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我父亲傅抱石的一百周年诞辰。而他自1965年因患脑溢血辞别人世，也已过去了三十九个年头。在短短的六十一岁的生命旅程中，他创造了辉煌的业绩。在绘画、篆刻及美术史论研究等多个领域中都进行了创造性的劳动，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杰出成就。而他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在艺术家当中也是十分突出的。因此人们没有忘记他。尤其是近二十多年来，傅抱石这个名字频频出现在海内外各种媒体上，而且有越来越热之势。我想，这就证明了艺术家所创造的真正有价值的艺术是不会与艺术家的生命同时结束的。相反，人们会怀念他。并时时感觉到他的存在。今年以来，人们用拍摄电影传记片，出版画册及各种研究性的书籍。在海内外举办一系列的画展，发行各种纪念邮品。举行学术讨论会等各种方式。来表达对我父亲的崇敬与怀念，同时大力宏扬我父亲终身不渝的其命唯新精神，借以推动21世纪中国画继续向前发展。我们编印这本《傅抱石百年诞辰纪念文集》的目的也在于此。这本文集汇集了数十位作者的文章，分成“纪念”和“研究”两大类。其中有的文章是我们从报刊上得到的。这些文章对全面了解我父亲很有价值。故被选进这本文集。但文章作者可能并不知道我们选用了他的文章，在此谨表歉意。这本文集是在江苏省政府及省文化厅和江苏省国画院领导的支持和指导下才得以出版的。它也是我父亲百年诞辰纪念活动的一项内容。

本书分阴法鲁先生纪念专辑，包括阴法鲁先生简历、想念阴少曾（法鲁）先生、我的深情悼念等文章。其他论文有：《新出土先秦文献与古史传说》、《试说郭店楚简〈性自命出〉关于赉、武、韶、夏之乐一段文字中的几个字词》等。

目录中的*代表一个字，左边是一个礼的左边右边是一个右字，字典里有但输入打不出来。这个字念yòu。二、走西口——清代向塞北地区的大移民哥哥走西口，小妹妹也难留，止不住伤心泪，一道一道往下流……——山西河曲二人台《走西口》“走西口”一词流传甚广，尤其是在中国北方。这首先要归功于地方戏曲二人台的著名剧目《走西口》，而这一剧目出现的背景就是清代北方各地平民向长城以北地区的垦荒移民运动。在这场移民运动中，山西各地平民充当了最耀眼的角色。翻阅中华民族发展史，我们不难发现，被称为“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的万里长城，其实成了长期阻隔南北民族交流的屏障。一次又一次的民族战争，使居住在长城南北的各民族民众饱受苦难与创痛。这些苦痛的回忆往往成为人们心中永远难以消失的梦魇。然而，清王朝建立后，长城内外实现了真正的统一，为沿边居民的生产生活开创了崭新的局面。对于这种局面的出现，许多有识之士道出了发自内心的感叹，如光绪年间山西忻州知州方戊昌指出：我国朝定鼎以来，蒙古慑伏，中外一家，二百余年，从未用兵，忻郡之民如出水火而登衽席，休养生息，户口繁孳。乾嘉之间，习于边情者贸易各部落及西北口外各城，有无相通，权其子母，获利倍蓰，忻人不但不受近边之害，转受近边之利。忻州（今山西忻州市）可谓沿边地区的一个典型代表。长城内外一体化的意义，并不局限于铲除敌对，消弭战乱，更在于展现出长城南北经济发展的巨大潜力。这种潜力首先表现在对南北贸易的需求。出于经济性质及物质的差异，长城南北经济存在着显著的互补性。游牧民族需要中原地区的茶、糖、铁、布匹等等生产生活资料，而内地则对马、毛皮等有着巨大的需求量。双边贸易蕴藏的可观利润，吸引着沿边居民投身于“权子母”的行商行列。由此发家致富者多至不可胜数。其次，与移民运动相关，长城以北地区除了广袤的草原外，还存在着大片宜于农耕的土地，而北方各地随着人口的增加，人均土地占有量不断缩小，人地矛盾日趋突出，因此，缺少土地的北方农民一齐将眼光投向了千里塞外。成千上万到塞外垦荒的农民最终在当地定居下来，与边疆各地人民共同成为塞外的主人，他们也就是“走西口”移民运动的主力军。然而，“走西口”移民运动的发展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中国封建王朝长期推行严密的户籍制度，限制居民的自由迁徙，清朝也不例外。如从康熙年间开始，清朝官府做出了限制内地平民向蒙古地区移民的规定，例如禁止内地民人娶蒙古妇女为妻，每年户部颁发印票，限制出口人数等等年户部颁发印票，限制出口人数等等。但清朝最高统治者也看到塞外垦荒对缓解内地人地矛盾所起到的积极意义，以乾隆皇帝为例，他曾自豪地说：古北口外一带，往代号称岩疆，不敢尺寸逾越。我朝四十八部，子弟臣仆，视为一家，沿边内地民人，前往种植，成家室而长子孙，其利甚溥，设从而禁之，是厉民矣。④既然有最高统治者的“网开一面”，清朝官府的种种限制规定发挥的实际作用就相当有限了，形成“禁者自禁，耕者自耕”的局面。时至光绪年间，通过“走西口”来到塞外定居的移民已相当多，在当地经济生活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他们在塞外地区并没有户籍，其常住居民的身份没有得到法律的认可。为了有利于行政管理及维护其合法的权益，山西巡抚张之洞提出在土默特地区推行“客民编籍"的建议，最终获得朝廷的批准，反映出这是顺乎民意之举。张之洞的奏疏大致反映出当地客民的实际状况：……现在该蒙古以耕牧为生者十之二三，藉租课为生者十之七八，至该旗有所谓“游牧地”、“户口地”者，自康熙年间以来，久已陆续租给民人，以田以宅，二百余年于兹矣。该民人等久已长其子孙，成其村落，各厅民户何止烟火万家。此等寄民即不编籍，亦成土著，历年既久，寄民渐多。……夫大青山以南，归化城以东、以西，延袤数千里，西汉元朔以来，久为郡县，即定裹、云中、五原三郡之境。况以国家休养生聚二百余年，士农工商数十万户，断无驱还口内之理。①“士农工商数十万户”，仅指以归化城（今呼和浩特）为中心的内蒙古西部地区汉族居民的规模，以每户5口计，光绪年间这一带汉族居民的数量有数百万人之多，这其中大多数已是移民后裔了。可见，在“走西口"移民运动中，来到塞外的汉民是一个相当庞大的数字。三、闯关东——清代向东北地区的移民运动荒城废堡，败瓦颓垣，沃野千里，有土无人，（关东一带）全无可恃，此内忧之甚者也。——【清]张尚贤《奉天形势疏》“关东"即指山海关以东地区，主要包括今天辽宁、吉林、黑龙江三个省区的范围，故通常成为东北三省的代名词，人们常将清朝封禁时期关内向东北地区自发的移民运动称为‘‘闯关东”，这自然是清代向这一地区移民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辽阔的东北平原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似乎远离中原士人的视野，也是一个较典型的少数民族聚居之地。白山黑水曾经沉寂了太长的时间，她仿佛是“东胡"或“东夷”的专属之地，中原人不能也不愿涉足。不过，倒是一个又一个从这一带走出并叱咤中原的强悍民族给中原人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他们有：从“嘎仙洞”走出的拓跋鲜卑，从松漠之间崛起的契丹人，从白山黑水挥戈南向的女真人……直到关外的满族人势不可挡地攻破山海关，成为新一代王朝——清王朝的缔造者。……

A01#本书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从研究地域上讲，吸收了港澳台地区的研究人员加盟，对港澳台地区2003-2004年出版业进行了分析与研究，使报告真正成为完整的中国出版业研究报告。第二，从研究的对象上讲，增加了对音像、电子、网络出版等新媒体的研究，从单纯注意图书出版业研究向对整个出版业全面研究迈进，使研究内容更加丰富。第三，从研究深度上讲，我们在做好一般性研究的前提下，注意了对2003年度出版业重点、热点问题的深入研究。第四，从研究方法上讲，从注意定性研究向定性与定量研究并重转移，在一专题研究报告中，注意了对数据的统计与分析，并根据全国出版统计数据做了一个数字分析专题报告。通过这些努力我们希望够更加全面、深入地反映本年度我国出版业发展状况的全貌。

这是一本纪实文集。内容包括：走近“落魄高官”一桩寂莫婚姻挣扎出情深几许、浮华背后 谁是真爱、“腥风血雨”之家 造就了“723”分的高考女孩等。

本书是作者10余年中国侠文化研究的集成性成果。以文化基因论、文化层次论和历史结构论为理论基础，梳理了中国侠文化的历史与现状，提出了中国侠文化的基因传递与变迁线索，勾勒了武侠小说的历史与文化发展轨迹以及中国侠文化在新的文化条件下更加广泛的表现方式，总结了中国侠文化的道义思想和英雄梦幻，就武侠小说的文化展现与审美展现作了饶有趣味的探讨。本书拓展视野，探讨了武侠小说所表现的中西方文化交融；更将视野至当下现实，探讨了中国侠文化的新兴形式及当下侠性心理，分析了新时期“武侠热”的深层次文化原因。本书出入于理性论说和文化评论之间，逻辑严密，注重学理性探讨；行文活泼生动，注重可续性。<

《南通范氏诗文世家（共21册）》共选录南通范氏十三代二十一位作者的诗文作品约四百万字，其中诗歌八千四百九十一首、聊语成诗童二百九十一副、文章两千一百五十二篇、专著五部、书信一百八十五封、日记一百一十则；选录南通范氏姻亲十一位作者的诗歌两千零二十二首、文章六十六篇、专著三部、译著两部，共六十余万字。另外收录年谱、纪事编年等四部七十余万字。世系排序。《南通范氏诗文世家（共21册）》所收南通范氏作者均自范曾上溯为序，即范曾父、祖父、曾祖、高祖、上溯五世祖范持信，直至范曾上溯十二世祖范应龙。卷帙编排。《南通范氏诗文世家（共21册）》分正编和副编两部分，共二十六二十一册。编校原则。本着「整旧如故」的原则，最大限度地保留古籍的文本的风貌。对原作内容不作更动，诗文中对历史人物、事件的评述及用语，一仍其旧。诗文题目一般不作改动；个别诗题过长者，以该诗首句为题，将原题改为小序予以保留。《南通范氏诗文世家（共21册）》采用繁体字、竖排通行版式。根据国家现行语言文字规范，改异体字为正体字（个别专名酌留异体），古今字、通假字、省形字、借字、避讳字等则不预改动。

本书从创业理念、创业实践、创业实务三个方面对创业怀创业教育、创业者、创业新思维等进行全面论述，并给出相关练习题。

该书讲述了大学生和大学图书馆、文献类型和特征、图书馆藏书组织与检索、文献信息检索基本理论与方法、国内文献信息检索工具、参考工具书及其利用以及图书馆现代化七章内容。

《大公报》是中国现代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一张大报，它诞生于1902年。在这漫长的岁月里，它不仅见证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变迁，而且它已经也经过起起落落，历史了不同的发展阶段，饱尝了一个世纪的沧桑。作者选择《大公报》最辉煌和最鼎盛的时期，即1926年到1949年“新记”《大公报》时期的几个重要文学副刊作为对象，力图通过对这个文学舆论空间系统的考察和分析，动态而历史地展现《大公报》的文学副刊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贡献以及两者间的依存互动关系。本书以各个时段的《大公报》文艺副刊为经线，以各个历史时段中出现的主要文学现象和问题为纬，分别对于四个时期的《大公报》文学副刊进行了考察与论析，于文学历史现象有许多发现，提出了不少富有创造性的令人感到非常新颖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