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长安印典·大秦封泥》是一部展示作为秦代官印遗存的秦封泥，以及蕴含于其中的秦代历史文化知识的普及类图书。全书不仅介绍了秦封泥的起源、应用、出土、存藏、价值、研究及其文字特点、艺术风格等内容，还以秦封泥文字内容所反映的历史史实为切入点，结合大量典籍文献与出土文物，展示了秦朝的职官、地理、车马、法律、盐税、医疗、纺织、音乐、传驿、宫殿苑囿、军事制度等秦朝社会的方方面面。全书选取西安中国书法艺术博物馆馆藏秦封泥约130枚，以及相关出土文物、考古遗址及示意图等图片近80幅，以图文并茂的形式、通俗而不失严谨的语言风格，为读者了解秦封泥、认知秦文化开启了一扇窗口。2.关于秦封泥封泥，是古代信函文书封缄的实物遗存。早期的封泥主要被用来封存货物。秦汉时期是简牍文书流通的鼎盛时期，出于保密的需要，秦封泥在这一时期主要被用于封缄文书。秦封泥作为秦印风格的体现，是“印宗秦汉”思想的反映。同时，秦封泥是展示秦朝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重要载体，封泥中蕴含的秦朝职官、地理、传驿、军事、衣食住行、都城苑囿、医疗、文字等方面的知识，对于我们研究秦朝的政治制度、社会生活、印玺艺术等具有参考价值。3.“长安印典丛书”目前已出版《长安印典·古印集存》《长安印典·大秦封泥》两本。 该丛书是一套介绍、展示中国篆刻艺术及相关历史文化知识的普及类图书。丛书以“大印学”思路为指导，在传统印学理论之外，致力于对与印学研究相关新领域的探索，通过对不同时代、流派、类型的印章进行展示、介绍，使广大读者能够认识并喜爱中国篆刻艺术，让社会各界能够充分保护并利用篆刻文化遗产，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研究阐发与普及推广。丛书设计为“工具书 小图录”融合的形式，设正文、图片（图注）、知识链接等板块，图文并茂、形式创新、排版灵活，具有碎片化、趣味性的特点，符合大众的阅读审美。

本书以中古中国墓葬所见音乐文物为研究对象，在礼乐制度与礼乐文化的视野下，从墓葬与现实礼俗的互动、中外文化的交流、时代风尚与观念的形成等不同视角，全景式地呈现了中国中古时期音乐的发展与变迁。通过考古学方法综合梳理，本书将这些音乐文物归纳为鼓吹乐、燕乐、百戏—散乐、高士雅音等不同类型，并指出其音乐属性和功能指向。在此基础上，本书结合文献史料，进一步归纳了各类音乐组合的形成逻辑、不同类型组合出现、发展和消亡的历史契机与内在原因，由此提出了中古时期礼乐文化发展的“雅俗关系”与“胡汉关系”两条线索。循此线索，本书围绕“礼制”与“礼俗”这两个用乐传统，总结了中国礼乐文化在中古时期经历的重塑与转型。

2021年7月，四川日报全媒体“寻根五千年中华文明 三星堆对话古遗址”大型融媒报道启动，项目组历时4个月、跨越全国7个省、行程上万公里，从三星堆出发，沿长江、黄河两大流域行走。先后走进宝山遗址（陕西）、石峁遗址（陕西）、马家窑遗址（甘肃）、石家河遗址（湖北）、盘龙城遗址（湖北）、凌家滩遗址（安徽）等11处具有代表性的古遗址，采访对话数十位余位考古学者。本书用大量的实地走访资料呈现出三星堆与其他古遗址的内在联系，用大量考古发掘成果为进一步证实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提供了坚实且丰富的证据。

《出土文献研究（第二十二辑）》是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所编辑刊。本辑共收录论文二十五篇，内容涵盖了甲骨、金文、简牍文字、玺印文字等多个研究领域，具有较高参考价值。本书可供古文字、出土文献、中国古代史等领域的研究者阅读参考。

中国古代城市文明是一种礼制性的城市文明，它既是物象的行政规划形式，又是政治和意识的体现，构成了中国古代城市礼制文明的显著特色。从史前时代到东汉，都城逐渐成为国家最重要的礼仪中心，都城的礼制建筑不仅体现了当时的建筑水平和规划形式，更重要的是蕴含着丰富的礼制思想，是礼仪制度、政治制度、等级观念、意识形态等多方面的反映。《先秦两汉都城礼制文明研究》运用考古类型学、聚落考古等方法，结合甲骨文、金文、古代文献及考古发掘资料，对我国古代早期礼制遗存进行系统梳理，研究聚落的形成、聚落的社会形态，都市的形成、都市的社会形态，由聚落到都市的演变，并阐述从新石器时代晚期氏族部落联盟性质神权国家的出现，到夏商周三代强势宗族性质礼制国家的形成，再到秦汉时期统一集权帝国确立的全过程，深入探讨了中国古代文明的形成及其深远影响，揭示了中华文明发展演变的独特轨迹。

广义的抄本包括稿本和抄本，前者指著作者著作的底本，是书籍的原始状态，最能准确表达著者思想；后者系稿本或刻印本的复写本。在中国古籍中，抄本是一种特殊的版本类型，也是著述保存和流传的一种重要手段和方法。在雕版印刷术发明之前，我国图书主要靠抄本流传；印刷术发明之后，依然有不少图书靠抄本得以存世。较之刻本，抄本有自己的特点。首先，作为作者手稿的抄本，呈现的是书籍的原始面貌，是祖本，有不可替代的意义。其次，有些书籍虽有刻本传世，但并不能反映著者原稿面貌，可能经过刻印者的删改，而根据原始稿本誊写的抄本无疑保留了更多原书面貌。第三，有些书籍从诞生之日起，一直未能付刊，只以抄本形式流传。抄本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藏书家黄裳就曾提出“凡是抄本，不论新旧，皆为善本”的说法。明代印刷术的发展已相当成熟，当时刻书地区之广、刻书机构之多，都是前代不可比拟的，但当时官、私抄书活动依旧盛行。其中毛氏汲古阁作为明代后期抄书、刻书、藏书的机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各家抄本中，毛氏汲古阁抄本存世量多而抄写精良、影响最大，是明末清初名家抄本的典型代表。“毛抄本”在版本学上已成为专有名词。其抄本所选择的底本多为宋元旧刻，保存了很多古本信息，版本价值很高；一些书籍其旧刻已不存，依靠毛抄得以存留至今，文献价值很高；毛抄抄写之精美、工整也一直为后世为藏书家所称道。《毛氏汲古阁钞本研究》结合大量版本材料，统计现存毛抄本的数量，勾稽见于记载而存佚不详的毛抄本并编纂详细目录，充分揭示了汲古阁抄本在中国书籍史上的意义，以及毛氏汲古阁在古籍传承过程中所作的贡献。作者作为国家图书馆工作人员，对于目前存世之汲古阁抄本几乎巨细无遗地进行了目验和考辨，在掌握大量一手材料的基础上，厘清影抄的概念，辨析影抄本制作的方法；同时，辨别毛氏汲古阁抄本的真伪，梳理各书的版本源流，深入探讨其文献价值。《毛氏汲古阁钞本研究》的出版将很好地推动毛氏汲古阁乃至版本目录学的研究进展。

《手铲释天书——与夏文化探索者的对话 I》访谈对象为24位出生于20—40年代的夏文化考古学家，他们分别是安金槐、黄石林、邹衡、张彦煌、许顺湛、赵芝荃、张光直 、李学勤、李民、方酉生、王克林、殷玮璋、郑杰祥、李伯谦 、李经汉 、杨育彬、高天麟 、高炜、李先登、陈旭、方孝廉、徐殿魁、郑光、饭岛武次。通过他们对夏文化相关问题的解答，中国夏文化考古的学术史跃然纸上。本书首版于20年前，无论是编写体例，还是内容涉及均有发凡起例之功，一直备受考古学界推崇。本次修订，原貌呈现当时的学界状态，保持学术观点的原真性，体现夏文化探索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手铲释天书——与夏文化探索者的对话 II》对18位出生于30—60年代的夏文化考古学家进行了访谈，他们分别是李伯谦、刘绪、张松林、董琦、宋豫秦、郭引强、王巍、方燕明、李维明、杜金鹏、王震中、孙华、袁广阔、许宏、张国硕、秦照芬、方辉、赵春青。访谈主要集中于他们探索夏文化的具体过程，弥补一般发掘报告、研究著作的不足。用考古学方法探索夏文化，目的是以科学发掘的实物史料为基础，印证文献记载，证明夏王朝的存在，复原夏代社会面貌。

唐代是中国古代文明交融与疆域发展的关键时期，特别是唐朝倾国力以西顾，重视西北的开拓与经营。这不仅是形塑唐代国家强盛、文明绚烂的历史形象的重要因素，也对中国古代乃至中亚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敦煌吐鲁番文书与各地所出石刻碑志等出土文献，为钩沉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提供了更多鲜活的史料。本书聚焦于出土文献考释与唐代西北经略史的考证，同时也希望将万里之遥的长安与西域联系起来，借西北研究观察整个唐代的社会治理与制度变革。从个体与时代看，出土文献中有大量溢出于史籍之外的涉及唐代西北边疆的人物与事迹，展现了个体的功业与沉浮，也映照出时代的发展脉络；从国家与社会看，西北地区出土文献生动展现了地方机构的行政运作以及基层社会的生活百态；从中央与地方看，出土文献可以提供国家制度在地方基层落实的细节，展现统一王朝的制度实践。

《寻迹古中国》是一次追寻古老足迹的旅程，更是一场心灵与历史的对话。本书是知名出版人翟德芳在退休之后再续考古之缘的首次出版的作品，不仅是一部考古普及书，更是他在资深出版人和考古学者双重身份下的精心之作。作者基于自己的考古学理论基础和丰富的文物知识，行走于北部中国。他不仅准确解读了考古发现背后的历史信息，还以生动有趣的笔触，将这些复杂的历史知识转化为普通读者易于接受和理解的内容。同时，作者提供了详细的访古路线图，可供读者按图索骥。

自2009年成立以来，苏州市考古研究所承担了该市地下文物调查勘探、考古发掘、管理及研究工作，并取得了一系列考古成果。2022年启动的苏州地域文明探源工程，将不断强化苏州地域文明考古发掘和历史研究，不断增强苏州地域文明探源研究的理论深度和广度，努力梳理苏州历史文脉。该纪念文集，收录30余篇有关苏州考古的专业论文，内容涵盖苏州重大考古发现和综合性研究等，是苏州市考古研究所多年工作的总结与回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