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中古时期法典编纂的法理逻辑与历史经验研究”阶段性成果。本书以西晋时期的法典体系为研究对象。分为五个部分： 1.西晋法典体系的历史前提； 2.西晋法典体系的构建过程； 3.西晋法典体系的构建成就； 4.西晋法典体系的支撑要素； 5.西晋法典体系的历史地位。晋唐时期的法典体系成为中华法系重要的制度根基。西晋法典体系是中古时期法制文明的蓄水池。尽管开创于西晋的法典体系传统在唐代中期以后逐渐衰微，中国法典进入新的发展周期，但其沉淀下来的经验智慧却仍值得总结继承。

1906年，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随后就推行了包括设立资政院在内的一系列筹备措施。作为中国历史上个全国性代议机构，资政院是清末预备立宪的重要组成部分。《资政院议场会议速记录》是资政院次常年会（1911年9月24日—1912年1月11日）42次全体大会的会议原始速记录，没有任何删节，是研究晚清资政院重要的原始资料。资政院是晚清政治社会的主角，是立宪派参与君宪的峰，朝廷集中力量予以对待，各大报刊连篇累牍报导其会议记录、议员动态以及议案评论，从而获得全国注目。资政院的设立与议事是中国近代政治法律转型的重要标志，也是议会政治在中国的一次大胆尝试。

1864年，亚历山大二世颁布并实施的司法改革被誉为大改革中最为成功的改革。改革创建了以欧洲司法模式为蓝本的新司法体制。司法独立、审判公开、辩诉原则、陪审团审判和律师制度等全新的制度及理念引入俄国，俄国从此建立了一套可以与欧洲发达国家相媲美的司法制度。本书在现有材料的基础上，全面系统地探讨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推行司法改革的动因、改革的内容、改革的实施及其影响，重点研究了近代俄国陪审制度和律师制度的创立及实践，司法改革之后的反改革及改革对帝俄晚期社会产生的影响。

本书以我国历史上基层社会治理中心的功能发挥和法律机制的关系为研究对象，将基层社会治理中心的功能和相关法律机制分为血缘、经济和社会等面向，从中抽象出基层社会治理中心和法律机制的互动模式和经验，为当代城乡基层社会治理中心的培育以及基层社会治理的法治化和现代化提供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

本书以《中小企业促进法》应具有法益目标的应然性与实然性为分析问题的理路，以《中小企业促进法》的实施与修订为主线，以经济法中的倡导型立法为法技术构建手段来研究我国《中小企业促进法》的立法政策，在此基础上探讨《中小企业促进法》的修订与制度完善问题。 本书共由12章组成，分别对促进型立法的功能与目标、《中小企业促进法》的立法政策、《中小企业促进法》修订前后的调整能力、促进政策工具入法的法治化运行等相关问题作了全面、系统的探讨。本书的创新点在于，从促进型立法的视角来探讨《中小企业促进法》的法域与特色，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阶段性问题来探讨《中小企业促进法》修订的现实意义，从国际比较的视角来探讨《中小企业促进法》的中国特色，从促进政策的整体性功能来评析《中小企业促进法》的立法结构与制度设计问题，从促进政策工具入法后的法治化运行来探索《中小企业促进法》存在的问题与完善对策。

本书根据基层司法行政工作领域**颁布的法律法规进行编写，针对基层司法行政工作改革热点，对基层司法行政工作进行全面、系统研究，包括：导论、基层司法行政工作机制、社区矫正工作、基层法律服务、人民调解工作、法律援助工作、法治宣传与依法治理工作、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安置帮教工作、律师和律师管理、公证工作等内容。本书内容丰富，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对政法院校、司法部门、社区矫正机构学习研究和基层司法工作实践具有一定的辅助作用。

本书在对中外刑法解释的发展状况进行梳理和考察的基础上明确地提出了“刑法解释过程论”这一理论命题。刑法解释不仅是一种解释行为，其更是一种解释过程。解释主体、解释立场、解释角度、解释客体、解释对象、解释规则、解释原则、解释行为以及解释方法等九种要素是刑法解释过程得以形成的必备构成要素。主客间表现形式与主体间表现形式是刑法解释过程的必然外化形式。在各种要素综合作用下，刑法解释过程体现出了客观性、主观性、时间性、空间性、规范性、开放性、承继性和建构性这八种基本特征。在全面、科学、系统阐述刑法解释过程论这一命题之后，本书还就当下刑法解释领域中所存在的主要刑法解释理论展开了独具特色的学术反思和检讨。

本书针对数据治理与数据安全立法、互联网不正当竞争的法律规制、个人信息保护网络监管与网络治理等前沿和热点问题，围绕网络信息法学的现状和问题、国际经验、立法重点、立法路径和保障措施等展开论述。全书收录了域外视野、新兴领域立法专题、网络犯罪治理和法律适用四部分。

近年来，中国对外贸易业务持续增长，中国企业“走出去”步伐不断加快。但与此同时，中国企业遭遇的海外知识产权纠纷频发。本书覆盖近年来中国企业在美国、德国、泰国等10 余个国家遭遇的专利诉讼、商标抢注、“337 调查”等多种纠纷类型，并根据案例特点，从应急程序、抗辩理由、资源协调等方面进行了分析，同时总结了应对策略和启示教训。

生态保护红线作为创新制度，从被写入2015年实施的《环境保护法》到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将其列为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体现了国家亟需改善生态环境、保障生态安全的强烈愿景。本书的主要目的是厘清生态保护红线功能定位，剖析全国生态保护红线制度的理论证成、规范效力、法律责任、配套措施等实践样态与未来发展。主要运用实证分析、比较分析、归纳分析的方法，对生态保护红线法律制度的理论解剖与路径选择展开对比探究。生态保护红线并不是以环境要素的“污染”和“破坏”作为法律规制的判断依据，而是以人类行为是否合理使用生态空间作为判断的标准。从法律责任承担主体分析，它不以私人主体权利限制为中心，而是围绕政府生态环境义务展开，是政府责任从权力本位到责任本位的重大转变。生态保护红线在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观念中发挥着重要战略性作用，但其制度能否真正落地，在于对其应然功能的准确定位与法律责任的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