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南彝族将火把节，密枝节、春节称做三大节口，又将三大节日活动称做“过年”。密枝节既是年节，又是一场庄重的祭祀活动。此书注疏的正是毕摩在祭坛上所诵的祭辞。由于密枝节历传已久，又因原始宗教虽有相当稳定的因素，但同时也存在随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而发生部分异变的一面。所以各村寨的祭祀仪式和祭辞内容f111了大同而小异的状况。据此，我们在走访调查十余村的基础上，选取路南彝区南、北、东部具有较强代表性的海宜、寨黑、板田三个村为点，将三村的密枝节仪式歌相互校勘，相互补缺，按祭祀仪式程序编列篇目，形成了一部较为充实完整的作品。本书各章祭辞均来自世代相传的古彝文典籍，文辞多有古奥者。本着保持原貌，笃以本意的原则，我们历时一月转抄原文和录音，又请毕华玉、金玉明、昂天培三位著名毕摩作逐字逐句释读。译文基本采用对译的形式，只有极个别的句子因彝文含义丰富而译作两句。为帮助读者理解祭辞蕴意，并对密枝节活动有个全貌的了解，也为社会科学研究者提供较翔实全面的资料，我们还采编辑录了有关仪式活动、传说、汉文古籍对社祭的记载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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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子”、漠语词族研究的沿革、从史实和用词来確認《離骚》等篇的作者、词羲質疑、“聞”的初羲及其具體用法、引申羲的演变规律初探、先秦语法的分期问题、《左傅》的“之”、《左傅》的“焉”...

内容分为：文、史、哲、学四部分

内容介绍山连山的沉默，一个又一个世纪的期待。历史行将进入21世纪，八千万同胞的贫困，已是横亘在整个中华民族上的深刻忧患。无数失学娃嫩芽般的双手伸向天空呼唤：我们要读书！多少父老乡亲饥不得食，病不得医，寒不得衣，甚至劳不得息。更有太多的山山水水，越穷越破坏植被，越破坏植被越穷。人口爆炸中，全世界每四个文盲就有一个是中国人……天下忧患，当与天下共忧患。我们这个文明太多勤劳太多又愚昧深重贫穷深重的民族，只有洞视我们民族的真实处境，乘天时，因地利，用人长，才能奋起最清醒的坚韧进取。横观纵览，该作中眩目着有歌有泣的闪电，轰响着多义多情的惊雷，气象气脉不凡，笔力沉劲旷达；那心雄万夫者的励精图强，天与必取；那天下为公者的深怀宏视，扶贫举义；以及我们这片东方古大陆不息而生生的精光浩气、博大律动与无限生机，俱在内中。读下去吧，朋友，你将在心灵的净化里，感受到一种震撼，一种长思，一种使命，一种最生命的颤音，一种人类精神的永恒指向，以与天下扼腕殷忧者共勉。

《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收清末民初以来中国现代学者的著作，以人为卷，视所收论著篇幅之多寡，或分卷或合卷，合卷并考虑到了入选者的学种陛质和师承关系。这是第一批，四十四家，共三十五卷。所收著作以典范性和代表性为基准，主要从学术本身的独立价值着眼，虽然有的著作以前曾以不同的形式出版过，但纳入经典系列，在中国现代学术特定概念笼括下出版，尚属首次。入选著作以专著为主，同时酌量选入一些论文，可以说是名著与名篇并重。对学者自述学术次第或集中谈自己为学观念和为学方法的文章，适当有所附载。中国现代学者的著作，撰写和出版的时间跨度较大，版本颇不统一。此次编选，尽量选择好的底本，加以整理，并一律加新式标点。对以前出版过的较好的版本，有的则征得原整理者和出版社同意，径直选入。希望通过这次整理、校订，使这些具有经典意义的学术大家的著作，能够成为新的读来较为方便的版本。每卷之前有学人小传，卷末则附有学术年表和著述要目，均系编校者撰写，详略容或不同，内容务求准确，以便利读者查阅。

本书是一本供各类大专和中专学校学生学习语法修辞的通用教材。全书从实用的角度把语法和修辞的知识糅合起来，分成词语、句子和语体三大部分，一改过去把语法修辞分开来讲的重理论、轻应用的传统体系，而是要求既有理论阐述，更强调运用中的问题分析。为便于教学，本书在每一节后面列有“思考与练习”题目，全书结尾附有“思考与练习”参考答案。

这本文集收入了作者在国内时写的文章，其中包括作者在情报语言学方面的第一篇文章——写成于1982年初的《我国三十二年来情报检索语言研究文献的初步调查与分析》。所以，整个文集反是非曲直了她在情报语言学方面由开始到成为一位专家的历程。可以说，作者走的是一条在学术上必然会成功的道路。

片断：最后，还要看一看我国研究外国文学的情况：成绩很大，这为主；但也还有不少不足之处，这是其次者。即使我们现在暂且不谈2000年前对印度文学的介绍，我们近代介绍外国文学的历史已将近100年了。在这期间，我国的先进的学者把大量的外国文学介绍到中国来。最初当然是筚路蓝缕，惨淡经营。一个不懂外文的林琴南竟然同别人合作译出了大量欧美文学作品，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到了鲁迅时代，他以惊人的毅力毕生锲而不舍地介绍外国文学，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可能是在他的影响下，20年代30年代出现过光辉灿烂的局面。解放后，我们介绍外国文学的成绩更是远迈前修。质量与数量都决非解放前能够比肩的。看不到这一点是不对的。但仅仅看到这一点，也无助于进步。倘若把过去的将近100年的历史做一个回顾与总结，就会发现，我们的介绍，无论从国别方面，还是从一个国家的作家作品方面，都有不平衡之处，片面之处。我们从来很少制订什么介绍计划，即使有了计划也由于某一些原因未能完全实现，有这样的结果是必然的。把上面说到的几点归纳起来，我们就会觉得，我们再在锦上添一点花，好像还是很有必要的。我们怎样来在锦上添花呢？我们觉得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补直罅隙过去的翻译和介绍，既然还有点不够全面，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要把这些不全面或者缺陷弥补起来。这种例子多得很，简直是不胜枚举。我只举一个我们比较熟悉的国家——印度。有一次我碰到一个年轻的印度文学爱好者。在谈话中，他认为一部印度文学史就是这样的：古代有两部大史诗（连这两史诗也只是听到名字），中间有一个迦梨陀娑，他的名著是《沙恭达罗》，近代有一个泰戈尔和一个普列姆昌德，如此而已。我听了简直大吃一惊，啼笑皆非：难道印度文学就是这个样子吗？继而一想，造成这种情况的不就是我们自己吗？我们从事印度文学研究的人，没有全面地介绍印度文学。就连那两部蜚声世界的两部大史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过去也没有认真介绍过。造成这种恶果的就是我们自己。其他国家情况也差不多。连英国、法国、德国、俄国、日本，也都有类似的情况。这种情况，过去没有注意到。今天既然知道了，当然要加以改正。一般说起来，我们对欧洲中世纪一直到古典主义这一段的文学介绍得比较少，其他国家的中世纪或与中世纪相当的文学也介绍得很不够。一提到中世纪就想到黑暗时代。现在已经有人发现，那个时代也并非完全黑暗。当然我们也决不能说，那个时期的文学特别繁荣，特别优异，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那个时期的为数不多的文学作品有其特点，我们也应当适当地加以介绍。至于一些小国家，一些大国家的小的语种，往往为我们所忽略。一些国家的古代文学，比如伊朗和埃及，介绍得几乎等于零。过去我们介绍外国文学，往往有一阵风的情况，说是泰戈尔，那就大家都瞅着泰戈尔。说是巴尔扎克、高尔基，那就大家都瞅着巴尔扎克、高尔基，一涌而起。不是说这些伟大作家不应该介绍，而是说要有计划地全面地使用力量。我们过去没能做到这一步，现在都要加以弥补。后记：后记在人的一生中，思想感情的变化总是难免的。连寿命比较短的人都无不如此，何况像我这样寿登耄重的老人！我们舞笔弄墨的所谓“文人”，这种变化必然表现在文章中。到了老年，如果想出文集的话，怎样来处理这样一些思想感情前后有矛盾，甚至天翻地覆的矛盾的文章呢？这里就有两种办法。在过去，有一些文人，悔其少作，竭力掩盖自己幼年挂屁股帘的形象，尽量删削年轻时的文章，使自己成为一个一生一贯正确，思想感情总是前后一致的人。我个人不赞成这种做法，认为这有点作伪的嫌疑。我主张，一个人一生是什么样子，年轻时怎样，中年怎样，老年又怎样，都应该如实地表达出来。在某一阶段上，自己的思想感情有了偏颇，甚至错误，决不应加以掩饰，而应该堂堂正正地承认。这样的文章决不应任意删削或者干脆抽掉，而应该完整地加以保留，以存真相。在我的散文和杂文中，我的思想感情前后矛盾的现象，是颇能找出一些来的。比如对中国社会某一个阶段的歌颂，对某一个人的崇拜与歌颂，在写作的当时，我是真诚的；后来感到一点失望，我也是真诚的。这些文章，我都毫不加以删改，统统保留下来。不管现在看起来是多么幼稚，甚至多么荒谬，我都不加掩饰，目的仍然是存真。像我这样性格的一个人，我是颇有点自知之明的。我离开一个社会活动家，是有相当大的距离的。我本来希望像我的老师陈寅恪先生那样，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不求闻达，毕生从事学术研究，又决不是不关心国家大事，决不是不爱国，那不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然而阴差阳错，我成了现在这样一个人。应景文章不能不写，写序也推脱不掉，“春花秋月何时了，开会知多少”，会也不得不开。事与愿违，尘根难断，自己已垂垂老矣，改弦更张，只有俟诸来生了。这与我写一些文章有关。因写“后记”，触发了我的感慨，所以就加了这样一条尾巴。1995年3月18日本书前言《东方研究》（历史专号）前言《东方研究》曾出过一期东方文学，现在再出版一期历史。同文学一样，我们对东方国家的历史的研究工作，虽然已经进行了很长的时间，但是只如蜻蜓点水，认真严肃开展工作，现在才只能说是开始。文学的那一只报春的燕子已经飞出去了，现在我们再放出一只历史的春燕。总起来看，我们国家研究东方各国历史的基础是相当薄弱的。我们北京大学东语系也不能例外。我们学习的任务还是非常艰巨的。这一点我们自己非常清楚。但是，在另一方面，我们国家研究东方史又有很多有利的条件：我国几千年来保留下来了大量的史籍，其中有很多有关东方国家的记载，这些记载一般都是翔实可靠的。对许多国家来说，这些记载都是非常宝贵的。世界各国研究东方史的学者都可以利用这些资料。但是，“近水楼台先得月”，我们国家研究东方史的学者利用起来会更容易，更方便，因而也就更有责任，把这些史料整理好、利用好，写出价值比较高的著作。这是全世界东方史学家对我们的希望，也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们东语系从事历史研究工作的同志们愿与大家共勉之。常言道：“一燕知春”。我们东语系力量很薄弱，只能算是“一燕”。但是我们却不满足于一燕。我们希望的是，在东方史研究的园地里飞燕满天。1980年4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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