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手棋：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的探索实践》一书立足于中国式现代化宏伟进程和长三角一体化国家战略使命，系统阐述了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制度创新的现实根据、独特价值、运行机理、主要成果、内部影响和外溢效应。伴随制度创新的示范区快速蝶变生动诠释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情怀、智慧、温度和要求。本书还对示范区制度创新进入深水区后面临的问题展开了分析，并对进一步拓展、提升和优化相关制度提出了具体建议。

本书基于第一手资料，运用传播学、社会学等领域的相关知识，在媒介化视域下观照新生代农民工社交媒体使用与社会认同，认为：第一，京津冀新生代农民工运用社交媒体、人际交往建构社会网络，使其拥有了融入城市生活不可或缺的信息和人脉支持；第二，地域认同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认同的主要因素，并影响群体认同、职业认同和文化认同；第三，女性农民工除了经历男性农民工身份错位、社会认同等问题外，还要经受用人单位的性别刻板印象、家庭和工作的双重压力以及独立意识的培养等一系列问题；第四，北京皮村新生代农民工运用社交媒体创建微信公众号《皮村之友》作为其娱乐和学习平台，也构筑了自我发声、传播群体形象的公共空间，塑造了一个昂扬奋发的新工人群像。

本书以养老机构应急管理流程为中心，通过借鉴应急管理理论，提出养老机构安全管理机制建设的主要内容和方法对策，为完善养老机构应急管理工作制度、规范应急管理流程、增强突发事件应对工作方法的系统化和科学化、推进养老机构日常应急预案培训及演练的有效性等提供参考借鉴。

为什么有些职业既不道德又不体面，还有人抢着做？当工作不再享有尊严，我们是否有退出的选择？在这本讲述职业与不平等的非虚构著作中，作者援引了“脏活”的概念，即社会中不可或缺但被视为肮脏、下作的工作，如屠宰场的移民劳工。这些人无权无势、朝不保夕，还会遭受羞辱与良心谴责。而公众宁愿被蒙在鼓里。本书描述了“看不见的工作”背后，资本如何与权力、技术共谋，塑造了不平等的权力结构，揭示了工作中隐藏道德成本的真相。

城市女性身为母亲所面临的普遍困境，落在每一个个体身上，都是复杂而幽微的，像大海一样，看起来是一望无际的蔚蓝，但若仔细聆听，每一片海浪打落在礁石上所激起的潮水声都是不同的。 本书记录了职场妈妈、单亲妈妈、全职妈妈、两代人共同育儿等育儿条件下的女性，希望通过不同的育儿选择来探讨其背后的本质是什么，以及当抛开母亲的身份，她们渴望成为的那个自己究竟是谁；并试着寻找解决女性如此疲惫与困扰的线索？在我们的价值体系里、职业生涯设计里和公共育儿制度里……

迈入新世纪的医学日新月异，在现代化的征程上高歌猛进，不仅在生命科学前沿“捧星摘月”，也给百姓带来诊疗、预防、健保的累累福利，赢得阵阵掌声与朵朵鲜花，但怀疑与质疑的声音也不绝于耳，形成特有的“现代性困惑”（魔咒），包括对医学超越生死、苦难、生命诱惑的过度期许，医学目的的重审，医学良知的呼唤，以及医学污名化，医生妖魔化，医患关系恶质化的拨乱反正。如果缺乏职业反思的清醒，医学必将落入“做得越多，抱怨越多” “占据技术制高点，失守道德制高点”的悖论与怪圈。于是乎，作者将学术忠诚转化为医学自我针砭的“柳叶刀”，鞭辟入里，自得其乐，并将此举定义为“反弹琵琶”。

2022年，在全球气候变暖的背景下，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多发频发，各类承灾体的暴露度、集中度、脆弱性不断增加，灾害风险的系统性、复杂性持续加剧。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性问题加剧，对世界各国的风险治理体系和能力提出新的挑战。2022年是党和国家历史上极为重要的一年，也是我国风险治理体系和能力经受严峻考验、取得重大成效的一年。在新冠疫情反复暴发、持续威胁全球经济社会发展的情况下，我国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取得了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效果。我国风险治理领域呈现“气候变化带来风险治理变化、新冠疫情防控取得重大决定性胜利、韧性建设带来统筹性发展格局、数智技术运用带来风险治理变迁、风险治理国际国内双循环”五大发展趋势。本年度皮书新增对自然灾害、安全生产、公共卫生三类风险治理领域年度发展情况的梳理与未来展望，以及对地方政府、安全教育、气候变化、国际人道援助等更多视角、更多领域和更多案例的刻画，希望为直面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各种风险挑战提供更丰富、更多元的思路，推动更好地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各类极端风险挑战。

本书是宁波市社科重点基地——一流强港与新型贸易研究基地的系列研究成果。在宁波—舟山港打造全球一流强港的整体规划中，临港集疏运轨道交通系统是重要的战略基础设施。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发展蓝图中，深化对作为海铁联运战略枢纽港的宁波—舟山港的研究，能够为宁波推进一流强港和新型贸易的跨越式发展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和决策支持。

讨论中国1930年代的“文艺大众化”运动需要重新思考几个问题，即文学是什么和大众是谁？如果不重新思考这些问题就无法理解文艺大众化运动的发生以及演变，并且也容易把文艺大众化的特殊内涵泛化为一般的如何使文艺普及于大众以及如何将大众提高到能接受文艺的程度的问题。文学和语言都不是一个有着固定标准的客观存在，对它们是什么的认识和当时社会的意识形态有关，大众也不是一个有着固定所指的词汇，而是具有其历史阶段上的意味的。对大众的认识必须放到一个“关系”性的体系中来认识。作为1930年代的两种文艺类型——民族主义文学和左翼文学双方所分别坚持的民族和阶级的立场互相对立，但是又互相涵盖。本书与已有的研究中将现代文学中的“大众文学”只放在左翼文学叙述的框架之内评价其得失的做法不同，而是将大众与文学、语言的关系放在一个历史互动的“关系”性体系中来叙述。就研究方法而言，避免以往研究中存在着的非此即彼的二分法的思维模式，比如文学/政治、知识分子/大众等之间的关系也许不是截然对立的，而是需要用历史和理论相结合的方法去强调运动发起的契机并在具体的社会关系中来讨论问题。

协同性既是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本质属性，也是衡量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成效的关键性指标。本书在科学界定协同性内涵的基础上，在理论层面从理念、主体、体系、资源、绩效、目标六个方面探讨了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协同性的基本理论、基本要求与运作逻辑，在实践层面以S市为个案，客观分析了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协同性的基本现状、“协同短板”及生成机理，并提出了提升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协同性的实践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