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章集（套装共2册）》包含：《九章集（上册）》《九章集（下册）》共两册。《九章集（套装共2册）》是哲学经典著作，古罗马新柏拉图主义哲学家普罗提诺的代表作。相传书中内容是普罗提诺在自己创办的学园中授课讲答，后由其弟子、著名思想家波菲利编纂而成。全书共六卷，每卷九章，故名“九章集”。《九章集（套装共2册）》结构虽比较松散，但涉及的论题非常广泛，全面反映了普罗提诺的本体论、宇宙论、认识论、伦理学和美学思想。《九章集（套装共2册）》对后世思想影响巨大，但同时也是哲学*晦涩难解的文体之一。

《神圣与疯狂：宗教精神病学经验、理性与建构》用宗教心理学、宗教人类学、医学人类学的临床研究、田野作业及荣格学派的“集体无意识”、弗洛姆的人本主义、认知神经科学等为主体的研究方法和理论模型，通过对宗教与精神病理之关系的深入解析与思辨，为人们打开了认识宗教与人类深层心理形态之关系的新窗口。

在朱子学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逐渐聚集在朱熹周围的所有朱子门人，构成了一个南宋后期*为庞大复杂的学术群体，在朱子学形成、发展、传播过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其中现存留有姓名的就有495位，他们在经学研究上丰富与完善了朱子学的研究，在义理诠释上实现了朱子学义理的精致化与规范化，并且通过同门间的学术交往等活动凝聚散居各地的朱子门人，使得整个学派的整体性得以保持，同时通过道统论建构从理论上论证朱子学的正统地位，*终使朱子门人与亲近朱子学的社会力量一起形成一个整体的合力，借助各种具体方式实际促进朱子学的社会推广，实现朱子学与国家制度的良性互动与结合。

《在不确定性中前行：基于不确定性容忍度的研究》在对不确定性容忍度的研究梳理和作者有关不确定性容忍度对个体行为选择的影响系列研究基础上提出不确定性的应对之道，以求为人们在不确定性中更好的生活提供一些心理学视野下的建议。《在不确定性中前行：基于不确定性容忍度的研究》共分为上、中、下三篇，三篇层层递进。上篇介绍国内外不确定性容忍度的相关研究，为中篇《在不确定性中前行：基于不确定性容忍度的研究》作者进行的“不确定性容忍度对个体行为选择的影响”系列研究提供文献依据和研究视角，下篇在前两篇基础上提出不确定性的应对之道。具体而言，上篇包括三章。第一章回顾不确定性容忍度的概念发展历程和测量方法；第二章介绍不确定性容忍度的神经机制；第三章概述了不确定性容忍度对情绪、认知、行为的影响。中篇共分八章，详细介绍了《在不确定性中前行：基于不确定性容忍度的研究》作者所做的不确定性容忍度对风险决策、模糊决策、跨期决策、延迟决策、创业意向、医疗决策的影响及对研究结论的综合讨论。下篇从接纳不确定性、提升不确定性容忍度、合理预期应对不确定性、简化不确定性、积极行动应对不确定性等角度提出不确定性的应对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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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末新一轮的中西文化交流过程中，徐光启曾提出“欲求超胜，必先会通”的主张。这一主张在很长的时间内都被认为是中西文化交流、对话的经典性、理想性的表述。近日，中山大学鞠实儿教授来我校做学术讲座，比较中国数学家刘徽、祖冲之的圆周率与古希腊几何学中圆周率的不同之处，认为中国数学家的圆周率是有理数，而古希腊的圆周率是无理数。因为中国数学家的圆周率是通过圆内多边形的边与半径的距离比计算出来的，古希腊的圆周率是通过圆周与半径的关系比计算出来的，其结果一定是无理数。由此，他进一步得出结论，中西文化的比较不可能是会通，只能在比较的过程形成一种新的文化。中国人的圆周率根本不是古希腊人理解的圆周率。正如中国佛教不是印度佛教，也不是中国固有的宗教与思想，而是第三种文化。鞠教授关于比较哲学与比较文化研究的论断非常新颖，而且具有很强的思想冲击力，引发了我对比较与会通问题的重新思索。由鞠教授的观点我进一步的思考到，何谓会通，比较哲学真的不能达到会通吗？会通之“会”字，有领悟与理解的意思。通，是将两个不相关的东西联系起来，从而构成一个可以行走的通道。用现代汉语中的解释学词汇来解释，即是一种视界的融合。视界融合可以是同心圆式的融合，也可以是两个相交圆式的融合。从过程的观点看，这种相异的两种思想与文化在相遇的过程中逐步达到理解，是一个漫长的相互理解的过程。形象地说，是两个不相交的圆逐渐相交，而相交的面积由小渐大的过程。至于是否能够达到同心圆式的融合，似乎不必太在意。因此，会通并不是主客与客观完全相符合，或者是印章式的吻合，而只是一种近似值的理解。这种理解构成某一类事物的亚种，在主要属性上是相同的。以中国数学家对于圆周率的理解为例，他们在观念上也是将圆理解成从中心一点到周边等距离的图形，但他们在处理周长与半径的关系时，是以圆内的多边形之边长与半径的关系为实际算法的起点，其结果是一个有理数。但如果圆内的多边形达到足够多的等份时，也就是说接近理想的圆周时，则其比率也就接近古希腊的周长与半径的比率了。换句话讲，中国数学家在理解圆周率的问题时，在观念上与希腊人的理解并没有多大的不同，只是在实际的数学处理方法上不同于古希腊数学家而已。

坚持伊斯兰教中国化方向，是宗教自身规律的内在要求。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看，宗教是一种社会现象，不论哪种宗教都是在一定历史时空中产生、传播和发展的，只有逐步融入当地社会，实现本土化，才有可能维持自身的存在，也才谈得上坚持自己异于其他宗教的特质。以佛教为例，传入中国后，吸收了忠君、孝亲等儒家思想，减少了在南亚传播时常见的苦修行为，这并没有对佛教核心的缘起性空、中观等思想产生妨碍，相反还通过这些思想影响启发了中国哲学的发展，自身也逐渐成为中国多种宗教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就伊斯兰教而言，它本身就有很强的适应性，完全能够在中华大地生根发芽。一方面，就外在历史而言，伊斯兰教自创传一千多年来，已经成为三大世界性宗教中发展非常快的宗教，在世界不同地区和民族中广泛传播，这本身就证明了它能够成功适应不同的历史和社会条件。另一方面，以内在教义为例，伊斯兰教提倡“今世是后世的田园”这样的“两世吉庆”观，鼓励穆斯林努力奋斗，争取现实的文明成果和幸福，这与任何一个良性社会的发展需求都是匹配适应的。可见，不论是从宗教发展的内在需求还是伊斯兰教本身已被证明的拥有的适应性来看，伊斯兰教都完全应该而且可以坚持中国化方向。坚持伊斯兰教中国化方向，是我国伊斯兰教的历史传统。伊斯兰教自公元7世纪传入我国以来，就不断适应中国社会的发展，不断与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相融合，踏上了中国化的进程。唐宋时期，即使伊斯兰教主要为旅居中国的外国侨民所信仰，也设立了蕃学，推动伊斯兰教与当时的主流文化交流交融。元明清时期，随着信奉伊斯兰教的各族人口不断增加，随着土生土长的伊斯兰教信仰群体不断扩大，逐渐形成了“三掌教制”等具有中国伊斯兰教特点的清真寺管理制度，逐渐形成了“以儒诠经”、在清真寺授徒讲学这一打上中国烙印的伊斯兰教育制度——经堂教育，伊斯兰教找到了融入中国社会的切入点，真正在中国扎下根来。今天，我们提倡坚持伊斯兰教中国化方向，就是要支持我国伊斯兰教继承传统，用中华文明的优秀成果不断滋养自己，在已经被历史证明的正确发展轨道上，更好地适应时代进步的要求，作出自己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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