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别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19岁时开始拜康有为为师，治今文经学，并从受佛学，将佛学与其政治思想结合。与康有为同为戊戌变法中之领袖人物，失败后逃往日本，主办《时务报》、《清议报》、《新民丛报》、《国风报》等，继续鼓吹君主立宪。1902年，著《论佛教与群治的关系》一文，力辟世人认佛教为消极、厌世、迷信之说法，指出佛教乃智信、兼善、入世、无量、平等、自力之宗教，故"佛教有益于群治"。1903年，在《近世第一大哲康德之学说》中，认为"康氏哲学大近佛学"，以佛学传播康德思想，以康德哲学抬高佛学。民国成立，曾任财政总长、司法总长。晚年潜心学术，先后出任北京高等师范？⑻旖蚰峡笱А⒛暇┒洗笱А⒈本┣寤笱а芯克淌凇Ｆ缴龊旮唬允杖搿兑液霞分小？本书为梁启超佛学研究专集。梁氏自1920年游历欧洲回国后，决心编著一部中国佛教史。为此开始系统研读佛典，1922年带病到支那内学院聆听欧阳渐讲唯识学。在此前后，陆续写出一批研究中国佛教史沿革、佛经翻译和传播以及佛学理论等论文。全书正文18篇，并收10篇附录。上册所收主要为佛教史研究文章∶《中国佛法兴衰沿革说略》（附《佛教大事表》）、《佛教之初传入》（附《汉明求法说辨伪》、《四十二章经辨伪》、《牟子理惑论辨伪》）、《印度佛教概观——印度史迹与佛教之关系》、《佛陀时代及原始佛教教理纲要》（附《说无我》）、《佛教与西域》、《又佛教与西域》、《中国印度之交通》（亦题为《千五百年前之中国留学生》）、《佛教教理在中国之发展》、《翻译文学与佛典》。下册所收主要为经典考证∶《佛典之翻译》、《读〈异部宗轮论述记〉》、《说四〈阿含〉》、《说〈六足〉、〈发智〉》、《说〈大毗婆沙〉》、《读〈修行道地经〉》、《〈那先比丘经〉书后》、《佛家经录在中国目录学之位置》、《见于〈高僧传〉中之支那著述》，以及《〈大乘起信论考证〉序》、《佛教心理学浅测》、《支那内学院精校本〈玄奘传〉书后关于玄奘年谱研究》、《〈大宝积经·迦叶品〉梵藏汉文六种合刻序》等4篇附录。

本书分十部分：一、从印度到中国；二、佛典的汉译；三、鸠摩罗什及其译经事业；四、教相判释的展开；五、求法的旅程；六、南岳慧思与法华经；七、天台智与三大部；八、玄的伟大长征；九、唐代佛教与妙乐湛然；十、“三武一宗之难”与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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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页责任者题：别尔加耶夫。

本丛书力求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观点和方法，对丝绸之路学涉及的方方面面作历史的、辩证的分析，并尽可能地从比较研究的角度出发，将某种丝路文化现象宏观地放到世界文化的大背景中进行研究和探讨。其选题注重学科的多样性和历史的延续性，也注意截取特定时期的横断面。有的则从某一特定点立论，对丝绸之路的古今文化、地理经济、民族语言、宗教习俗及其思维模式等作精辟的分析，并与中国当今的改革开放大业紧密结合，摒弃糟粕，阐扬精华，激励进取。本丛书的作者，大多是学术界各方面的研究员、教授，具有相当深的学术造诣。此外，一些才华横溢的青年学者的著作也收入在内。本丛书的观点，不一定都与主编者一致。我们本着“百家争鸣”的精神，以博采广众的襟怀支持诸家学说的切磋；只要言之有理，持之有据，对丝绸之路学的建设能尽一家之责，这里便提供一鸣之地。

中国民间秘密宗教已有1800多年的历史。它具有自身的特点，并对中国社会、中国历史和中国民间习俗等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研究中国民间秘密宗教，是中国历史、中国民俗史以及中国民间基层社会组织等学科中不可或缺的方面，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虽然近百年来，海内外不少学者发表过一些有关中国民间秘密宗教的论著，但全面论述的专著却屈指可数，至于这方面的专科辞典更是久告厥如。本辞典的出版填补了这一空白！本辞典涵盖了中国民间秘密宗教的方方面面，资料详实，阐释全面、深刻，反映了对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和水平。它的出版不仅有助于人们全面了解中国民间秘密宗教，而且对推动这一领域及相关方面的研究也必将产生作用。

佛教的创始人是悉达多（Siddhartha），族姓为乔达摩（Gautama），中国古译为瞿昙，相传为净饭王太子，生于迦毗罗卫（Kapilavastu），该地现在尼泊尔王国境内。他一生传教活动在印度北部、中部恒河流域一带。释迦牟尼（sakyamuni）是佛教徒对他的尊号。关于他的生卒年，根据文献史料的推断，约生于公元前565年，死于公元前480一490之间，略早于中国孔子（孔子的生卒年为公元前551－479年）。佛教在印度开始传播时期，正是印度奴隶社会比较发达的时期。印度封建化的过程历时较长，大约从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后6世纪，印度的封建经济才逐渐巩固下来。进入封建社会后，印度奴隶制残余曾延续了很长时期。早期佛教是为当时的印度奴隶主阶级服务的，后期的佛教大乘则为封建地主阶级服务。佛教开始传播手尼泊尔、印度、巴基斯坦一带，以后南到斯里兰卡、印度支那半岛，北到中亚细亚，随着中国与中亚各国经济、文化的交流，佛教于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在中国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开始生根、发展，形成中国封建社会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经历了近二千年的漫长的岁月，它在中国封建社会各阶层中曾起过广泛影响。自从它传入中国那一天起，一直是适应当时封建地主阶级的需要来宣传解释其宗教学说的。不少中外学者认为中国的佛教背离了印度佛教原旨，使印度佛教走了样。这种看法不是没有一定的道理，但这种看法是不太妥当的。思想意识是一定社会的产物，各种社会有它的成长和衰落的过程。印度佛教也有它生长和衰落的过程，总在不停顿地发展、变化着。印度的佛教，不但在一两千年间有很大的变化，即使拿释氏一生的宗教活动来说，据后人的研究，他早期传教和后期传教，其侧重点也不同。究竟什么是佛教的原样？释氏逝后约百年左右时间，佛教徒中间对教义教规的理解已发生了严重的分歧，形成上座部、大众部两大部派，随后，这两部派又不断发生分化，形成了十八部（或二十部）。接着又出现了佛教大乘教派。大乘教派中先有龙树、提婆倡导的中观学派，后来又有无著、世亲倡导的唯识学派。大乘自称得到释氏的“了义”，而小乘许多学派并不服输，与大乘并存，各立门户，都继续流传。由此可见，在印度事实上并不存在一个标准的佛教样板。如果要把印度佛教的各种教派分化、兴衰变迁的道理讲清楚，就不能只在佛教内部去寻找佛教变迁的原因，而应当从印度的社会历史中去寻找佛教兴衰变迁的原因。这属于另外的题目，不属于中国佛教史的范围。我们的任务是考察中国佛教的历史，揭示出它的发展变化的规律，从而有助于加深认识东汉以后中国的古代封建文化，更好地认识中国的哲学史、文学史以及整个历史。社会实践表明，一切事物都在发展变化，古人所信奉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观点只能表达取得政权的地主阶级的主观愿望。哲学和宗教看起来高入云霄，好象不食人间烟火，实际上它们仍然是一定的社会的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反映，只是有时是直接的反映，有时是间接的反映，有时是曲折的反映罢了。社会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总在不断地发展变化，从而反映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哲学、宗教也相应地改变。我们应当通过考察佛教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初传、滋长、兴盛、衰微的全部过程，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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