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会馆”与五四新文学的起源

　　《“S会馆”与五四新文学的起源》试图对近年来的中国文学研究中，学者们已经注意到的文学发展上的区域不平衡现象做出解答。清末文学以上海为舞台，广东、江苏两籍作家堪称主要演员。诗界革命、新小说、反满革命文学，成为五四前夜中国文学的主旋律。陈独秀鼓吹思想革命，把《新青年》从上海搬到北京，谁知在文学舞台上唱主角的，仍是南方人，不过是粤、苏两籍换成了浙籍而已。对这一现象，我们的数十种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都未曾给予正面解释。本书指出这其实是传统的研究思维束缚住了视野。人们只注意时间向度的演进，却疏忽了地域性的空间传动。只有在区域的文化研究兴起后，这种情况才有了变化。本书的作者很注意梳理东南沿海各区域间主要是粤、吴文化和越文化的差别。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占据我国文学舞台的主要是广东、江苏和浙江三省的作家，但这三个省份的文学呈现出不同的色彩。

　　彭晓丰，男，1957年生。高中毕业后在河南农村插队数年，又弃锄从军。1978年考入高校，先后毕业于郑州大学和杭州大学，获文学硕士学位。现任杭州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先后在各种刊物上发表论文苦干篇，并有《洛莉塔》《赤裸的牛餐》等译著出版。

导言：五四新文学研究的空间向度
1．“S会馆”是一个能指的意象，涵示着鲁迅、周作人这些文化精英对两浙文化依恋的漂泊。“S会馆”是五四新文学的产房。
2．“S会馆”里关于“铁屋子”的对话，是五四新文学诞生最经典的描述，通常的研究只注重对话，而忘记了对话的场景，从而陷入了严重的“失语、（境）症”。
3．以面型语码代替线型、点型语码的“文学地域学”研究，是克服上述“失语症”的有效途径。刘师培和汪国垣在中国古近代文学研究中提供了极富启发性的面型语码。
4．五四新文学的语境是种空间传动，由吴、粤文化区向越文化区的位移，标志着中国近现代文学转型。这是面型语码提供的中国文学第三个位移。
Ⅰ
1．中国文化有两个最基本的板块：东南沿海和中原腹地。历史发展中的区域不平衡性导致强烈的文化落差，形成了一个“中心—边缘”结构。
2．作为一种次要传统的东南沿海是土性深重的华夏文明的精神大陆架。次要传统最大量地凝聚了中国传统内固有的反叛因素，并强有力地呼应异质文化传统。反传统有着严格的空间定位。
3．作为一种次要样式的小说与次要传统有着深刻的对应性。东南沿海是中国新小说的生长点。
Ⅱ
1．以《浙江潮》为标帜的东京“S会馆”。通过三百年前的朱舜水和黄宗羲，20世纪初浙江留学生群体获得独特的文化感应。
2．“S会馆”的氛围不是简单和透明，而是精致而深厚。反封建思想革命的萌芽在寂寞地新生。“S会馆”对克理斯玛话语的规避，使鲁迅觉悟到自己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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