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神话学的入门书，由上海世界书局出版于1928年。作者是大夏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前身）文学院院长谢六逸先生，他在书中将神话学作为一门系统的学科进行研究和分析。通过历史考察，他提出神话学就是民俗学或者民俗学就是神话学的观点。本书语言通俗易懂，实用性强，适合高校文学、文化学专业的学习者、研究者及对相关问题感兴趣的普通读者阅读。

本书内容主要围绕两方面展开，一方面揭示了苯教和佛教既相互对立、又彼此吸纳的对立统一关系，另一方面评介了藏传佛教各宗派的思想。 在揭示苯教和佛教关系方面，对苯教的产生、发展历史进行考察，从而引出了藏族传统认识史的逻辑起点和发展轨迹，认为藏族传统的发展史经历了万物有灵、原始的宇宙发生论、天神观念、本无空寂这样四个不同的阶段，到本无空寂阶段时，藏族的世界观就以哲学理论的形态出现了。本书比较全面地论述了佛教传入藏地的经济基础和文化背景，尤其是论述了佛教传入藏区的思想条件。在评介藏传佛教各宗派思想方面，把藏传佛教各宗派放到藏族社会历史状况、政治经济形势和思想文化背景中去考察，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以丰富的藏文史料为基础，对宁玛派、萨迦派、噶举派、觉朗派、格鲁派等藏传佛教五大宗派的教义思想、体系构架、各自特点、理论渊源，分别进行了阐释、剖析、比较，这部分是全书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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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是人生经历过幼年、青年、中年后人生的最后一个阶段，有了充裕的人生经历之后，人们开始回望人生的过程，对生命的意义作出认真的思考。《老年生命哲学读本/金色年华读本》以老年人为研究对象，共8章，从生命哲学问题的提出开始探讨，对人生哲学，生命的自觉、智慧、澄明，传统生命观、精神的家园、和谐生命观作了简要的论述，为老年人这一群体对生命的意义的认识及对人生的旅程的感悟作了引导。

杭州是中国基督教传播较早的地区之一，也是基督教事业在中国开创zui早的城市之一。特别是近代以降，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导致国门洞开，大量西方传教士进入杭州，他们一边传教，一边把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教育、医学带入杭州，客观上对杭州的近代化做出了重要贡献。 本书全景式展现了1858—2011年百余年基督教新教各个领域在杭州的发展情况，所有史料均基于作者在杭州思澄堂的实际工作积累、相关资料查阅以及对一些老牧师、老信徒的采访。书中并未避讳“文ge”时期，并随文附有大量老照片，以期让读者更真切地了解杭州基督教史。

本书系节录来果禅师（1881—1953年）语录中的解谤扶宗说、参禅普说、自行录等三卷。解谤扶宗说，一一破解宗、教、律、净相互争议的症结，令其能相容尊重。扶宗说以简明的一百则学禅的箴言，句句破心殷切，为后学大开眼目，指点迷津。参禅普说，以修道者常犯的毛病，如怕动、求静、怕苦事、无长远心、我慢等，抽丝剥茧作彻底的针砭。自行录，以来果禅师一生行履为主轴，文中有禅师的孝行，割肝疗治父疾和求法种种困厄的历程。本书为入门学禅者，先确立正见的方向（解谤扶宗说、参禅普说二章），后树立禅者大无畏的风格（自行录一章）。“语录”是启发性灵的一面镜子，只要对有所探索的人，此书必定是良师益友。

《杂阿含经》是以言行录的体裁，记述佛陀和他的弟子们的修行与弘法活动。经中揭示了佛教的基本教义，如缘起、十二因缘、三法印、四圣谛、八正道、四念处等，故被称为“佛教圣典”。由于《杂阿含经》不重玄理、义解，重视的是修行实践，因而诵读此经，有助于现代人修行佛法。

本书旨在弘扬西方阿弥陀佛的净土教义，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净土信仰和往生方法的理论，并大量引证各种经律论释，多达五十余部，以申明净土要义。全书以《观无量寿经》的趣旨，统以贯之，由于道绰时代正逢北周武帝毁佛，形成佛教末法思想的普遍，再加上诸宗派多排斥净土法门，故本书中亦多有论辩，着重于破除异议，使得净土法门在社会上广泛盛行，深入社会各阶层中。

本书是宗密所编《禅源诸全集》的总序，共四卷，这篇序言完整地阐扬禅教合议的思想，又具有一定的价值，因此后来单独流行。中国佛教在唐代达到鼎盛阶段，各个宗派各据其理论和修为方法。众多的宗派林立，一方面意味着佛教理论的繁荣，另一方面佛教徒面对莫衷一是的众论纷纭，也带来信仰的危机。这是，宗密坚持禅教合一，会通互补的观念，开创了佛教思想体系的新格局。宗密以“禅是佛意，经是佛语；诸佛心口，必不相远”，从根本上把禅教统一起来，总汇其流派支节，强调佛门不论宗派，都根源于佛陀。

《楞伽经》，七卷，十品，全称《大乘入楞伽经》。现奉献给读者的这部《楞伽经》，是唐译本。由于此译本几经校勘，加之采用以梵本对照前两个译本的方法，因此，义理方面较前其他版本更准确、完备，文字之表述也更加通畅、流利，受到佛教界的一致肯定和推崇在众多大乘经典中，《楞伽经》*突出的特点在其融会贯通，它不仅融会了大小二乘，而且贯通了空有二宗；不仅糅合了如来藏系和唯识系的思想，而且融摄了性相二宗。在中国佛教中，它既是「法相唯识宗」依据的经典之一，同时也是禅宗初祖达磨传付慧可的重要经典，其对中国佛教的影响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