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12月，在“天下龙泉”大展的余温之下，浙江省博物馆与龙泉市人民政府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同时成立了浙江省博物馆龙泉青瓷国际研究中心。21年和22年，龙泉青瓷国际研究中心精心打造并推出以“典·继艺”为中心的系列展览，刘杰先生为两次展览了一批以宋元明时期典龙泉青瓷造型和釉色为蓝本的复刻作品。该书以展览为基础，以今对比为切入，将代龙泉青瓷精品和现当代之作一同呈现，让凝结宋韵精粹的青瓷“活”起来，让千年宋韵“流动”起来，以工匠精神展现了人类非遗的不朽与传承，助力讲好文化浙江故事。

安徽省濉溪县长丰街酿酒作坊群遗址是安徽省首次经过科学考古发掘的酿酒作坊遗址，出土酿酒制作工艺流程设施齐全、保存最完整，较全面地反映了皖北乃至北方蒸馏酒制作工艺发展的生态模式，完整的蒸馏酒制作生产和销售体系性、并排双蒸馏灶酿酒布局均为全国罕见。本书重新勾起数年前两赴濉溪长丰街酒坊群遗址的旧事，旨在使该酒坊群遗址的考古和学术价值，让同行和上级有更多了解；让该遗址的重要性，尤其是利用价值被企业和政府决策部门所重视。

《苏州出土文物精粹》所录出土文物基本按照时代排列，即新石器时代、夏商周时期、秦汉六朝时期、唐宋时期、元明时期。每一时段下面再以遗址为单位，按材质选择代表性器物逐一介绍，同一遗迹单元出土器物集中介绍。一些精美的、难以割舍的单件文物，集中置于每一个时段的最后。受篇幅制约，在文物选择方面，详前而略后，也就是说新石器时代和夏商周时期文物较多，而元明时期仅选择了苏州地区有代表性的几个遗址出土的文物予以介绍。《苏州出土文物精粹》收录的文物大多未发表，如已发表简报，在每个遗址的说明文字部分均已注明，以供进一步研究。当然，重要遗址的发掘简报、报告仍在紧张地整理撰写之中，届时应以正式报告为准。

From 2009 to 2012， due to the serious tomb theft on the top of Mount Dayun， Maba Town， Xuyi County， Jiangsu Province， with the approval of the National Cultural Heritage Administration， Nanjing Museum and the Museum of Xuyi County formed a joint archaeological team to carry out the exploration and rescue excavation of the tombs within the top area of Mount Dayun， revealing a well-preserved cemetery of Jiangdu King of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and with more than 10，000 pieces （sets） of exquisite cultural relics made of pottery， bronze， gold and silver， jade and lacquer unearthed.The central and northern parts of the cemetery have been confirmed as the area of attendant tombs， with a total of 11 tombs excavated. Up to now， there have been relatively more materials and research on the tombs of the Western Han feudatory kings， while the materials and research on the attendant tombs of feudatory kings were relatively less， especially when the tomb owner can be clearly identified as a certain feudatory king's concubine. The owners of the attendant tombs in the cemetery of Jiangdu King excavated this time were all concubines of the first generation of Jiangdu King， Liu Fei. The excavation of these tombs can provide important basic materials for the study of the attendant tombs of feudatory kings， and further promote the in-depth study of the attendant burial system of feudatory kings in the Han Dynasty.This book is available for experts and scholars in history， archaeology and other archeouoto research fields as well as teachers and students in related majors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o make reference to and study.

本书共收录了148件（套）织绣类藏品，是中心库存织绣类文物艺术品的精粹，每件藏品都配有彩色图片及文字说明，书末附有研究人员分工撰写的藏品研究论文。这是北京市文物交流中心深化基础学术研究的成果。既是对库藏重要织绣类文物梳理的记录，为文物研究专家和学者提供参考借鉴；也是指引和启发文物爱好者继续发掘和追寻更多宝藏的线索，旨在进一步推动和丰富中国织绣的研究和普及。

江苏地区是六朝考古的重镇。近些年来，江苏的考古工作者围绕建康城、铁瓮城、溧阳古县城等六朝重要城址展开了系列探索与研究，逐步构建并不断完善着六朝社会生活、葬地空间、佛教寺庙、石窟寺、运河交通、中外交流等六朝文化体系，深化了六朝文明及其文化辐射力的认知。六朝，上承秦汉，下启隋唐，文化大发展，民族大融合，不断丰富的考古资料证实六朝时期的华夏文明进程。南方地区的开发与经济重心的南移改写了中国空间发展的格局，文化结构与区域社会的重组创造了独具特色的六朝文明，其文化风格对当时的东亚、东南亚地区都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甚至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有波及。六朝城市与文明研究是江苏地域文明探源工程的重要课题，江苏溧阳吉县遗址系我院主持发掘的重点项目。2019年以来，在国家文物局和江苏省文物局的大力支持下，溧阳古县遗址连续多年开展发掘工作，取得了诸多重要收获。首先，明确了六朝古县城的规模布局，厘清了城址四至和城门、道路的分布。溧阳古县遗址的发掘工作始终秉承文化遗产保护理念，坚持发掘信息“一张图”的城市考古思路，建立地理信息系统，在整体思路中逐步探索，发掘工作精耕细作，关键局部细致解剖，逐渐明晰了古县城的城墙与城门分布，揭示了城内“十”字干道、城外环城路网及排水系统，首次较为完整地揭露了六朝时期县城遗址的结构布局，确认为六朝“永平”“永世”县治所所在。第二，揭露城址内外的重要建筑遗存，细化了六朝县城的功能区划。建筑是城市属性的重要标志，不同级别的建筑遗存代表了不同属性的城市内涵。六朝县城作为当时政治体制下的重要基层治理机构，城圈范围、城门和道路设计、建筑规模等县级行政配套设施当与其时规制相符。同时，不同地域的建筑材料或风格又会有一些区域性的特点，如吉县遗址的建筑遗存多用木桩地钉加固基础、蚬螺壳当石灰使用等，这应是与本地环境相适应的产物。城内中北部揭示的六朝建筑遗存多期叠压，说明城中方位的重要性；建筑堆积中出土建筑构件以青砖、筒瓦、板瓦、瓦当居多，建筑等级颇高。城外西北部高地揭示的六朝“外圆内方”建筑形制特殊，基址解剖面透露的信息说明，“方圆建筑”至少存在三期营建的情况，具有十分重要的礼制意义。城外东北部发现的南朝院落建筑遗存布局规整、规模颇大，体现了城外建筑空间的营建布局。此外，调查与钻探揭示出临河码头类遗存、城内外联通的路网及水网遗存、城址南侧的水坝遗存、城址外围山地上的墓葬遗存等，由此组成的六朝县城功能空间逐渐清晰而明朗。第三，遗址内出土了数量众多且种类丰富的六朝时期生产生活器物，包括瓷器、陶器、铁器、青铜器、石器、木器、建筑构件等，涵盖了其时社会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瓷器尤其丰富，器形多样，窑口众多，涵盖越窑、德清窑、洪州窑、岳州窑等多个窑口产品。这为我们科学探索六朝县城的生产生活、技术工艺、文化交流、商品贸易、水运交通等提供了翔实且难得的实物资料，为深入解读溧阳古县遗址的重要历史文化内涵打下坚实的物质信息基础。以六朝县城遗存的发掘揭示为依托，逐步开展六朝物质技术、水运交通、文化交流、县城与都城、大一统国家形成等方面的课题探索，将会进一步推动六朝考古的深入研究，并为江苏地域文明探源工程的顺利实施和突破进展提供动力支撑，把江苏地域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积极推进江苏考古事业高质量发展。同时，细化六朝县城遗存的考古研究，还可为探索六朝时期的基层社会治理、多元一体文化、中华统一格局形成等提供重要参考，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提供坚强支撑。

裴文中先生在法国求学期间自己采集和购买了一批石器，有400件之多，包括从阿舍利、莫斯特到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奥瑞纳、梭鲁特与马格德林等法国旧石器不同阶段和文化类型的典型标本，是学习和研究法国及欧洲旧石器很难得的系统材料。先生不远万里将其带回国内，并捐赠于北京大学，供学生学习和比较研究。本图录选取其中的精品进行展示，分为“旧石器时代早中期石制品”“旧石器时代晚期石制品”“中石器时代及新石器时代石制品”三部分，希望能够为更多读者带来旧石器考古学习与研究的方便，推动中国旧石器考古研究不断向前。

广东地处岭南，以丘陵地貌为主，处热带亚热带气候圈，雨量充足，草木茂密繁盛，水资源丰富，极利于陶瓷的制作生产。广东制陶业有着悠久的历史，很早可追溯至七八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在以粤东饶平县为中心的商末西周广东浮滨类型文化墓葬中，就出土了数十件原始青瓷器。其器形主要为大口尊，高度为20多至30多厘米不等。器表施青黄色釉，胎质灰白、坚致。釉下印有平行细密的长条纹、方格纹或细绳纹。先秦时期广东流行的几何印纹陶，至东汉时逐步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与岭北相同的器形。秦汉时期广东制陶的产量明显增多，除了日用器和大量的明器外，砖瓦等建筑材料也大量生产。广东优越的自然条件和悠久的制陶传统，为青瓷的出现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六朝至唐代，广东地区主要生产青釉瓷器。从目前很早的考古实物资料来看，广东青瓷起源于西晋。根据墓葬出土的材料，从西晋至南朝时期，广东青瓷正处于起始和初步发展的阶段。综观已发掘的晋墓，青瓷器往往是与比其数量更多的陶器一起随葬的，个别墓葬中仍零星出现圜底器、几何印纹陶器等带有显著先秦特色的器物，同时也有一些带有汉代风格的釉陶盖罐，显现出历史的过渡性。广东六朝青瓷的分布，覆盖了现今全省的范围。从粤北的韶关市（包括始兴县、曲江区等地）、清远市（英德市、连州市等地），到粤东的梅州市、揭阳市、潮阳区，至粤西的高要区、四会市、德庆县、阳江市、遂溪县、化州市，以及珠江三角洲如广州市等地，青瓷均有出土，有数百件。经测定，广东出土的晋代青瓷火候在1200-1300℃，达到了瓷器的标准。胎色以灰白为主，有的偏黄，胎质较细腻，可见胎土是经过筛选的，但胎质不够坚实。器物施青釉，普遍青中闪黄，聚釉处呈艾青色，有细小开片。釉色莹润，玻璃质感强，透明，属草木灰和石灰石混烧的石灰釉。常见器类有罐（多见四系和六系）、洗、钵、砚、盂、碗、杯、虎形器、羊形器、鸡首壶等，其中罐、碗、杯的数量很多。晋代器物的釉层较薄，剥釉、流釉和聚釉现象较严重。南朝器物的釉层相对较厚，有1毫米左右，并且均匀，虽还有剥釉现象，但胎釉结合相对较好，甚至有个别精品的釉层不见开片。南朝的盘、碗等器物有的开始出现刻划花纹，主要是莲瓣纹、双鱼纹等。盘多平底，一般在底心刻一个直径3-4厘米的线圈表示足部，也有少量是饼形足，底不上釉。碗、杯均为饼形足，有的在饼足内刻一线圈，底足有的无釉，有的随意地轻轻刷一层稀薄釉，但多有剥落。砚基本为三蹄足，器身为浅腹盘状，口沿处有一道浅凹槽。唐代是我国陶瓷业兴旺发展的时期。广东唐代重要的窑址主要有广州曾边窑、潮州北关窑、梅县水车窑、高明大岗山窑、遂溪马城长坎山窑（属雷州窑）、新会官冲窑等，均生产青釉瓷器。

《印学研究》第二十辑以玺印姓氏研究为重点，并对新见及传世玺印文字资料进行了新的考释。共刊发《战国齐文字中的“攸”与“均”》《战国秦汉玺印所见複姓考析》《新见齐複姓考二篇》《秦汉玺印姓名考析（续十五）》《任丘新出土秦陶文校释》等论文。

黄岗遗址位于江苏省淮安市清江浦区徐杨乡黄岗村。2018年6－12月，南京博物院和淮安市博物馆联合对遗址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发掘面积4000余平方米，该遗址时代跨度大、文化内涵丰富，以新石器时代遗存为主体，并有西周、汉、唐、宋、元、明时期遗存。这次发掘清理出大量不同时期的房址、墓葬、灰坑、灰沟、烧土等遗迹，出土了大量的陶器、骨器、石器等标本。初步可将遗存分为两个时期，二者虽有承续关系，但文化面貌差异性突出，分属不同的考古学文化。黄岗一期遗存分布于发掘区中北部，灰坑、烧土堆积及洞类遗迹等分布密集，叠压打破关系复杂，陶器器类主要有陶釜、鼎（锥状足）、钵、罐、壶、盉、豆、支脚、陶拍等，玉器、石器、骨器数量不多，骨器主要为鹿角靴形器、锥等。黄岗二期遗存分布于发掘区南部，局部叠压于一期遗存之上，陶器与一期相比器类差异明显，新出现了匜、三足钵、杯和大量彩陶，另有少量石器及骨器。黄岗遗址的发现是近60年来该区域史前考古重大的突破，为重新认识青莲岗文化以及距今7000至5500年的淮河古道沿线考古学文化面貌提供了新的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