔、滇少数民族地区考察，发表《中国非汉民族的历史记载》。吕真达考察队先后两次考泰四川彝区和云南彝区，著有《建昌罗罗》《在云南和东京的崇山峻岭中）。这一时期到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考察的英国人还有李特、杰克、约翰斯顿、希洛克、费格生等人。李特著有《滇西北旅行》一文，对滇西北小凉山区彝族作了介绍。“当时，这些西方传教士和旅行者的调查报告、旅行日记和会务报告。1940年，法国驻昆明领事弗朗索瓦，法国驻思茅领事彭斯.汤策，还相继到凉山地区考察。英国人亚历山大·霍西（AlexanderHosie，1853-1925），中文名谢立山，近代英国著名外交家和探险家，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会员。自1876年始，受英国政府之派，在中国从事外交、考察等工作，19世纪末20世纪初，先后担任英国驻重庆、成都、温州、烟台、台湾等地领事、总领事，他考察的足迹编辑中国东北、西南、西藏等地，对物产、贸易、交通、鸦片等进行了细致研究，撰写了内容丰富的考察报告。还有一些外国的学者对西南地区进行了考察与研究。早在1902年7月至1903年3月间，日本学者鸟居龙藏受东京帝国大学理科大学派遗，到中国西南进行田野调查，发表《中国西南部人类学问题》《苗族调查报告》等著作。法国人巴克于1907年、1909年两次到云南丽江纳西族地区调查，1913年在荷兰莱顿出版《么些研究》。1914年，华西大学理学院教授戴谦和开始收集有学术价值的文物和标本，接着又有陶然士、叶长青、葛维汉等加入进来，在1922年，他们还组织成立了“华西边疆研究学会”，同时开始编印英文学术刊物《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澳洲国立大学的费子智教授于1936年-1938年在大理生活、考察，后来撰写了著作《五华楼》。后来在其关于中国经历的回忆录《为什么去中国——1923-1950年在中国的回忆》1921年至1949年长期留居丽江的约瑟夫.洛克对纳西族东巴文化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先后发表了《纳西人的驱逐病鬼活动》、《纳西一英语百科词典》（上下卷）《中国西南的古纳西王国》《纳西人的“那伽”崇拜和有关仪式》《纳西人的祭天仪式》《中国西南纳西人的“开路”丧仪》《中国西藏边疆纳西人的生活与文化》《德国东方手稿纳西手写本目录》等十几种著述，在洛克研究的同时和之后，又有昆亭·罗斯福（Q.Rooseveldt）、顾彼得（PeterGullart）对纳西东巴文化进行了研究。以上诸多考察、探险、调查报告虽然具有殖民主义和宗教色彩，但无疑是我们今人研究民国时期西南地区的重要文献资料。《自然辑》包括：地形地貌、自然景观、交通（河流、道路、桥梁、铁路等）、动植物等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