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河湟地区在行政上基本实现了内地化，各民族交往频繁，文化互动类型丰富。本书以官方正史、地方史志、私家著述和档案资料为基础，通过对清代河湟地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研究，探讨了该地区族际交往、文化互动的一般规律和特殊性，指出“交融性而非区隔化”是其文化发展的核心特征。国家意志、地方利益和民族诉求的趋同促成了清代河湟地区各民族在生产生活方式、宗教信仰、语言艺术以及价值观念等方面形成了一定的共同性，使得各民族日益结成了牢固的经济、文化和命运共同体，客观上巩固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最终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区域性、基础性和内在性的历史力量。

《清代西南区域史研究》是一部专题探讨清代四川（包含今重庆全部，以及贵州、云南的个别地区）和清前期西藏历史的著作。其中，第一章对“江口沉银”的史实求证历程做了系统梳理，探讨了张献忠及大西政权的有关问题；第二、三章，分别从几个侧面对清朝的移民政策和效果进行了探讨，并对四川作为移民大省和农业大省形成史作了探讨；第四章 从康区的商业、农垦等角度，探讨清王朝在抵御外敌入侵和加强边疆统治的双重任务下，是如何谋求康区这片政治保守、经济和文化落后的民族地区之治策的；第五章，从明清政权更替之后清朝间接治藏模式的确立、西藏地域和民族名称的变化，以及清廷处置 “三塘”归属等几个侧面，探讨清朝治藏策略的演变进程，并试图回答清朝治藏模式为什么有一个由间接到直接，或者说施政力度有一个不断加大的过程。

本书作者为海峡导报资深记者，有着多年驻台经历，对台湾的人事和风物都有着独到而深刻的体会。本书是作者在历年的采访报道中写就的台湾形形色色的人物群像，既有政坛大佬和新秀，演艺圈、文学界风云人物，也有台湾重要政治事件的亲历者，更有普通的市井小民。作者在书中力求以客观、务实的态度去看这些年她所认识的台湾人，努力寻找他们身上的时代印记，想用一个个活生生的台湾人，拼成对台湾最原始的印象。

《长沙走马楼西汉简牍研究》是国家出版基金项目“走马楼西汉简牍”的研究论文集分卷。长沙走马楼2600余枚西汉简牍绝大部分为西汉武帝时期的官方文书，是一批了解西汉中期长沙国官府的行政运作、司法制度和社会日常等方面的重要文献，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本书是“长沙走马楼西汉简的整理与研究”课题组的成员在整理与研究长沙走马楼西汉简牍的过程中陆续发表在《考古》《文物》《出土文献》《简帛研究》等学术报刊上的论文汇编，此外还收入尚未正式发表的论文数篇。本论文集的编选采用专题研究的形式，将课题组成员所撰写的论文分为绪论和简牍年代与历法、长沙国职官制度与王国治理、长沙国司法文书、长沙国法律制度、长沙国历史地理、简牍所见文字与名物六个专题编排。本书的出版，既是课题组成员给学界提供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也为进一步阐释长沙走马楼西汉简牍的价值和意义提供了宝贵材料。

燕王朱棣打出“遵祖制，奉天靖难”大旗，亲率数万之众摧城拔寨，斩将搴旗，战必胜攻必取，靠的就是自家的“萧何”——他的嫡长子，燕王世子朱高炽。朱高炽临危受命，筹饷，守城，抚牧百姓。在母妃徐静和道衍和尚的赞襄下，面对朝廷五十万大军，北平城坚守月余，固若金汤，为主力部队赢得时间。在北平孤城，他要面临朝廷大军，细作，北平忠于朝廷的官兵，还有来自内部的暗箭。他成为各方面的眼中钉，除夕夜遇刺，性命保住，但落下严重的足疾。他不屈不挠，最终扛住了压力。

《沈剑英全集》对沈剑英教授多年以来的学术研究成果加以总结。其主要内容是沈教授关于东方逻辑学的研究。逻辑学，是一种思考方法，也是探索真理的工具之一，是关于理由的智慧学术。因它是论辩术，所以它的主要方法就是立论、论证，它是内容求真之学。它与西方逻辑学不同，西方逻辑学中的亚氏逻辑是形式逻辑，它不干涉思想内容，是纯形式化的演绎，它是对论式形式结构和规则的研究。虽然两者都涉及思维语言的理则，但是两者学术的取向是有本质区别的。另外本书还收录了沈剑英教授一些关于古典文学研究的文章。

《三国史话》是吕思勉为大众所写的一本历史科普读物。作者从“宦官”“外戚”“黄巾”和“后汉的地理”等方面写起，还原史实真相，对董卓的扰乱朝纲、曹操的崛起、司马氏的兴盛衰亡等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同时还为一些被文学丑化的人物“辩诬平反”。语言通俗生动，既纠正了人们对三国历史的认识偏差，又引起了读者的阅读兴趣。

大明朝永乐皇帝嫡长子朱高炽，在惊涛骇浪、暗流滚滚的朝局中，击败两位弟弟，储位东宫。但是储位并不稳固。两个弟弟一明一暗，血红的眼睛盯着东宫。已被封为汉亲王的朱高煦不去云南就藩，赖在京师。趁太子监国，诡计百施，把太子党打击殆尽。太子朱高炽牢记薛晓云之语，“循天守分”，不想与弟弟们争短长。然树欲静而风不止，强大的政治集团是他潜在的对手。他们处处掣肘，为打击太子，不惜使出炸掉火药库，火烧太仓等手段。皇上不止一次切责太子，朝野洞若观火，皇上有易储之意。太子在道衍和尚、金忠和东宫官员的教导下，如履薄冰，寅畏小心，谦恭礼让，韬光养晦。最后一击而中，稳固了东宫储位。他储位二十年，监国六次。名为监国，实为国主。

作为1911年至1919年间享誉中国的《东方杂志》主编，杜亚泉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大学问家，一个超越了自身时代的“另类启蒙”思想家。但是，在百年中国的革命时代背景下，杜亚泉所代表的审慎理性却被激进思潮长时间地淹没了。近二十年来，杜亚泉生平与思想的众多方面，包括《亚泉杂志》与《普通学报》、杜氏与商务印书馆、与《东方杂志》、与新文化运动、与白话文、与科学普及等，都得到了学界关注研究。他在其数量惊人的论著中留下了许多关于社会改造、政治鼎革及东西文化比较的深邃思考，对其思想的研究，时至今日仍具有超越时代的启发意义。本文集梳理、汇编了近年来对杜亚泉思想多个视角、维度的研究论文近40篇，将一个久被尘封、忘却或误读的杜亚泉，以其博雅、开明、周详、深刻的思想家形象，重新还原到思想史上。rn该书稿反映了近年来中国思想界对杜亚泉研究的最新成果。杜亚泉先生的文章绝大部分是文言文，且篇幅较长，给当代读者阅读带来了一定困难，这本书可以充当一把钥匙，为读者打开一扇方便之门，帮助读者感受这位先哲的智慧光芒。杜亚泉先生长期主持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理化部工作，编辑出版了大量科学类教科书、工具书，为商务印书馆的科学出版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本书的出版亦能为研究商务印书馆与现代中国的科学传播、教育启蒙提供新的思路与视野。

在《中国近代史》中，蒋廷黻把“中国近代史”界定为“中国近代化的历史”，中国能否近代化以及如何近代化，成为该书论述的主线。作者在该书中提出了“中国人能否近代化将关系国家兴亡”的观点。他采用对比的方法，一开始就抓住中国社会的差距说话，指出“到了19世纪，西方的世界已经具备了所谓近代文明，而东方的世界仍滞留于中古”。而在《中国与近代世界的大变局》中，蒋廷黻认为，“中国近代所处的局势确是‘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中国近代所遇之敌人确是‘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并探究“这个大变局的由来及其演化，中国对此变局的应付及其屡次的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