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乘本生心地观经》共有八卷，分十三品，自人天乘法说起，进而声闻、缘觉、菩萨诸乘，终至佛果修证。《大乘本生心地观经》虽然是“法备五乘”，而目的一样是教菩萨法，终而佛乘，只是就不同根性的众生，说法由浅而深而已。本经除中有些神通及超现实境界的描述外，其后的解说开示，或教诫，都是很平实亲切的，很少超出我们识量认知之外，只有浅识见浅，深识见深的差别，并没有完全不可理解的言句。

《释禅波罗蜜次第法门》，简称为《释禅波罗蜜》、《禅波罗蜜》、《渐次止观》、《次第禅门》。凡十卷，是隋代天台智顗（智者大师。公元五三八——五九七年）撰述，弟子法慎记成三十卷，其后灌顶（公元五六一——六三二年）再加以编辑整理删定成十卷，目前收于大正藏第四十六册。本书成立的时间，是智者大师在金陵（南京）的八年之间（公元五六九——五七五年）所完成的前期代表著作之一。本书的主要特色，是将禅定法门的修行系统，由浅渐次入深的加以组织与建构一套完整的体系，这在中国佛教禅定学的发展史上，对于理论与实践禅修并重的观点来看，可以算是结合了小乘与大乘禅观的权威代表性著作，也可以说是原始的印度佛教禅定学结合了后期的大乘佛教的禅定学，经过了智者大师的努力，融和成兼具有中国佛教特色与完密系统的禅定学，此书的价值，不言可喻。

《藏传因明研究5（汉藏）》是以汉藏两种文字撰写的有关藏传因明方面的论文集，共收录了21篇论文，其中7篇为汉文，14篇为藏文。内容主要涉及《集量论》“宗因相违非宗过”说译注疏及评释、略论因明中的自相与共相、藏传佛教与蒙古佛教辩经形式的起源及学制特点研究研究、刍议俄·罗丹西饶所译佛经的跋文、古印度哲学中的“共相”问题研究、论敦煌藏文文书P.T.0123号《正理滴论》之“宗法”、藏传因明学发展研究等方面。因明学属于我国绝学之一，近年来《藏传因明研究5（汉藏）》主编一直为继承和发展因明学而编了汉、藏两个文种的系列文集，促进了藏传因明和汉传因明的相互交流和发展。

自2011年起，中国人民大学国际佛学研究中心成功举办了“经典翻译与宗教传播”“禅定思想研究”“戒律思想与实践”“菩提心思想与实践”和“佛性研究”等五届国际佛学论坛，集结论文成书四册，是为《禅定》《戒律》《菩提心》《佛性》。2016年召开的第六届国际佛学论坛以“佛教的因果思想研究”为主题，就佛教的因果概念、内涵、历史演变及现代价值等议题展开了系统的研讨。学界耆老新秀细究哲学与佛教诸宗经论，奉献十余篇论文结集成册，是为《因果》一书。该书总字数约25万，内容涵盖东西方哲学与宗教，总观大乘，贯通汉藏，深入经论，别裁儒佛，畅谈因果，实乃不可多得佛教思想盛宴。

《明代汉译藏传密教文献研究/汉藏佛学研究丛书》为“汉藏佛学研究丛书”第13种。明代前期北京印、藏佛教兴盛，在北京形成了一个“西域僧团”，该僧团之中除了藏人、汉人之外，还有不少来自印度、安南的僧人，他们追随大慈法王、智光、班丹扎释等高僧大德，以大慈恩寺、大能仁寺、大隆善寺等皇家寺院为依托，积极弘扬藏传佛教。现存大量明代汉文密教文献也印证了明代北京藏传佛教以三大高僧为主导，以三大寺院为主要活动场所的基本格局。《明代汉译藏传密教文献研究/汉藏佛学研究丛书》选取《大乘要道密集》所收及台北“故宫博物院”、中国国家图书馆、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的明代汉译密教文献进行文本解读和研究，已期呈现明代北京藏传佛教的真实面貌。

尼采通过行走，在诞生的悲剧中发现向上的力量；兰波通过行走，在风暴中抒写激情的诗篇；梭罗通过行走，在瓦尔登湖边完成对野性的征服；本雅明通过行走，在城市游荡中成为诗意的漫游者。 \n人生，就是一场漫长的行走，我们都在行走中寻找意义。而日常的行走，是简单的疗愈。 \n看完这本书，你会迫不及待地想要放下手机行走起来，去激发创造、唤醒自由，同时也令灵魂获得平静。 \n

人们相信，幸福具有偶然性，“幸福”的词源就有运气、好运的意思。 \n日常生活中的普通经历反而可以成为我们幸福感的来源。好运，是专注于当下，触摸每一个细微的感受：做饭时的感觉，吃东西时的感觉，走路时的感觉，工作时的感觉，听音乐时的感觉……只要我们专注于此，远比我们一边完成这些任务却一边想着别的事情要幸福得多。 \n幸福，就是敞开心扉，热爱周围的人，浓烈地享受每一时刻。 \n

那些人们喜爱的东西，那些歌曲、风景或者姿态，它们的美在我们身上留下了印记。在美里面有种东西，能让它与死亡抗衡，甚至比死亡更强大。 \n 这便是美对我们所做的——让我们停下脚步，让我们怀疑，让我们觉醒，重新给我们力量。美是一个个剎那的停歇，在那一刻你会返回ZUI初的自己，你仿佛被抛向远方，却又唤起当下；只是一瞬，却又仿佛触到了永恒。在这瞬间的永恒里，你chao yue了禁锢你的现实，获得了自由。 \n 只有通过爱美，才能真正感受自己驻留在这个世界中。 \n

本书以历史文献研究为基础，运用多学科理论和方法，对明清时期山东运河区域民间信仰的构成及分布、特点及成因、功能及影响等问题进行跨学科、多角度、综合而细致的研究，力求在勾勒和梳理民间信仰基本状况的同时，归纳和总结民间信仰的地域特色，探讨民间信仰在促进区域社会整合和变迁中的作用，分析运河区域内部社会的发展脉络，以此揭示运河区域环境、信仰、人群三者之间的关系。

论文以区域研究为视角，以清水江下游及渠水界邻区域飞山公杨再思信仰为主线，通过对飞山公杨再思信仰于不同空间场域中、不同人群历史记忆下多样性实践的历史人类学考察，深入阐释该地域社会民众的生活实践与区域社会结构、地域支配关系关联与过程演变。 论文从共时性与历时性的视角，基于深入的田野调查并结合地方志书、碑刻、族谱等文献，结合“王化”过程下该区域社会大量移民的进入并构成族群多样性及文化多元性的历史背景，综合考察飞山公杨再思信仰的形成与演变及呈现出与地域结构、族群关系密切的关联性。在某种意义上，中央王朝边疆开拓与地方治理的需要，以及杨氏“巨族”与中央王朝的不断互动，促成了飞山公杨再思由杨氏祖先向神明的演变；而地方官员不断借助该区域战乱等灾难性事件，创生飞山公灵应故事以配合中央王朝的敕封，以实现该神明的“标准化”、“正统化”，*终将飞山公塑造为“忠于朝廷、维护地方稳定”的神明。在族群间的战乱、移民、文化资源发掘等历史情境下所形成的社会结构中，也呈现出飞山公介于人与神之间多重形象，以及在生活实践中基于人群结构差异而无法以某种形象标准统一界定其存在的事实，诸如杨氏族人强调飞山公的祖先身份，其他民众将其视为灵验神明，而地方政府又将其视为文化资本等。自宋至清历代中央王朝都曾致力推行的神明“标准化”、“正统化”，只是该区域社会中信仰演变的一种可能趋向，而不同历史时期特定区域社会空间中，人们基于客观条件与主观需要展开的飞山公信仰实践，则再现了这一信仰文化多样性与区域社会结构演变之间的紧密关联与张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