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将龙华二十四烈士中王青士、伍仲文、蔡博真、段楠、费达夫、汤士佺、汤士伦、彭砚耕、刘争、贺治平、李云卿等十一位烈士迄今能收集到的有限事迹资料合编于一册，通过翔实的资料，细致的笔触，同时匹配了80余幅照片，尽力呈现了各英烈人物的详细生平事迹及其背景，展现了英烈们为国家独立、民族解放，舍身忘死，取义成仁的英雄壮歌。

罗石冰，江西吉安人，是大革命时期江西党的领导人之一，吉安地区最早的马列主义传播者与党的创始人，龙华二十四烈士之一。1924年考入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不久即加入中国共产党，到沪西从事工运及上海总工会的工作。曾担任中共江西地委书记、中共吉安特支书记，并参加南昌起义。1931年1月在担任中共青岛市委书记期间赴上海参加党的会议，不幸被捕。2月7日，遭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杀害于龙华。本书以画传的方式生动再现可罗石冰革命而短暂的医生，展现了年轻的革命者对真理和理想的执着追求。

9月5日，2024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在人民大会堂开幕。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开幕式并发表题为《携手推进现代化，共筑命运共同体》的主旨讲话。本书为讲话单行本。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中非共逐现代化之梦，必将掀起全球南方现代化热潮，谱写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崭新篇章。中非要携手推进公正合理的现代化；要携手推进开放共赢的现代化；要携手推进人民至上的现代化；要携手推进多元包容的现代化；要携手推进生态友好的现代化；要携手推进和平安全的现代化。未来3年，中方愿同非方开展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深化中非合作，引 领全球南方现代化。

经典瞬间，有着直抵人心的力量。党的十八大以来，从深入地方考察到出席重要活动，从谋划国内发展到参与全球治理，镜头记录下习近平总书记许多暖心感人的历史性时刻。《近镜头：温暖的瞬间》精心选取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精彩瞬间照片68幅，按年度编排，图文并茂地生动讲述了这些照片背后的温暖故事。此书有助于读者通过生动可感的细节和故事，更好地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更好地感悟习近平总书记人民领袖风范，更加深刻地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地投身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

本书认为在后冷战时期美俄关系经历了三次循环，每次都是高开低走。高开表示了两国之间的共同利益，低走反映了双方的分歧和斗争。书中对北约东扩、俄罗斯协助美国反恐、在欧洲的导弹防御、格鲁吉亚冲突、美国在乌克兰的“颜色革命”、两国在中亚的争夺等诸多涉及美俄关系的问题进行了比较全面和深入的阐述与剖析。

《匕首之刃——李强传》记述了中国共产党隐蔽战线上重要人物李强的一生，以及与李强相关的隐蔽战线斗争史上的相关事件和人物。全书按时间顺序展开，分别是：根在常熟，紧要关头，在刀尖上跳舞的人，隐藏在空气里，谍海惊澜，在科学的旗帜下，向前、向前，为了人民的幸福等八章内容。 国家安全部宣传教育局已对本书进行审读并出具了审读意见，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也对本书进行了审读并出具了同意出版的函。中宣部出版局已给书号。

共青团是党的助手和后备军，是党的青年工作的重要力量。本书围绕做好新时代共青团工作，详细介绍了12种方法，即主题教育工作法、实践育人工作法、典型引领工作法、分层分类工作法、调查研究工作法、组织功能工作法、完善制度工作法、办实事解难事工作法、扎根青年工作法、塑造品牌工作法、资源整合工作法、荣誉激励工作法，既在理论层面分析每种方法的工作原理、功能作用，又在实践层面总结宝贵经验、有效做法，讲解生动、方法实用，可作为团干部培训的参考教材，以及基层团组织做好工作的实用指南。

《机关干部写作素养漫谈》是一本探讨机关干部如何提高写作素养的书。全书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写作素养”概述写作素养的内涵及作用；第二至五部分阐述提高写作素养的四条途径——善于学习、厚积薄发，勤于调研、把握规律，经常动笔、熟能生巧，锤炼语言、尽善尽美。本书作者长期从事机关文字工作，对于机关写作有深刻体会和感悟；其总结的写作训练技巧和规律性认识，颇为精当，很有启发性。该书深入浅出、论述精当，对于有志于提高写作能力者很有参考价值。

本书分五章，讲述了扬州从历史文化的保护传承利用到现代化城市的规划建设，从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到新兴产业、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发展，从绿水青山的复归永续到金山银山的华丽转身，从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发展的创新实践到民生改善的生动故事，见证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扬州的奋进与拼搏、担当与作为、顽强与坚韧、传承与创新的鲜活城市记忆。

本书首先考察了传统中国的外交模式“朝贡体系”及其在广州的应用，接下来讨论了鸦片战争以及第一批不平等条约的适用过程。1845年至1851年间，新的条约体系遭遇挫折，清朝方面竭力限制条约中承认的特权，而外国人也在尽力为他们获得额外的好处。1850年至1854年间，上海的状况极为混乱。随着外国海关税务司的最终确立，条约体系开始复苏。本书并未沿用当时流行的帝国主义观点，指出1842年至1860年间的新条约体系意味着清朝开始接受与外国人“共享治权”的观念，通过这样的方式，通商口岸和外国海关税务司成为中西“共治”的合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