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们依据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指导委员会制定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自学考试大纲》和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自学考试学习读本》（2018年版）（卫兴华主编）以及历年考试试卷，并结合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快速发展，新的法律法规的不断出台，科技成果的不断涌现的实际情况以模拟试题形式组织编写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模拟试题集（思想政治理论课 第3版）》。编写时，力求做到重点突出、内容全面，既有针对性，又有较好的实际效果。模拟试卷包括单项选择题、简答题和论述题等常规考试题型以及近年自考试卷真题，并配有较为完整的参考答案，以供考生练习使用。近年自考试题汇编，收录的是2017-2019年的试卷。

本辑以中期密教注疏以及曼荼罗造像为主题，分为印度—尼泊尔—中国藏传密教、中国汉传密教、日本密教、韩国密教四个专题进行讨论，共22篇论文。所谓中期密教是指7世纪以来流行的真言密教和瑜伽密教，8世纪先后传入中国内地和西藏，再由中国内地东传到韩国、日本以及爪哇，出现了一批经轨注疏以及曼荼罗造像，本辑论文即集中反映这两派密教经轨在起源地和传播地区再加阐释和演绎的历史面貌。

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不但以儒家思想为根基，还包括道教和佛教，更有盘根错节的民间宗教、帮会教门。种种教门构成了千千万万底层群众的笃诚信仰而影响着各地的民风民俗以及民众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代表了中华民族性格的一个方面，因此对它的研究是无法回避的。明清时期的中国底层社会，充斥着各种教派、帮会，关系复杂，暗流涌动，社会形态扑朔迷离，素称难治，令多少学者望而却步。台湾著名学者戴玄之先生终身致力于明清帮会的研究，取得了很多重大成果，得到海内外学术界的高度赞扬；他的著作是这一研究领域不可或缺的必读之书。

对于弗朗索瓦·于连来说，西方思想的标志是哲学，中国思想的标志是智慧。哲学进行争辩、说服，智慧则漫不经心，对什么都不言说，甚至认为我们可以没有真理，只需顺天应人就可。然而在弗朗索瓦于连看来，这种作为哲学的他者的智慧，却能开辟出另一条也许更深刻的思想道路。智慧留下的足迹已经变得模糊不清了。我希望沿着这些淡淡的足迹，找到哲学从未想过的经验和思想的本质。

本书介绍了德国哲学家费希特的思想，对于这位历史中的作者——生于距2014年近两百五十年前、卒于两百年前，本书企图对他的哲学著作在其体系性意义中作当代化的呈现。

禅宗是佛教中国化里最典型的宗派之一，有强烈的中国特色，本书为黄夏年主编的《中国禅学》新两期的论文集。本论文集由来已久，整体水平较高，所纳入的皆为佛教与禅学领域著名专家学者的相关论文。本次书稿收集了专家学者关于禅宗相关问题论述文章，从禅宗中国化、生活禅研究、禅宗经典研究、人物研究等方面全方位地展示了禅宗的文化内涵和在新时代发展的意义。

实际上，古代佛教流传地区的国主，如果其国家治理方案有取材于佛教的话，多是以转轮圣王之治为理想的。国王本人虽在思想上取佛家的某一派的理论为主要依据，但多不会以意识形态的方式推行这一派的价值，仍然某种程度上秉持了政与教的分离。转轮圣王之治的实质，其实就是尊重世间的缘起和合性，尊重民众的主体性，国主所处位置在缘起的社会生活中地位重要，自然要尽量多地发挥其正向作用。如何发挥其作用，需要具体治理的智慧，这常常是佛经中相关题材主要涉及的内容。另外，作为国主辅相，不仅需要具体治理的智慧，其实通观大局的智慧更是不可少的，而这，他们往往是从佛教中超过、出世的一面中获取的。正因如此，中国古代有俗语：“山中无衲子，朝中无宰相”，道出个体的宗教实践回报社会的意义，这对于特重大乘菩萨道的汉传佛教来说尤其如此。但是，关于为何大乘佛教宗教实践转出来可以回报社会，佛家理论如何走出宗教实践的范围而有益于社会大众，却是少有人关注而又非常有价值的课题。

以通行本即王弼本《老子》为底本，结合新近出土诸简、帛本，考订其文、辨察其字、疏通其义、演绎其理，力求准确、深入地呈现《老子》思想的基本内容及其运思特点。

《禅学思想史》是忽滑谷快天先生的博士学位论文。付梓后分上下卷。上卷完成于1923年，下卷完成于1925年。《禅学思想史（套装上下册）》总瞰禅学发展之内在路径，将禅学思想源头，追溯到印度吠陀文献甚至之前。以为禅学思想源自印度，经中亚而中国、继而日韩。本害历叙禅道思想脉络，以为禅之萌芽在奥义书，禅之实践完成于小乘禅，禅之思想发展于祖师禅，最终大成于中国禅宗的五家七宗，从而汇为滚滚洪流，再流向东瀛，保存于那里的临济、曹洞两家禅教当中。忽滑谷氏的禅学研究学术路径，体现了明治以来现代日本佛教学术发展的方向，其中既有传统的本土本宗学术训练，也有欧西近现代以来东方学和佛教学研究的宗教学眼光和学术关怀。内页插图

本书的主要内容在于矫正后人对荀子天论和性论之误解。荀子言天道，分本体与现象两部分。本体不见其事而见其功，皆知其所以成而莫知其无形，这属于天职的部分。现象即能生之本体所产生的自然现象，有其运行的规律，所谓“天行有常”，故人若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这属于人职的部分。荀子讲明于天人之分，其目的即强调人伪比天性更重要。荀子论性，认为人既有好利疾恶之性，亦有好义欲善之性。但好利疾恶不等于恶，人一味放纵好利疾恶之性，以至争夺生而辞让亡、残贼生而忠信亡，才是恶。同理，好义欲善不等于善，只有学至全尽、知类明统、深思熟虑，实际上建构出礼仪法度来，才是善。荀子批评孟子的性善说是“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是因为孟子不重视后天人为之伪。因此荀子言性，只是本始材朴，无所谓善恶。故与其说荀子是性恶论者，不如说是善伪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