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分为上中下三篇：上篇加入WOT ：再造文化开放的春天；中篇文化产业：托起21世纪的朝阳；下篇文化生活：创造五彩缤纷的世界。

6．探索片在新时期曾盛行一时，有许多艺术家在勤奋刻苦探索，出现了许多创新影片，也出现了一代又一代的年轻艺术家。在艺术方面没有探索，就不能突破；没有突破，就没有创新。《沙鸥》寻求电影语言的新探索，影响新时期电影语言的改进与提高；《红高粱》从电影表现手法到视角别出心裁，获得中外影评家的赞誉。《不见不散》、《一个都不能少》的探索，赢前者受到观众欢迎；后者虽有浪漫主义手法的大胆创新，观众却看不懂。实践证明，探索、创新要受到观众的检验与评说，艺术家受到挫折是难免的，要听取各种意见，总结经验，继续探索、创新，创作出观众喜见乐闻的电影。7．关于娱乐片的问题，改革开放以后曾引起过热烈讨论。我认为。我国社会主义电影虽然具有商品属性，却不是以营利为目的的单纯寻求刺激的商品。我们要以高超的艺术技巧吸引观众，满足观众艺术欣赏和健康娱乐的需求，在电影市场的竞争中获取优厚回报，以利扩大再生产。8．希望电影家协会、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重视电影理论建设，积极开展电影评论工作。对于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电影这个理论课题虽有所探讨，但理论建设却很不够。目前电影评论受市场竞争影响，商业化了，当然这也需要，但更要发展独立的事实求是的评论，引导观众正确欣赏电影。为了艺术创作的提高，当前更需要的是继续认真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影片上映后，创作人员应该认真听取和研究观众的反映和意见，评论家应该展开分析入理的评论，创作人员也可以进行反批评。消除探讨争鸣时因观点、学派、门户不同造成的成见，提倡同志式的相互帮助的好学风。希望各电影厂为编剧、导演、表演、摄影等各个门类开展多种多样的艺术探讨创造条件，提高艺术水平。9．因为有了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使得我国电影的创作、制片能持续发展。周恩来、邓小平对于加强和改进党委对电影的领导总结了许多经验，作了重要论述；尤其在新时期，邓小平特别关注党和政府改进对电影事业的领导。各级基层党委和领导同志在贯彻党中央路线、方针、政策时，要研究电影创作的实际，尊重电影的艺术特性，尊重电影艺术规律，尊重电影创作人员的劳动。向创作人员学习，帮助他们解决创作过程中的实际困难。10．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电影市场，应以发行放映国产影片为主，促使国产片的有序竞争。适当选购有利于我国精神文明建设的外国影片投入市场，防止过多依赖美国影片。新时期以来，我国电影经济领域进行了种种艰难的探索改革，原有的计划经济的电影经济模式被打破了，由于种种复杂情况（其中包括国产片的艺术质量普遍不高）。目前。国产片在我国电影市场中所占的份额有限；我们已经认识到电影市场需要多方面开发，但深入改革电影经济体制仍然有很多困难，还没有建立良性机制，电影经济仍然处于困境，这就必然影响我国电影艺术质量的提高。恩格斯说：“必然在它没有被认识的时候是盲目的，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希望大家来探讨新中国电影50年的宝贵经验，认识必然。掌握更多的自由。在跨入新世纪之际，继续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电影艰苦奋斗。不断探索、创新。我们有信心预见，新世纪的中国电影将更加辉煌！新中国电影中的现实主义梅朵到他们对祖国、对理想那份真诚的感情，也可激发我们对中国电影的未来更加充满信心。50年，它的重要历程是开始的十七年，和新时期的20年。开创的十七年“十七年”是新中国电影的初创阶段，也自然在银幕上突出我们的艺术精神，首先是努力创造人民的辉煌形象，展示他们作为历史主人公的伟大性格．表现他们勇于反抗、追求理想的崇高精神。应该说，我们的艺术家是尽心尽力地这样做了，尤其因为他们本来就是与人民同甘共苦，一同战斗过来的，因此，在他们的艺术创造中，也就处处让我们感受到他们与人民血肉相连的热烈感情。当我们在银幕上最初看到了《白毛女》、《新儿女英雄传》……以及后来的《南征北战》、《渡江侦察记》等这些开创性的影片时，我们立即被卷进了那个时代的风暴，获得与人民同呼吸、共苦乐的精神洗礼。尤其当年，银幕上创造的董存瑞这些英雄形象，他们个性鲜明的性格，他们生动的艺术生命，将会永远留在我们心中。当然，我们既然已经进入一个可以自由创造的时代，我们当然会要求艺术有一个开阔的活动天地。同时，我们既然以理想之光烛照生活，我们当然会要求艺术家提高他们审视现实的思想深度和审美力度。如果我们能够遵照人民的愿望和艺术的规律，进一步真实揭示生活的丰富性、复杂性，表现艺术的多样性、开创性，我们的电影艺术必将一步步攀登创造的高峰。但是，这时在我们中间，却出现了艺术观点上的分歧，虽然都曾经接受了“五四”文化传统的洗礼。一种情况是，把艺术直接置于政治斗争的宣传工具地位，他们的口号是文艺为政治服务。同时，在他们中间还形成一种理论，根据哲学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对立，把文学艺术断然划分为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从根本上排斥其他审美追求的存在，并在现实主义之前冠之以特定的称号，直接把现实主义置于政治工具的地位。与上述情况的理论观点不同的是，部分艺术家一方面肯定现实主义审美原则，但并不排斥其他审美原则，另一方面，他们更不同意把现实主义纳入政治工具的框架，坚持从生活出发，真实地揭示其历史的复杂性、现实的丰富性，主张风格上的多样性。并且以创造个性鲜明、意蕴丰富的人物形象作为艺术追求的核心，以此达到提高人民精神素质的要求。“十七年”，正是这两种艺术观点不断碰撞、相互消长的过程。1956年掀起的一场热烈的电影讨论，和1962年因为瞿白音撰写（关于创新问题的独白）而又一次引起的讨论，都是有关不同观念之间的思想碰撞的表现。在前一种观念占有优势的时候，则产生了大量配合政治宣传和公式化、概念化的作品，并使一些希望背离这种创作倾向的作品受到批判。例如《我们夫妇之间》和《关连长》，只是稍稍触及了生活的复杂性，便遭到了批判。当后一种观念一时被承认和肯定的时候，则立即出现了创作上的变化，拍摄出了如《林家铺子》、《祝福》、《聂耳》、《风暴》、《农奴》、《早春二月》、《舞台姐妹》……等优秀和比较优秀的影片，它们在题材的选择和风格的追求中都各自呈现了不同的艺术个性。……

江泽民论科学精神，应形成全国方方面面共同促进科学发展的良好气氛，应在全党全社会大力弘扬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树立科学观念，提倡科学方法。弘扬科学精神更带根本性和基本性。有了科学精神的武装，大家就会更加自觉地学习科学知识，树立科学观念，掌握科学方法。科学精神的内涵很丰富，最基本的要求是求真务实，开拓创新。弘扬科学精神，就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勇于面对科技发展和各项工作中的新情况新问题，通过研究和反复实践，不断创新，不断前进；就要热爱科学、崇尚真理，依据科学原理和科学方法进行决策，按照科学规律办事；就要勤于学习、善于思考，努力用科学理论、科学知识以及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武装自己；就要甘于奉献、攀登高峰，为祖国为人民贡献一切智慧和力量，敢于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任何困难和艰险，始终勇往直前。科学界要大力弘扬科学精神，各条战线、各个部门都要大力弘扬科学精神。总之，要使实事求是、探索求知、崇尚真理、勇于创新的精神在全党全社会大大发扬起来。

欧洲壁画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从古代经中世纪到近代、现代，欧洲壁画延绵不断，持续发展。其间，壁画艺术大师代代相承，人才辈出，创作出了许许多多不朽之作，为世界艺术宝增添了光彩。本书是国内第一部系统阐述欧洲壁画发展历史的专著，是《中国壁画史纲》（文物出版社1995年版）的姐妹篇。全书分为四章，简胆扼要地介绍了欧洲古代、中世纪、近代和现代壁画的发展脉络和各个时期的风格及特点。作者强调壁画与建筑不可分割，强调壁画的装饰性，并依据相关资料，针对某些传统观点提出了独到的见解。

本书主要从文化的视角对转型期的一些热点学术问题，如现代艺术的边缘精神、现代与后现代、知识分子、多元文化、“后东方”、文化民族主义、后殖民以及大众文化等进行了评析。

北京大学王岳川教授的《目击道存：世纪之交的文化研究散论》一书，是作者最近三年来对世纪之交的文化现象关注与研究而形成的一部文集，论著从一个更大的文化视野即“他者”语境出发，对“自我”存在的问题及问题的前提加以审理，并且对中国20世纪文化理论和文化研究的新发展做出了新的阐释，为当今90年代的文化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学术视角。自我定位问题，包括自我知识和自我立场的反省。强调自我立场、自我身份并不意味着拒斥甚至放逐西方、置西方于我们的视野之外。如果一味的站在中国本位立场上看问题，会使我们因视野的狭窄而丧失对这个“现代”乃至“后现代”的社会阐释的权利和可能性。所以自我与他者之间有着重要的联系，只有从二者的关系入手进行分析，弄清自我与他者的多重复杂关系，才能找到真正的问题所在。论著的上篇主要就是从“他者”语境着手对20世纪西方的审美性哲学或曰“哲性诗学”进行剖析和研究。诸如身体意识与知觉美学理论（梅洛—庞蒂）、解释学的文本理论（利科尔）、权利话语与文化理论（福科）、新历史主义批评理论（查理·勒翰和卡瑞利·伯特）等作了深层次的阐释；对全球化消费中的传媒话语问题、后现代主义的基本范式和基本特点以及后现代文化的阐释焦虑问题、海外汉学家的后现代后殖民主义理论加以深入的研究。下篇则从对西方文化理论语境的审视回到中国问题上来。分别对知识分子的言说与写作、当代文化视域中的“人的问题”的再审视、中西文化的交汇点、现代知识分子的分代、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出场、民族主义与全球化、新世纪的“中国形象”等问题进行了审理和价值评判。论者从文化理论和文化批评的角度出发，从公共空间和个体伦理的关系入手，审理世纪末的各种错综复杂的文化问题，试图从自我审视他者，从他者定位自我，从自我融摄他者，从他者创生新的自我。这部著作有以下几个特点：在审视现代西方文化理论语境时，不做包罗万象的哲学话语和诗学问题的“宏伟叙事”，不面面俱到的对每位有影响的大师的思想做出研究，而是在当前主要的哲学思想和文化思潮中就部分问题加以透视和对话，找到时代精神更叠演变的“思想性”问题并加以清理，清晰的勾勒出西方思想语境的多元景观。“现象学追问”与“解释学逻辑”已然成为二十世纪人文科学的基本方法和文艺理论批评的重要原则。论者注重对在学界重视不够的理论家进行介绍，诸如梅洛—庞蒂的知觉现象学中的知觉、肉身化问题、艺术的当代意义及语言问题，以及利科尔的从解释学角度来阐释文本的意义和文本解释的适用性和疏理性原则等理论加以关注，也论及到解构主义理论中福科的运用考古学的方法对诸如知识性、人之死、话语权力、谱系学等问题的研究及其对当代人文科学具有的重要意义；众多的文化哲学和诗学审视的新方法中后殖民主义与新历史主义理论受到批评家的格外重视。福科对后殖民主义理论提出的“凝视”、“看”与“被看”、微型权力分析模式、文化身份问题的见解是引人深思的。同样新历史主义也借用福科的权利话语理论来探讨历史中的权利问题、政治问题甚至文化霸权问题，因此与后殖民主义理论有某方面的内在联系。论者仅就对新历史主义做出严肃分析的勒翰和伯特两位学者的理论做了述评，同时对其过分悲观的理论观点提出质疑，并指出这一新的历史评价的方法无疑会以自己的批评实践和文化策略促使我们在二十世纪末做出自己的文化反思；全球化语境中最不可忽视的就是大众传媒问题，作为一种全球性的消费意识的当代传媒日益成为一种新的文化话语权力形式，由于其具有的正负面双重效应使得西方许多一流思想家都对传媒霸权加以反省。布迪厄的“身体视欲”理论中对身体的塑型和挤压的揭示，对文化资本的积累和文化控制的阐释，对人的性情、心性、趣味和能力的习性获得的描述；布希亚德对后现代传媒在社会心理和个体心性的健全方面所造成的威胁和对传媒在“文化工业”生产中销蚀意义的功能的清算；斯克莱尔对消费主义文化意识形态理论的研究；德里克对全球话语中的传播权力播撒化等问题的阐释。这些都是当代前沿的学术问题，西方学者对此做出了精深的研究，而困扰他们的这些问题也是我们在面对这个世界和人生时必须思考和回答的问题。论者在寻求他者与自我相互沟通的契合点时注意到海外汉学家对中国问题的研究。长期在海外从事学术研究使他们能够进入更大的关于“中国问题”的挖掘——在西方语境中的中国学研究。论者对几位比较有影响的理论家诸如杜维明、叶维廉、周蕾、奚密、梁燕城等的观点做了梳理。涉及到的问题有现代性与中国文化的出路、中国思想的当代转化、自由主义与民粹主义、儒家思想与后现代性、中华性、港台文化与后殖民主义、现代汉诗与后现代问题、东方主义等。侨居海外的特殊身份使得这些学者可以立足于当代整个世界文化发展和后现代性文化的大语境中讨论中国问题，从他者角度审视自我，从他者定位自我形象。从审视他者回到自我形象的审理时，论者能站在一个更大的时空和历史语境中来看问题，重新审查知识和话语权力的运行机制，在此基础上重新问题化，并参与到当代文化批判和政治性解读中去。其一，是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世俗化社会中知识分子如何在边缘化位置书写自己的心路历程？如何处理学术与时代、学术与自我的关系？如何看待自己的文化身份和心路历程？其二，是通俗文化、大众文化同精英文化造成怎样的内在冲突、怎样的张力或双方的内在损伤？其三，是后现代后殖民在中国带来了什么样的问题？如何阐释？其四，新历史主义带来了如何评价历史的问题，历史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真实？历史应被解读为政治意识形态史、权力话语史、“大史”，还是“小史”、“野史”、“稗史”？其五，文学和文化批评究竟是否应该有尺度？应该有怎样的尺度？其六，是在后殖民语境中如何处理全球化与本土化、世界化与民族化？即如何在他者语境中清晰的审视自我的身份与如何在深度的自我审视中把握他者？问题的复杂性使的我们在自我问题的清理时必得面对诸多公共性的问题。只有对这些问题进行严格的审理和深度的阐释，才有可能从“全球镜像”中看清当代“中国镜像”，并得以有效的塑造新世纪的“中国形象”。论者对“他者”话语的价值述评和“自我”问题的关注，都强调学者的自我选择性和尺度感，尽量保持在理性与感性之间的中立，保持研究态度的客观性。不去贸然处理尚未经深入研究和思考过的问题材料和领域；不对任何未经判断证实的结论人云亦云，不以非此即彼的认识理念使自己屈从于某个结论，未有所得就宁愿暂时搁置而不遂下结论；不带有门户之见和个体偏见去看问题，不为某些时髦的话语所迷惑。应用“不”这一现象学“减法”，使论者能够面对“现象本身”并进而达到对事物的“本质直观”。《目击道存》借用拉康的“镜像”理论，注重从他者镜像中体认自我。在西方这无所不在，无所不渗的他者前，中国可以透过这一现代性镜像中重新审视自己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形象，重写自己的历史。所以，在切入中国问题之前清醒地清理西方知识背景，最终清理中国的学术文化问题成为本书的一个基本思路。这一独特的研究方法不仅显示出论者的批判性眼光和超越性思维，而且对新世纪“中国形象”的书写有着重要启发意义。

《院士科普书系·中小学科学素质教育文库：人类认识世界的五个里程碑（修订本）》从五门基础学科（理、化、天、地、生）中，各选一种具有革命意义的学说（原子论、周期律、大爆炸宇宙论、板块结构说、进化论），进行历史的回溯和未来的展望。读者在获得知识的同时，也可以获得更多的、知识之外的思考和启迪。

《九十年代反思录》收入王元化先生九十年代以来有关思想史研究、文化艺术评论及人物述评等诸多方面的文章，完备地反映出王元化先生九十年代的思想历程。作者作文不拘一格，有逻辑严密的论文，也有清新活泼的札记、书信、对话和序跋，但从中均可看到作者作为一位大学者的独立之精神和自由之思想。王元化先生的反思，既有对“五四”中激进主义、东西文化问题论战的思考关注，既有解读卢梭《社约论》、回顾黑格尔研究这样的深层学术思考，也有关于京剧和莎剧这样文化命题的对话和笔记，都无不显露出这位思想家在不断地完成自己思想上的某种超越，显现出一种学术良知、思想的智慧和时代精神。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本书共分五篇，主要包括：1937年以来：时代境域中的诗人；诗歌借鉴与新诗的现代化进程等内容。

本书内容包括：遭遇现代性、现代性与文化的分化、“美学的转向”、现代性与本土问题、知识分子与批判话语、知识生产与制度形式、知识生产与学术人、知识生产与产品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