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侧重探讨文化与美学的关系、跨文化美学的方法论与学理要求，同时追溯东西方审美文化的历史绵延与流变。其中主要涉及跨文化美学的超越性、平等的对话原则、点面相济的比较方法与独立的学术意识、中西文化碰撞与中西美学会通的基本模式，如片段性的因借发挥、系统化的学科架构、中西会通式的理论整合、多学科综合型的美育实践、中西文化诗学的比较等。对西方20世纪60—70年代“反文化”的乌托邦与后遗症、摩罗式崇高诗学的特征与现代西方美学趋势及其问题的论述，则基于相关的文本分析，如马丁的《当代社会与文化流变》、鲁迅的《摩罗诗力说》与阿多诺的《美学理论》等。

张弘（以下简称张）：确实，同样的症结不止在一个领域存在。研究工作不是针对实际的课题，而是光在名词、概念、术语上兜圈子，你提出一个理论，他提出一个反理论，或者你构建一个系统，他再构建一个反系统，本身都能自圆其说，但远远地脱离了丰富复杂的具体情况，结果凌空蹈虚，大而无当。这里首先需要方法论上的自觉。我同意福柯及其师长巴歇拉尔的主张，不赞成用笼而统之的普遍性结论来涵盖生动变化的具体现象，更反对那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习惯套路，动不动就想搞一个真理体系，凭三五条规律来说明一切的做法，而主张从个别学科切人，从个别课题切人，通过具体的研究，来说明问题。我赞同福柯的观点，只承认学术和学科领域中的“局部性哲学”和“局部性术语”。换言之，面对某一研究的对象，你要得到的和能够得出的，只有适合该对象的局部性结论。不要动辄将它提升为也适合别的研究对象的普适性东西，或者反过来用某个现成的结论来套面前的具体研究对象。惟其如此，我们的研究工作才能“到位”，恰如其分地把握研究对象的个性。正是在此意义上，我提出比较文学相当于文化研究来说，属于个案或个例的研究。目的在于，通过比较文学的具体领域的探讨，来为文化研究提供局部性的结论。同时也避免了比较文学走向“泛文化化”，丢失了它固有的文学艺术特性的弊病。落实到学术研究的实践中，像本书对美国作家和中国文化的关系的探讨，我也把它定位为个案的研究。我认为，有关中外文学或文化关系的探讨，不应该满足于从宏观上提出几个全局性观点，或举出几个例证作证明就算可以了。那还是十分初步的，不客气地说，甚至是相当肤浅和鲁莽的。只有通过一个个国家、一个个作家、甚至一个个作品的过细研究，才可能将中外文化和文学交往过程中的各种复杂情况较全面地反映出来。……

人人想做SOHO，而SOHO并不就是天堂，对某些人来说甚至还是地狱。本书对各类SOHO的生活习惯、工作方式、精神状态进行了形象生动的描述，总结了成为SOHO应具备的物质备件和心理素质，以及SOHO成功的18条戒律，分析了在哪些领域SOHO容易成功，并对SOHO的7大武器作了详细介绍。本书由SOHO撰稿人撰稿，SOHO设计人绘制插图设计封面，SOHO是所有已成为SOHO和即将成为SOHO者的必备手册。

一流学府的思想之声，著名学者的智慧集锦！ 《在北大听讲座》书系创始于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人民日报》《南方周末》《读者》《中华读书报》《中国青年报》《新浪网》等数百家媒体报道或转载，被评为最受读者欢迎的思想读物，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强力推荐，深受各界读者钟爱。所收文章皆为专家、教授、知名学者、社会名流在北大的精彩演讲。文章深入浅出、简约朴素，既有引人深思的深厚学理、又有催人奋进的人生智慧。 本书是“在北大听讲座”书系的第五辑。本书是“在北大听讲座”书系的第五辑，所收文章皆为专家、教授、知名学者、社会名流在北大的精彩演讲。文章深入浅出。简练朴素，既有引人深思的深厚学理、又有催人奋进的人生智慧。文章兼容并蓄，可谓思想的精粹、智慧的集锦。由于“汇集了各领域最前沿的思想和观点”。本丛书被喻为最具时代精神的“思想大餐”，且“由于其严肃的学术品格和通俗的阅读形式”而深得各界读者钟爱。并被评为“九十年代以来最受欢迎的思想读物”。在浮华之风日盛的今日社会。对所有“为国求学、努力自爱”的人们来说。北大讲座中传来的思想之声是真正值得认真品味和用心领会的。

这不是一部研究北京文化史的书，也不是研究北京文化的某一具体门类的书。在本书中想要谈论的，是城与人，一个大城与它的居住者，一个大城与它的描绘者。主要内容包括“文学史研究丛书”总序 小引、城与人、乡土――北京、北京与写北京者、城与人、话说“京味”、何者为“京味”、风格诸面、当代数家、京味小说与北京文化、文化的北京、现代作家：文化眷恋与文化批判、家族文化？商业文化？建筑文化、文化分裂与文化多元等。

1、国学化的神学与神学化的国学：有关“国学化的神学与神学化的国学”这个创建的理念，在1979年11月《景风》所载五十年六十年代一些本色神学工作）一文已有提及。但是分析和支持这一个论点，在1981年《基督教儒学四讲》则有较鲜明的提述。所谓“国学化的神学与神学化的国学”，简言之，就是着意找寻中国传统的文化思想中，有些什么可以拿来阐释基督教信仰的；而基督教的信仰中，又有什么可以补中国传统文化之不足的，由此创造出一条可行途径。因此有说：我们此番研讨，最主要的目的，乃在于挖掘中国固有文化思想最原始的根源，以寻找与基督教信仰之间所有相同，相近与相异之处。只就我们简略的研讨而官，我们深觉中国固有文化与基督教信仰之间，的确有很多相同相近之处，可是其相异之点，亦复不少。诚能两者相互融会，则其在中国之文化思想言，固可以获致基督所赐的新生命、新活力，而对基督教信仰的阐释言，则在基督教的神学园地中，亦可拓展新途径，从而可以结出新果子。这便是我们在序言和绪论中所提到建立神学化的国学，与国学化的神学的理想。首先是，信仰仍以某种特定的经验为起点，并借确认因果联系的经验理性而确立；其次是，信仰会随经验知识的变化而变化。如我们所看到的中国人的宗教信仰中，道教就经历过一个由外丹道向内丹道的发展过程，在内丹道之全真教派中，道教的信仰就由具实在意义的神仙追求转向更重内在心性修养并含道德价值的精神追求。佛教则经历了由空宗向有宗，由唯识学向如来藏学的变化过程，在如来藏学中，佛教的信仰也由对彼岸世界的诉求转向更重个体心境清净的一种空灵追求。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确认，信仰具历史性，受历史条件与历史发展状况的制约。也正因为信仰具历史性，我们才可以对信仰作客观的历史的考察与分析，与对信仰作新的选择。这样一来，我们如何理解信仰的的绝对性呢？在我看来，信仰的绝对意义，它的超越性，应该是对每个信仰主体、对主体的情感体验与心灵境界而言的，是指的信仰主体一旦认同某种信念后之义无反顾与不受限定性。信仰的绝对性，不应该从存在论上讲，不应该被理解为有一存在体具永远、无限支配经验世界与社会历史的位格且不受限定者。这是因为，我们所处的时代毕竟与以往不同了。关于这一点，马克斯·韦伯有如下描述：“我们这个时代，因为它所独有的理性化和理智化，最主要的是因为世界已被除魅，它的命运便是，那些终极的、最高贵的价值，已从公共生活中销声匿迹，它们或者遁入神秘生活的超验领域，或者走进了个人之间直接的私人交往的友爱之中。我们最伟大的艺术卿卿我我之气有余而巍峨壮美不足，这绝非偶然；同样并非偶然的是，今天，惟有在最小的团体中，在个人之间，才有着一些同先知的圣灵（paeunna）相感通的东西在极微弱的搏动，而在过去，这样的东西曾像燎原烈火一般，燃遍巨大的共同体，将他们凝聚在一起。”①韦伯的这一说法不是没有道理。然而实际上这个时代的人们不容易点燃起对具实存性意义的圣灵的信仰的巨大热情，不仅是在认知上过于理性化和理智化使然，而且亦是人们在价值追求上的多元性取向使然。这种价值追求的多元性取向再也不能同意把某一特殊、个别的价值理念升格到普遍与绝对的层面上强加给整个社会，它宁可把公共性、普遍性问题交给经验知识去处理，而把各种个别、特殊的信仰留给每个个别、特殊的心灵，并以此确保每个个人平等地获得自由。由此，为“共同体”献身那种崇高感再也难以激发。这对于社会来说是不幸的。“自由”的追求将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神学到底是什么？它是上帝的自我说明（Se|bstausleeung），也就是说，作为上帝的自我描述（Selbstdal3tellunS）的一种神——学吗？抑或是人关于神的一种言说，亦即在一种历史和社会的情况下作为人行为的有关信仰的负责任的言说呢？到底哪一种才算基督教神学？巴尔塔萨说：“神学首先并不是人的功绩，而是神圣天父的一种功绩，因为‘他’喜欢用人的语盲真实地层示自己，并使人得以理解‘他，所展示的神圣的精神。”而默茨则明确指出：“不是每种在内容上谈了非常多关于耶稣基督的神学就已经是……．‘基督神学’。基督神学有权利要求对这种信仰作出解释。因为在我们时代的条件和挑战下。有必要根据信仰的希望来追问。”这两段话已经很清楚地表明基督教神学“向上”和“向下”两种不同的思维路径。这里，很有必要详细一点地探讨分析一下两位神学家不同的地方。基督教神学首先就涉及到“救赎论”（Sotgi（dogie）的问题。当然，巴氏和麦氏都共同认识到，人和世界的拯救不太可能从所有历史和社会的压力下推导出来，救赎只能通过上帝而发生。因此，两者都把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然后又复活这一事实，看成是历史中上帝积极拯救人类的表现。然而，这两位神学家从不同的角度来理解基督的出现。巴氏从内在于上帝的历史“垂直地”来理解事情的发生，强调它是上帝展示的事件，即作为三位一体的、绝对的上帝之爱的启示。相反，麦氏是从真实历史“平面地”理解基督的出现，认定这是世界的末世论的接受，也就是上帝的末世论的预言，从而使人类自由历史成为可能。简言之，巴氏把基督对人类的救赎首先解释为内在于上帝的爱的历史，而麦氏则直接看成是人的自由的历史。再看两者在“基督论”（Onis~logie）问题上的区别。巴氏把基督的出现看成是上帝扮演三位一体之爱的启示，他有意强调了基督的神性，强调基督作为上帝之子，在毫无保留地把一切献给父时，就领受了父为他所指定的一切。而默氏似乎更强调基督的人性，他和拉纳尔（KarlRahnerl904—1984）一样，把基督论发展为已经被完成的人类学，尤其强调上帝的肉身成人，“耶稣基督完全是人，作为来自我们中间的任何一个他人”。虽然巴氏和默氏都知道，人们不应该简单地把基督被钉在十字架和后来的复活分开，但在实际上，前者强调的是耶稣的复活，而后者则强调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巴氏在基督现这个事件中，看到的是世界通过上帝用绝对的爱把人从罪过中挽救出来的完成，而默氏在此更多地发现的，却恰恰是基督与人分享的那种非同一的、苦难的历史。在末世审判问题上，虽然巴氏和默氏都认为这必须是整个神学的一个根本范畴，但巴氏尤其关心最终事情的揭示，即关心上帝的三位一体之绝对爱的教义本身。按照他的看法，上帝通过基督展示的这种爱，已经启示了上帝对人的罪过的胜利。末世审判在这里表现为在基督身上实现的历史的完成，而十字架则是在上帝之爱中现出的对世界末日审判的法庭。与巴氏不同，当默氏专注于矛盾的经验和现实中的冲突时，他谈论的是还没有实现的完成，是上帝对末世审判的保留：通过基督实施的拯救，则是一种参与，是要对末世审判的预先完成。巴氏和默氏由于在不同方向上展开世论，自然对历史就有不同的理解。在巴氏看来，正是基督的露面才使永恒性在时间上被当下化，如此，历史才像旭日冉冉升起在被填充了的永恒性——即在三位一体的自我奉献中完成的神性的丰盈——之地平线上。事实上，巴氏用彻底三位一体说来解释历史，当他把历史放在上帝三位一体的内在性中时，历史就有了三位一体的结构。由此，历史也是一部由三位一体的爱所筹划、导演和完成的“神学戏剧学”。与巴氏相反，当默氏用他忧郁的眼光注视世上的压迫、暴力和苦难时，历史在他眼里就尤其是人类痛苦的历史。但是，历史既然按照上帝的末世预言走向拯救的未来，那么，人类苦难的历史也应该被看成是人类要为此承担责任的充满希望的历史。就是说，历史是一种在人类自由的实现中生成的历史。由于对历史理解的不同，默氏和巴氏对上帝有不同的解释。默氏强调说，上帝就是过去的和将来的上帝。说他是过去的上帝，因为他并没有让无数无名的过去、沉默和忘却归于寂灭，而是让人类触动它们；说他是一个将来的上帝，因为他已经许诺人一个新的得救的未来。所以，对上帝的信仰就意味着对过去苦难的记忆和上帝的末世预言。这里，我们也可以通过来自苦难深渊的控诉呼喊，在满怀渴望地追问上帝和回忆苦难历史（还有多长？）中来经验上帝。相反，对于巴氏来说，上帝尤其是现在的上帝。那位通过基督而显明自己的上帝，是三位一体的丰盈、绝对的爱的馈赠：是根据现在并且总已经在现实的历史中被实现和完成的永恒的自我运动。因此，这里真正的信仰不仅是在根据现在而被当下化的历史中对三位一体的上帝之爱的窥见，而且也是恍如置身于这种三位一体的爱之游戏中。①巴氏认为，信仰也是人顺从上帝以参与内在的神圣生活的行为。因此，巴氏特别强调人自由两重性中上帝支配的那一面，而不大讲自由的自我支配（Selbstverfuegung）的另一面。巴氏警告我们说，罪的可能性在于人把自己的自由只是单方面地理解为自主，即把自由看成毫无谢恩的绝对权力。正因为人的生存、展开、完成和归宿都因着上帝，所以，人必定在无限的自由中才能实现他的自由。，这个问题也涉及创造物对上帝的顺从，以实现上帝的意志因此参与上帝的共爱。相反，默氏强调自由的自我支配和自我实现。按照默氏人的历史是一部受难史的说法，这关系到人的现实的解放。而且，人必须担当起基督的希望。就是说，人通过自的实践使基督自由、正义和安宁的信使在社会和历史中再现出来。由此，所有人就在上帝的面前成为自己历史的主体。简言之，巴氏的眼光对着三位一体的上帝之爱。从而展开一种神中心论的人类学，而默氏则致力于在社会——历史现实性的地平线中的一种有主体倾向的人类学。……

《爱书人的喜悦》作者安·法第曼说，小时候她和弟弟俩最喜欢翻看父母亲的书架，想像他们有什么样的喜好、欲望．抱负和罪恶．她说，他们的自我在他们的书架上。书架向来扮演书的配角。然而，我们若能改变焦点，重新思考书架这个物件，如同对待一件新发现或新制成的物品，观察书的视角也会变得不同。本书作者以其工艺．设计方面的专长、从卷轴、手抄书．印制书一路谈来，穿越藏书的书房、各大学图书馆，以及从古至今的书店，细述了书架的演变和来龙去脉，以及人类的阅读行为。为什么书是垂直放置？书背从什么时候开始朝外摆？古代书又为什么要链锁在读书柜上？此外，作者也谈及罗马大哲赛尼卡休会的“藏书之恶”，日记名家皮普斯藏书不超过三千册的原则，以及数百年来的卖书、买书、收藏书的轶闻。既讲书架的由来，也论藏书原委，是一部谈书的终极之窗。

本书是比茨鲁普的杰作，比茨鲁在中国期间，先后访问了北京、武汉、广州、杭州、上海、南京、天津、沈阳、抚顺、鞍山等城市，沿途接触了不同的社会阶层和社会风貌，采撷了大量的写生素材，使人们能够从中了解到新中国的真实情况，对于刚刚从长年战争破坏中走出来，凭借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取得经济的初步恢复，并成功地实施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新中国，自然会把自己最感兴趣的事物描绘出来，猎奇的意识是画家艺术敏感的表现，而这些事物在当时不仅普遍，而且在某些方面说，还带有本质意义，譬如说，妇女解放的问题，劳动人民生活环境问题等。

《三国演义》所包融的中国传统文化，可谓博大精深，本书七章仅涉及它与伦理学、宗教神学、政治学、军事学、人才学、文学等方面的关系，并力求从文化史角度去追本溯源，以期能较全面深入地揭示出这部名著所孕涵的丰富的历史文化意蕴，可以起到以点带面、举一反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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