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灯（第二辑）》原为2007年创办的网刊，后改为纸质刊物，由香港浸会大学孙少文伉俪人文中国研究所饶宗颐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刘家和教授担任名誉主编，由大陆港台日欧美等国家和地区的中青年新锐学者组成编辑委员会，中外知名学者皆有文章发表，在学界有一定影响。《学灯（第二辑）》秉持兼容并包、中外兼重之原则，注重稿件之学术性、思想性、原创性，支持反思性、讨论方法论的文章，及视角新颖、解决较大学术问题的文章。

本书作者从自己对美和美学的独特理解出发，挖掘、演绎、分析佛教中的美学思想和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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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伊斯兰教中国化方向，是宗教自身规律的内在要求。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看，宗教是一种社会现象，不论哪种宗教都是在一定历史时空中产生、传播和发展的，只有逐步融入当地社会，实现本土化，才有可能维持自身的存在，也才谈得上坚持自己异于其他宗教的特质。以佛教为例，传入中国后，吸收了忠君、孝亲等儒家思想，减少了在南亚传播时常见的苦修行为，这并没有对佛教核心的缘起性空、中观等思想产生妨碍，相反还通过这些思想影响启发了中国哲学的发展，自身也逐渐成为中国多种宗教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就伊斯兰教而言，它本身就有很强的适应性，完全能够在中华大地生根发芽。一方面，就外在历史而言，伊斯兰教自创传一千多年来，已经成为三大世界性宗教中发展非常快的宗教，在世界不同地区和民族中广泛传播，这本身就证明了它能够成功适应不同的历史和社会条件。另一方面，以内在教义为例，伊斯兰教提倡“今世是后世的田园”这样的“两世吉庆”观，鼓励穆斯林努力奋斗，争取现实的文明成果和幸福，这与任何一个良性社会的发展需求都是匹配适应的。可见，不论是从宗教发展的内在需求还是伊斯兰教本身已被证明的拥有的适应性来看，伊斯兰教都完全应该而且可以坚持中国化方向。坚持伊斯兰教中国化方向，是我国伊斯兰教的历史传统。伊斯兰教自公元7世纪传入我国以来，就不断适应中国社会的发展，不断与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相融合，踏上了中国化的进程。唐宋时期，即使伊斯兰教主要为旅居中国的外国侨民所信仰，也设立了蕃学，推动伊斯兰教与当时的主流文化交流交融。元明清时期，随着信奉伊斯兰教的各族人口不断增加，随着土生土长的伊斯兰教信仰群体不断扩大，逐渐形成了“三掌教制”等具有中国伊斯兰教特点的清真寺管理制度，逐渐形成了“以儒诠经”、在清真寺授徒讲学这一打上中国烙印的伊斯兰教育制度——经堂教育，伊斯兰教找到了融入中国社会的切入点，真正在中国扎下根来。今天，我们提倡坚持伊斯兰教中国化方向，就是要支持我国伊斯兰教继承传统，用中华文明的优秀成果不断滋养自己，在已经被历史证明的正确发展轨道上，更好地适应时代进步的要求，作出自己的贡献。

安丽霞著的《现代性的忧郁（从颓废到碎片的灵光）》讲述了如果把现代性看作一个忧郁的谱系，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链条上各式面孔的哲人们：愤怒的马克思，忧郁的波德莱尔，沉闷而压抑的韦伯，打碎一切、生活在“虚无”废墟中的尼采，走向“碎片”化的齐美尔，以及试图通过“废墟”指点迷津的本雅明。如果说“理念、理性、启蒙”承载了确定性的历史，那么“现代性”则承载了对“当下”的全部思考，宣布了“动荡不安”的合法性。

《道德的形而上学——2012春季系列讲座》为“王财贵65文集”中的一种。自王财贵先生于1994年在台湾发起“儿童读经运动”以来，这一运动已扩展到中国大陆及东南亚、欧美，掀起了一股读经热潮。本书为王财贵先生2008年以后的几次演讲结集，内容涉及对当今主流教育理论及体制的批评、读经教育的理念、读经教育的实践方法、儒家学说与教育的关系等。对我们反思儿童教育、传统文化价值，乃至中西文化会通等等有重要参考价值，而对于那些希望寻找教育新的出路的家长和学校，则有着特别重要的指导和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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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一个有意思的和尚——尾关宗园，开始活跃于日本各界，除了在大德寺内接待众多香客，还接到日本各大名企和学校的邀请，四处云游说法。到了70年代，德间书店开始整理他的说法内容，用了20年时间陆续出版了“禅心”书系，《禅心：欢喜心》即为其中的一种。你我皆凡人，所以避免不了烦恼缠身。人有烦恼是因为自己，要消除烦恼，也还要靠自己。禅修，就是探寻自己本性的一种途径。在生活中参禅，以禅心生活，通过参禅这种方式了解人的本质，从而脱离生活的烦恼，以欢喜心过生活。如此，也就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真正的“活法”。这本书里有禅林问答、名僧公案、禅师的日常修行情况，也有红尘欲海中苦苦挣扎的访客的真实故事，总有一款适合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