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艺术门类中，最神秘的莫过于音乐，它由无形、无影、无可触摸的声音编织成变化无常、情趣万端的曲调，时而轻柔、时而雄伟、时而欢愉、时而哀伤……无论东方还是西方，无论当代还是古代，不知有多少人为它而陶醉，而悲伤，而振奋……在中国，相传春秋战国时代的教育家、思想家孔子（公元前55l－前479年）在齐国听到《韶》乐后，激动得三月尝不出肉的美味，于是发出感叹：“想不到动人的音乐，竟能使人达到如此陶醉的境界！”所以中外历史上无数先哲前贤，对美好的音乐艺术都推崇备至。音乐特殊的艺术品格，使其自身当之无愧地成为全人类沟通心灵、相互理解的“共同语言”。中国是世界上早期人类的发祥地之一，从旧石器时代前期的西侯度文化和元谋人的发现算起，至今已有170－180万年的历史。位于世界东方的这片广阔而富饶的古老国土上，音乐艺术伴随着人类的起源和演进而发生、发展，？寺さ氖非笆逼诤陀形淖旨窃氐？4000年文明旅程。原始社会时期，我国远古先民在初创阶段的艰苦群居生活和集体劳动中，创造了早期的音乐艺术。这些原始形态音乐虽然已湮没在历史发展长河中，但在历史文献记载的远古音乐传说中和古文化遗迹中，仍保留下来一些珍贵的历史线索和实物，从而使人们可以从中了解到远古音乐的一般情况。历史文献提到的远古音乐，一类以部落称号命名，如“葛天氏之乐”、“朱襄氏之乐”、“伊耆氏之乐”等；一类联系古代帝王创业事迹命名，如《云门》、《咸池》、《韶》等。这些音乐，反映出先民原始的生活习俗、劳动方式以及对自然威力的恐惧和崇尚心理，同时也表现出部落群体同恶劣自然环境相抗争的进取精神。边疆地区先民还以崖画的方式，为后辈留下了他们丰富音乐生活的具体形象。远古先民在音乐生活中使用着各种各样的乐器，除历史文献提到的吹奏乐器篪[chí池]、籥[yuè月]和打击乐器鸣球、土鼓外，迄今见到实物的还有新石器时代的吹奏乐器骨哨、陶埙[xūn勋]、骨笛和打击乐器陶钟、陶铃、石磬[qìng庆]等。这些属于人类音乐史上最重要的部分考古发现，体现出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早使用石、陶打击乐器和用骨笛吹奏六声或七声音阶的民族之一。夏、商、周时期，奴隶制度得到完善和发展。为奴隶主阶级服务的乐舞，在礼仪作用和祭祀功能方面进一步得到强化，因而规模宏大、表演频繁。夏代的《大夏》、商代的《大濩[hù户]》、《桑林》，周代的《大武》、《象》，都是奴隶主阶级用于重大典礼场合并为之歌功颂德的大型音乐舞蹈作品。由于生产力不断提高以及金属工具和武器的使用，乐器制作水平也有了很大进步。此时期的乐器按制作材料区别被划分为八类，周代文献称为“八音”。八音中金石类乐器作为显示奴隶主阶级身份和等级的“重器”，常常在音乐表演和乐队编制中居于重要位置，在艺术造型和音乐性能方面得到令人惊叹的发展。湖北随县战国曾侯乙墓出土64件一套的青铜编钟和32件一套的石质编磬，以其无与伦比的精美造型、优美发音和科学律制，震撼了世界。晚周时期，孔子创立的儒家音乐学说，经由后学的继承和发扬，作为后来封建社会占主导的音乐思想，一直发挥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两汉、魏晋、隋唐时期，传统音乐随着封建社会制度的不断变革而频繁衍变。被称为“华夏正声”的中原音乐和被称为“四夷之乐”的边疆少数民族音乐，既有各自独立的继承发展，又有相互交融的新声奇变。两汉、魏晋时代，上层社会崇尚综合型表演艺术“百戏”；军队中兴起雄健而悲壮的乐种“鼓吹”；文士阶层追求超凡脱俗情志，将思想意识化为《广陵散》、《酒狂》等一类琴曲，抒发出慷慨激昂的愤世情怀；南方民族铜鼓的广泛运用，反映出了边疆民族乐舞的多种社会功能。隋唐时代，各民族音乐经“丝绸之路”汇集长安并相互交融；融声乐、器乐、舞蹈、散乐百戏为一体的燕乐，将两汉以来的歌舞大曲艺术推向了更加成熟的发展阶段；唐朝政府设立音乐机构教坊和梨园，造就出一批技艺精湛的音乐表演艺术名家；琵琶、笛、筚篥、羯[jié节]鼓、杖鼓等乐器以及演奏技法得到了迅速发展；唐诗入乐的传统，为宋元词曲演唱的发展，积累了丰富经验。宋元时期，词曲演唱、说唱音乐和戏曲音乐崛起，宣告了远古至隋唐间以歌舞音乐为中心的历史的结束，而以说唱、戏曲表演为主流的民族声乐演唱艺术，开始在乐坛上闪烁着独特光芒。明清时期，宫廷雅乐迅速衰退而奄奄一息，民间音乐则在各民族世俗生活中广为传播，千姿百态、交相辉映的各类民歌、说唱曲种、戏曲声腔、器乐以及少数民族音乐，成为近现代新音乐发展所依赖的艺术母体，预？咀胖泄衾值囊桓龈踊曰偷恼感率贝唇嚼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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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第一次以中文在我国出版，介绍了意大利民事法律制度。本书译者留学意大利，用时数年，翻译准确，是研究民法的重要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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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从“起源—本质”、“结构—功能”、“发展规律”、“更新—建设”等方面， 系统论证了文化学的有关问题.

《北朝文化特质与文学进程：日晷文库》是“中国文学史研究系列”的一种。与南朝文学徜徉于山水林壑、沈溺于宫闱闺阁不同，北朝文学是带着血与火走进中国文学史序列之中的，由此，北朝文学的情调才那么悲凉，风格才那么刚健质朴，她对现实人生和社会政治的关注才那么热烈而执著。当然，对北朝文学的特质和进程仅仅作出“描述”还是不够的，重要的在于“说明”。《北朝文化特质与文学进程：日晷文库》旨在说明北朝文化有哪些特质？这些特质是如何形成的？它们又如何通过文学创作的主体——北朝士族而在文学上表现出来？很难说《北朝文化特质与文学进程：日晷文库》对这些问题都有了圆满的、一劳永逸的解决，但这本书肯定会使您对这些问题产生新的兴趣并提供一些有益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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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套小书最表面的特征是选文广泛和突出文化意味，而其根基则是我们对“散文”的独特理解。从章太炎、梁启超一直选到汪曾祺、贾平凹，这自然是与我们提出的“20世纪中国文学”概念密切相关。之所以选入部分清末民初半文半白甚至纯粹文言的文章，目的是借此凸现20世纪中国散文与传统散文的联系。鲁迅说五四文学发展中“散文小品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小品文的危机》），原因大概是散文小品稳中求变，守旧出新，更多得到传统文学的滋养。周作人突出明末公安派文学与新文学的精神联系（《杂拌儿跋》和《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反对将五四文学视为欧美文学的移植，这点很有见地。但如以散文为例，单讲输入的速写（Sketch）、随笔（Essay）和“阜利通”（Feuilleton）固然不够，再搭上明末小品的影响也还不够；魏晋的清谈，唐末的杂文，宋人的语录，还有唐宋八大家乃至“桐城谬种选学妖孽”，都曾在本世纪的中国散文中产生过遥远而深沉的回音。面对这一古老而又生机勃勃的文体，学者们似乎有点手足无措。五四时抬出“美文”的概念，目的是想证明用白话文也能写出好文章。可“美文”概念很容易被理解为只能写景和抒情；虽然由于鲁迅杂文的成就，政治批评和文学批评的短文，也被划入散文的范围，却总归不是嫡系。世人心目中的散文，似乎只能是风花雪月加上悲欢离合，还有一连串莫名其妙的比喻和形容词，甜得发腻，或者借用徐志摩的话：“浓得化不开”。至于学者式重知识重趣味的疏淡的闲话，有点苦涩，有点清幽，虽不大容易为人世未深的青年所欣赏，却更得中国古代散文的神韵。不只是逃避过分华丽的词藻，也不只是落笔时的自然大方，这种雅致与潇洒，更多的是一种心态、一种学养，一种无以名之但确能体会到的“文化味”。

“北大未名文丛”是一套学术散文随笔丛书。丛书力求现北大自五四以来“兼容并包”的传统。在作者中既有德高望重的学术大师，也有在学术上颇有建树的中青年学者；在文集的选文上，既有严格意义上的散文、随笔，也有札记、讲演、短论、书评、序跋等等。我们希望这套丛书的出版能从一个侧面为展现北大“爱国爱民，闳放求真，民主科学，改革进步”的优良传统和知识分子“严谨治学、追求真理、服务社会”的精神风貌，同时也为广大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提供一份高品位的精神食粮。

人道主义原来本是人文主义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新内涵，也就是为了强调人文主义这个新含义时所采用的译法，凡是了解人文主义的发展的人是不难理解的。但是人道主义一词一经在汉语中确立，它就具有了独立存在的涵义。有人不仅把它同人文主义视为两种不同的概念，甚至把它们对立起来，认为主文主义不过是是狭义的人道主义，完全颠倒了两者的关系。就是由于对人文主义一词的含义没有一致理解，说得不客气一些，甚至连概念也没有弄清楚，以致在有关的讨论中，匆忙披挂上阵，进行论战起来。结果是公说公的理，婆说婆的理，混战一场不了了之，问题仍没有解决，倒把观战的读者弄得益发糊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