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全面介绍了近代汉语研究的资料，首次总结了半个世纪以来国内外在近代汉语语音、语法、词汇以及作品的断代和方言成分的考察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资料丰富，所引述的国内外近代汉语研究的专著和论文共200多种。这是一部系统研究近代汉语的学术专著，也是一部研究近代汉语必读的入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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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前刊行的《思辨短简》是本书的初版本，那个本子收入短文一百五十三篇，共十五万字。出版不久，即告售罄，一直没有重印。两年前香港出版了经过增订的港版本，书名改为《思辨发微》。今年台湾又以港版本为底本，出版了台湾版本。现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的这个本子《思辨随笔》是重新编定的，较以前有了很大变动，文字经过了修改，篇幅也作了大幅度调整。由最初的一百五十三篇，增至二百二十九篇，其中删去了原初版本和港台本的数十篇，字数则达二十五万言。这本集子所收的文字，倘从一九四○年写的《金圣叹示释弓》、《文章繁简》等算起，截至一九九三年止，前后已有五十三年，跨越了半个多世纪。在这漫长的岁月中，世事沧桑，我的思想也经历了不少变化，其中原委决不是一篇短短的序言可以尽其底蕴，只有留待他日有了充裕的时间再来追述。编纂本书的宗旨和体例，在初版本跋和港台本序中已详，现不赘述，读者自可参阅本书的附录。这里需要说一下的是关于修改旧作问题。我过去是不赞成对旧作加以修订的，近来却有了一些不同想法。我不想像前人一样说“不悔少作”。因为少年时代固然有其活泼的生机和无邪的童稚，但由于盲目热情所导致的痴迷，由于缺乏独立思考所形成的陋见，却是应该向之诀别的。掩饰这些早年出现在自己身上的思想痕迹固然不对，但也没有必要对已经认识到的错误加以珍惜。不管一个人经历了怎样的变化，作为思想史和文化现象的研究，必须保存他在不同历史阶段所呈现的本来面目，而不容加以掩饰或更易。但对于一般读者来说，求知是主要目的，作者应该把自己认为是更好一些的东西奉献出来。过去我谈到删改旧作问题时，曾按照习惯见解引章太炎为例，这也不大公正。由《訄书》到《检论》，太炎诚然作过多次修订，这是由于他在不太长的时间内经过了急骤的思想变化，而并不是由于他隐讳过去，示人以华衮。一位作者不愿让自己已经认识到的误失再在读者中间流传，这本是人之常情，但我们往往喜欢作过苛之论。从我自己的愿望来说，我也希望自己每一论点都能贯彻始终，永远正确，无奈在荆棘丛生的理论道路上，我却一再磋跌，有过犹豫，有过访惶，也走过弯路。不过，我相信细心的读者，仍可从本书中窥见，中国学人纵使历经劫难，处于困境，也还是本着自己的良知，在挣扎、反思、探索……他们并没有趋炎附势，也没有随波逐流。本书收入了我在六十年代初就开始酝酿的有关方法论的文章，其中《论诠释》、《综合研究法》、《原则与原则的运用》、《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知性的分析方法》等，在当时是较早接触这一问题的文字。八十年代大陆学术界兴起了方法论的热潮。那时以在社会科学领域内援用自然科学方法最为突出，有人甚至用系统论等来直接剖析历史，号称新义。这些自命富有开创意义的新观点新方法，一时蔚然成风，形成一股似乎势不可挡的滚滚潮流。对于这股趋新猎奇之风，我开始在钦羡中多少有些茫然，继之是惶惑，终于对它进行了较为冷静的思考。当时的一些想法就写进收入本书的《新的不一定都是好的》和《各领风骚三五天》等文之中。“五四”时期胡适曾批评中国学术界是“目的热方法盲”，他所鼓吹的科学精神主要就是指方法论。胡适本人在治学上也是吸取了本世纪初美国所盛行的科学实验室精神。这几年我越来越对大陆上那些运用自然科学方法的论著发生疑问。这倒不是受到海外批判科学主义的影响，而是感到自然科学的规律和社会科学的规律很不一样，因此也就很难以前者去解释后者的各种现象。其实纵使在自然科学领域内，倘要通过实验去揭示某种规律，也需要排除干扰，在纯净的状态中进行，那么怎么可以将自然科学方法直接用到性质迥异的社会科学领域中来呢？近读《十力语要》，其中有些话虽针对当时，却也适用于今日。如称：“知识之败，慕浮名而不务潜修。品节之败，慕虚荣而不甘枯淡。”这是指一些人对于未经深探的新学新说，徒惊于其声誉，震于其权威，炫于社会上千百无知者的辗转传说，遂沉迷其中。袭取外人的皮毛，其后果则是毁弃了自己的本性，从而渐渐失去了“独立研究与自由发展之精神”。十力先生并不是一个食古不化的人。他早就说过东方文化其毒质至今已暴露殆尽。他所关怀的是发扬其中固有的优质。我觉得他对东方文化的认识，甚至比今天一些自命有思想的学者要清醒得多。近年来海峡彼岸一位论者曾对他痛加指摘，措词严厉，甚至夹杂着詈骂。斥他“既骄且吝，好名好胜而又目空四海，时时贪、痴、嗔三毒习气横发而又不知自检”。这使我想到本书所收《忒耳西忒斯式的酷评》一文中所举那种伎俩。我不知道论者是否把具有特色的大批判带到彼岸？十力先生不断修订自己的观点是出于追求真理的热忱，而不是趋承上意，取媚权势，凡熟悉他的人都对此有所理解。但这位论者却别出心裁，判定他于五十年代初删削《新论》，乃是迎合当局反宗教宣传。这真是惊听回视之论。其实，在此以前他早已由佛人儒。我以为他后来在《明心篇》中所说：“吾惟以真理为归，本不拘家派。但《新论》实从佛家演变出来。”这几句话道出了他在反思佛学时删削旧作的真正原因。可是论者的政治情结对十力先生于一九四九年在去留问题上的选择深表反感，以致耐不住呵责他在大陆的十八年是“虽生犹死”，而所著“每一本新书都可以说是一种负积累，标志着他学术水平的倒退”。这还不够，论者同时还对他的为人也作了寻垢索瘢的挑剔。我不想对这些武断呆语进行辩解。据我所知刘述先先生和郭齐勇先生已对论者的考释作了辩正。好在十力先生所撰各书俱在，读者自可参考。倘有人对这些著作的得失成败不虚美不掩恶，作实事求是的探索，倒是大有裨益的。但这就需要躁释矜平，更不能扭于政治上的党派偏见妄生穿凿，厚诬前人。这篇序言是在上海罕见的炎夏中写就。我每天工作三四小时，从来还没有感到这样吃力。现在全书即将问世，我可以实现我的多年宿愿了，那就是将本书奉献给我的亲爱的母亲桂月华。她于一八八七年八月初一生，一九八六年五月十五日殁。她的慈祥、仁爱、贤慧伴我度过幸福的童年。抗日战争时期，在日伪统治下的恐怖岁月里，她为我受尽惊吓，给予我只有母亲所能给予的关怀和帮助。在以后二十多年的坎坷命运中，母爱是我得以排遣寂寞、孤独、苦闷，从颓唐中振作起来的力量源泉。那时如果没有她和另几位亲人，我不能想象，我将活得多么凄苦……如今她离开这个世间已八年了，她始终安息在我的心中。十年浩劫后，我曾在一篇短文《女性赞》中涉及到她，这篇短文收在本集中，作为我对她的默默的纪念。

社会新闻在新闻报道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如何认识社会新闻、写好社会新闻是人们关注的问题。本书作者结合自己的新闻实践，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阐述了什么是社会新闻；社会新闻的题材范围；两种社会新闻的比较；社会新闻的写作等若干问题，具有实用性。

一、《武汉市档案馆指南》（以下简称《指南》）是全面介绍武汉市档案馆基本情况及馆藏档案、资料内容并指导利用者查阅利用档案、资料的工具书。出版本书的宗旨，在于为广大利用者提供查找档案、资料的线索与方法，充分发挥馆藏档案信息资源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作用。二、《指南》由正文与补充两部分构成。正文部分为第一章“武汉市档案馆概况”、第二章“馆藏民国时期档案介绍”、第三章“馆藏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档案介绍”、第四章“馆藏资料介绍”。正文部分的核心是两个时期档案的全宗介绍。补充部分有人名、机构、事件索引，馆藏档案全宗名册、档案形成单位系统表，档案资料出版等情况一览表以及本馆有关规章制度。正文部分的档案与资料介绍均采用分期、分类编排法。其类的设立与排列基本参照《中国档案分类法》的分类原则与体系。补充部分按先索引，后附录排列。三、《指南》是依据国家档案局颁发的行业标准《档案馆指南编制规范》的规定结合本馆实际编制的。编制工作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实事求是、客观、准确为原则，力求语言简练、表述清楚。

本书收有论文近50篇，其中有《毛泽东的编辑出版思想》、《质量是图书的生命》、《从类书到百科全书》等。

本书介绍近700种英美文学工具书，每种除注明作者姓名、书名、出版社、出版地点及年代外，简单介绍主要内容、范围、特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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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研究新中国40多年来丰富的出版实践经验，从理论上加以总结和提高，进一步揭示社会主义出版工作的规律，这是加快出版改革、发展出版事业的重要条件。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国家出版行政管理机关先后担任领导工作的同志，有着丰富的工作实践，他们的讲话、报告和文章，曾经具体地影响和指导了一个时期的出版工作。虽然其中某些内容难免有历史的局限性，但是，在总体上，不失为一笔反映我国出版历史进程的宝贵财富和研究当代出版事业的可贵资料。有计划地、系统地加以整理出版，对推进出版科研工作、从理论上总结出版实践经验，对加快出版改革开放、发展和繁荣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出版事业，都是有意义的。基于以上认识，经袁亮同志建议，新闻出版署同意，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和新闻出版报决定联合编辑出版《中国出版论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