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6世纪，印度佛教分出中观和唯识两个学派，两个学派在“空有诤论”中各有输赢。但在争论中互相推进、互相吸收和改造，直到公元8世纪，出现“空有融合”的思想。作者选译了寂护《中观庄严论》《中观庄严论自注》、莲花戒的《中观庄严论释难》，宝生寂《中观庄严论释成立中观道》，以此让人们更好地理解“空有融合”思想。《印度佛教后期“空有融合”思想佛论选译（汉藏对照）/宗教学与文化研究丛书》在作者博士毕业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论文获得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优秀博士论文。《印度佛教后期“空有融合”思想佛论选译（汉藏对照）/宗教学与文化研究丛书》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寂护‘空有融合’思想研究”阶段性研究成果。）

《三论宗思想与文化》内容包括三论宗概括、三论宗高僧、三论宗祖庭、三论宗典籍、三论宗思想、三论宗修持及三论宗意义。资料翔实，叙述生动，在保持学术性的前提下，又具备很强的可读性。把学术的研究，转化为文化的弘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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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佛教》一书，是太虚大师人间佛教思想成熟的巅峰之作。太虚大师人间佛教思想的形成，经历了相当长时间的思维和抉择，直至抗战时期寓居重庆缙云，构建起完整的人间佛教思想理论体系，本书将历年来太虚大师关于人生佛教、人间佛教思想的演讲稿汇编，形成系统化的理论构架，是太虚大师完整的人间佛教思想体系成熟的标志。

《基督教学术（第二十四辑）》收录的文章包括圣经研究、基督教的神学和哲学、中国语境下的基督教研究等方面，我们依照这样的内容分类并结合时间次序进行编排。其中有关圣经研究的文章只有两篇，但有必要提一下圣经研究的重大思想意义和学术价值。按照基督教的正统教义，圣经是神圣启示的记录，基督教神学应以圣经为依据论证基督教的信仰。然而，阅读了这两篇有关圣经文章的读者会发现，圣经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编撰起来的，且可以按照新的历史发展情况加以解释。对圣经编撰过程的研究和经义的诠释是圣经学的重要课题。西方的经学如同中国的经学一样在古往今来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主宰着人生意义的认识和社会政治思想的大方向。希伯来圣经中的历代志（以《撒母耳记》《列王纪》为主）有点像儒学经典中的春秋三传。历代志的作者称为“文士”，是大卫以来以色列王国所设立的官僚机构中的“史官”与“书记”，中国春秋战国时代也有类似的机构设置和文士阶层。历代志的内容决非仅仅是史料，更重要的是带有褒贬的“微言大义”，这在圣经中被视为上帝通过历史所展示出来的神圣启示的内容，在中国的儒家思想中被认为是天道和天理的体现。这样的对历史意义的阐发和人物功过的评价有的是当时的“史官”与“书记”本来就加上的，有的是在后来的编撰过程中添加上去的。圣经学的研究旨在阐发其中的思想意义和揭示它们实际发生的过程。那么如何对此加以研究呢？找出各种相关的文本，梳理它们演变的谱系，寻找它们共同的“底本”，再加上考察带有时代烙印的文士阶层的“集体意识”和为某种政治目的或信仰认同而编撰的思路。近代以来西方圣经学研究与圣经批判相结合，构成西方启蒙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在现当代它又与民族解放运动和对后殖民主义的批判相结合。可见，圣经学决非一家之言，而是呈现出左与右、革新与保守的百家争鸣的局面。有关基督教的神学与哲学的关系也同样是丰富多彩的。在本辑收录的诸多相关文章中能够看出基督教神学与哲学的互相影响和历史演变的过程。在《康德（万物的终结）中的末日审判思想考辨》那篇文章中能够看到，康德对基督教末日审判教义的理性诠释在当时的保守派眼中是对基督教信仰的大逆不道的恶毒亵渎，但在今天的某些接受了理性启蒙的基督教神学家那里却被视为对基督教伦理价值观念之精髓的“抽象继承”。

本书采用文献梳理的方法，对历代佛经目录、佛藏文献、敦煌写经和房山石经中留存之《金刚经》的版本面貌进行梳理，并在佛学、译学、史学和文学四重维度下，对此经在唐代的流传和接受做出全方位、深入的分析和研究。

20世纪90年代以来，科学实践哲学逐渐受到重视，本书反映了近几年国内相关研究的前沿进展。不同于科学理论哲学，科学实践哲学从实践与行动出发，并在此基础上尝试提出不同的科学观念与知识观念。本书聚焦于科学实践哲学的基本问题，并从多个视角展现科学实践哲学的不同侧面，内容涵盖科学解释学、科学史、心灵哲学、认知科学哲学、政治学等。

1762年5月24日，《爱弥儿》一书在法国初版发行，但这部“呕心沥血的”作品却给卢梭带来了无尽苦难。同年6月9日巴黎高等法院正式签发逮捕令缉拿卢梭，并当众焚毁收缴的《爱弥儿》。此后，卢梭受到一系列迫害，被迫流亡长达八年之久。在对卢梭的诸多攻击中，卢梭一向敬重的博蒙大主教以主教之尊发表了一篇针对卢梭《爱弥儿》中“一个萨瓦省的牧师的自白”的《训谕》，指摘卢梭亵渎宗教，是一个反基督的、不信神的魔鬼。本书即是卢梭针对博蒙大主教的《训谕》发表的一篇回应之文，写于1762年11月。在该书中，卢梭阐述了自己的宗教观点，声明自己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但他不是教士们的门徒，而是耶稣基督的门徒。

在西方文明的沿革脉络中，自古典晚期开始，便恒亘着世俗与宗教这两条持久而强劲的脉线，二者既相对独立，又紧密交织。就宗教脉线而言，影响**、地位**者莫过于天主教传统，而对这一传统提供“神理”及“法理”支撑的，除了《圣经》之外，最为重要的便是由历次“大公会议”（ General Council，亦译“公会议”或“圣公会议”）制定并颁布的各种教规、教令及改革法令。在早期基督教以及后来的天主教会历史上，被天主教会认可的“大公会议”有21次，其中有18次是在古代各个历史时期（4世纪—16世纪初，涵盖上古晚期和中世纪）召开的。那么，什么样的宗教会议方可被称为“大公会议”？基督宗教各派别在大公会议认定标准上存在什么样的分歧？每次大公会议是在什么状况下召开的？代表性人物有哪些？主导性的思想是什么？在会议进程中，共识是如何形成的？对于分歧有是如何处理的？前一次大公会议与后一次大公会议之间的关联性如何？《大公会议史纲》将对诸如此类的问题给予解答。本书中文版依据Philip Hughes， The Church in Crisis： A History of the Twenty Great Councils （London： Burns & Oates， 1961） 译出，并由中译者增补“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1962—1965年）”一章。本书系陈文海主持的社科基金重点项目——近世以前“大公会议”文献研究 （（14AZD066））成果之一。

《当代法治视域下的藏传佛教》论文集是澳门大学藏传佛教宗教财产法律权属问题研究项目的阶段性成果。该论文集由澳门大学莫世健教授主编，全书共收录了 15 篇相关学术论文。在法治中国、依法治国的语境之中，宗教治理的问题已经从依法管理向宗教治理法治化的方向转型，如何理解宗教法治化及其实行的方式与可能是极为关键的问题。宗教法治化涉及了宗教财产、宗教法人、宗教仪式、宗教团体等诸多方面的问题。此论文集是围绕当代藏传佛教展开的讨论。论文中学者们以各自不同的视角作为切入点，讨论了当代法治化社会中藏传佛教的载体即寺院法治化的关键问题。学者们中针对当前藏传佛教寺院功能的演变、寺院管理模式的现代转型、寺院财产的规范化管理以及历史和当地社会环境中藏传佛教与法律间的关系等进行了详细地论述，为我们了解当前藏传 佛教寺院组织的管理以及法治化的路径提供了极为丰富的资料。本图书的主要特色在于主题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学者们从各自不同的主题客观地论述了当代法治视域下藏传佛教的相关议题。当代藏传佛教寺院的学经制度、宗教功能、财产管理等都避免不了与现代法律间的协调，这是宗教管理法治化过程中的关键内容。特别是关于藏传佛教寺院和僧侣财产的研究，目前在中国和全球都处于初级阶段。本书中几篇论文都以案例研究方式从不同角度介绍了藏传佛教寺院和拉章的财产管理实践。莫世健教授的论文更直接在现代法治框架下讨论藏传佛教寺院，拉章和僧侣的财产习惯法问题。虽然有许多问题尚待深化研究，但对于国内现有的研究已经做出了较系统和全面的梳理和分析。此论文集不仅补充了学术界对于当代藏传佛教寺院法治化以及相关学术研究的空白，而且还对藏传佛教在现代化转型以及宗教管理法治化实践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进行了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