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一面镜子，只有以史为鉴，才能面向未来。作者从事中日关系史研究40余年，本书精选其部分研究成果。全书分为四编，第一编以史为镜，论述中国与日本互相认识和互相比较的历史经验教训。第二编以事为镜，论述近代中日两国重大历史事件的互动影响及其经验教训。第三编以书为镜，论述近代中国日本研究的重要著作的成书过程及其历史意义与评价。第四编以人为镜，论述近代中日两国一些著名历史人物的互相交往与促进中日友好的事迹。

本书创新性地取英国与东南亚双视角，结合即时即景欧美与东南亚国际关系的背景，以对比方式纵向考察马来亚与缅甸在殖民地形成过程、应对英国的政治、经济、教育与社会殖民政策，以及在战后保留英国殖民遗产，和选择去殖民化道路方面的相通性与不同性。结果表明殖民与被殖民是一个不平等的双向互动的历史过程。此过程不仅与马、缅各自的前殖民时期历史密切相关，对战后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也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本书利用域外汉籍《韩国文集丛刊》《韩国历代文集丛书》《朝鲜王朝实录》《承政院日记》等资料，运用“阅读史研究”“以诗证史”“传播学理论方法”，重点考察了朝鲜王朝孙子兵学传播与接受的情形，探讨了孙武形象多重认知，勾勒了孙子兵学传播基本概况，探寻了孙子兵学研究进展情况，分析了孙子兵学实践应用情形，并对孙子兵学多维影响做出整体观照。

2017年2月11日，商务印书馆迎来120岁的生日。120年前，商务印书馆前贤怀揣文化救国的理想，抱持“昌明教育，开启民智”的使命，立足本土，放眼寰宇，以出版为津梁，沟通中西，为中国、为世界提供最富智慧的思想文化成果。无论世事白云苍狗，潮流左右激荡，甚至战火硝烟弥漫，始终践行学术报国之志，无改初心。

本书汇聚了于可先生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研究成果，主要从历史学视角剖析了中世纪西欧和中欧的信仰问题及相关思想运动的影响。改革开放后，我国学者在这一领域的研究逐渐深入，于可先生便是其中的领军人物。本书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为基石，展现了中国特色的研究成果，不仅标志着中外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的新篇章，还聚焦于人们的精神生活，理性探讨了西欧社会的思想历程。本书的学术性和历史深度，对于研究相关问题及了解我国在该领域的研究进展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

本书以英国工党百年政策史为脉络，分阶段全面阐述对其影响较大的社会福利思想的变化脉络，以及在其影响下工党社会福利政策的变迁历程，考察社会福利思想各流派不同的思想主张对英国工党社会福利政策的影响，并探究影响福利思想选择的“场域”究竟包含哪些主客观要素、这些要素发生影响的机制和特点是什么。

《 史评论》由首都 师范大学 史研究中心于 2008年创办，刘新成教授 和刘文明教授担任主编，致 力于在中国历史学界推进全 球史的研究视野与方法，提 倡有关跨文化、跨 、长 时段的历史现象的研究，注 重揭示 视野中的文明互 动与交往，探寻政治、经济 、文化诸方面的 化进程 ，及其与地方特性的相互影 响。 本书为《 史评论（第 25辑2023No.2）》包括《欧 洲殖民主义时代的跨文化性 与德国话语》评介、近代早 期 化与西欧殖民帝 国的政府干预和关于“欧洲 中心论”的读书笔记等论文 。

本书聚焦于英国工业革命时期，探讨报刊出版业如何在这一社会转型的洪流中崛起并发挥重要作用。随着科技进步与政治环境的宽松，报刊生产速度加快，发行量激增，覆盖范围广泛。从业人员专业化水平提升，内容形式多样化，报刊业迎来黄金时代。报刊不仅是信息传播的工具，更是思想碰撞的舞台。它们积极参与公共议题讨论，推动政治观念革新，促进社会阶级演变，构建公众舆论体系，对政治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同时，报刊作为科技与文化的传播者，加速了知识的普及与科技的进步，为工业革命的深入发展注入了活力。本书通过深入剖析报刊出版业的发展轨迹，揭示了其与工业革命时期社会变革的紧密联系。报刊不仅是时代的记录者，更是社会变革的推动者，它们在传递信息、启迪民智、引导舆论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本书不仅为读者提供了丰富的历史资料，还加深了对报刊在现代社会中功能与价值的理解。

中外关系史研究以中华民族复兴为深层次原动力，探索历史与现实的结合，总结各国文明交流交往的有益经验。中外关系史不仅是中国历史的重要内容，也是世界史乃至人类文明史的重要内容，值得认真总结与系统阐发。总结中外文明交往的历史经验，吸取社会不断进步的力量，是历史学的基本社会功能。在新时代条件下重新思考中外关系史研究这一艰巨课题，是中国学术自觉参与社会变革的具体行动，也是中国社会科学理论工作者学术贡献与使命担当的体现。本书是第三辑，包括理论探讨、中外关系史、区域国别研究、会议报道。

在前近代东亚世界，“中国”“中华”或“华夏”，更多是一种文明的标签，与古代中国共享儒家价值体系的邻国朝鲜、越南有相当的同质性。它们或号称小中华，或自命“小中国”，所谓“凡礼乐文物，民风士习，悉仿皇朝”云者是也。宦官制度也仿效中国，且常以阉人当贡品。尤其在朝贡体系最为典型的明清时期，与中国接壤的安南和朝鲜进贡最繁，成为明代域外宦官的最大来源国。这批最能接近明朝皇帝的域外人士又常常作为使臣被派遣回原籍，成为前近代东亚区域舞台上最为活跃的一个群体，甚至影响到中央王朝与周边属国的内政外交，可以为解读东亚区域关系提供新的切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