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对现存六种主要的敦煌《坛经》写本进行了合校，以文字z佳的旅顺博物馆藏本为主要依据，另以敦博本、英藏斯坦因本、国图本两种及西夏文写本残片对校，又吸收了铃木贞太郎、郭朋、杨曾文、邓文宽、周绍良等学者的校勘成果，力求恢复敦煌本之原貌。除对经文进行全面校勘外，还做了今译和简要的注释，并有任继愈、杜继文先生所撰前言及多位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附录，对深入研读《坛经》颇有助益。

《缁门警训》是一部历代著名警策、训诫、规仪、笺铭的综合选辑。共一百九十五篇。他的目的是对僧人进行策励、训勉，故题名为《缁门警训》。本书可视为“修行之难”之类的书，其体裁广泛，内容丰富，涵盖有勉励修行者立志精选的策励语，有引据古德高僧的参禅说法大意等，可做初学入门的向导，和修行如法的规范说明，从中更有具体的修行次第方法，等等。虽是对僧人所立的警诫，但其中有关意志的锻炼、知识的培养、品德之陶冶及人性弊病的纠举等，对于现代人安身立命的追寻，应有明白清楚的鉴照作用。

《祖堂集》记载了唐、五代南宗禅的历史，也自然记载了南宗禅的这一理路及其延伸。在《祖堂集》所记载的二百余位禅师，甚至仅从我们在本书中所选的二十九位禅师的言论中，我们也能够看到佛教中国化的进程，看到唐代禅宗史上的巨大变化。这一变化在当时，便如水中涟漪一样四处漫延，影响了中国人的心理、思维与行动，使禅之一字成了中国文化的重要因子。

《肇论》所阐发的主要是鸠摩罗什译介的印度龙树中观学派的般若性空思想。《肇论》一向以文辞优美、思想深邃而著称于世，并以它对龙树中观学的准确把握和系统发挥而在中国佛教史乃至整个中国思想史上发生着持久的影响力。而《肇论》站在佛教的立场上对中外思想的融会贯通更对我们今天的文化建设有着重要的启迪意义。

《碧岩录》亦称《碧岩集》，是一部注释性的禅宗著作，共十卷。基本上它以禅宗百则公案为主，南禅五家皆有收录，内容庞杂。其写作方式是在每则公案前，先提示纲要，列出“本则”后，既著语评论，加以评唱，进行整体解说、提示、鉴赏。当时颇受禅僧及士大夫们的喜爱，被称为勘验禅者心地禅深浅的“教科书”。自宋代以来受到极力推崇，被认为是禅僧参禅悟道的必读之书。 《碧岩录》代表宋代禅宗发展的一个新方向，即由初期不立文字的参悟，演变成大立文字的“文字禅”。同时在禅宗史上，为标志着禅学的新里程碑。即由重视“公案”、机锋的《灯录》《语录》蜕变发展成“注释”公案、机锋的新禅学时代。

《金刚经》是佛于般若十六会中第九会所说，在《大般若经》六百卷中，《金刚经》属承上启下之作。《金刚经》篇幅短小，以现行之流通本而论，全经不过五千八百余字，但文约义富，意蕴深远，足以提举般若学的纲要。 《金刚经》流入中土以后，经过僧肇、吉藏、智顗、惠能等各大宗师的诠释和弘扬，对中国佛教产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金刚经》 “无住生心”的理念透入各宗学说中，成为中土佛教各大宗派的理论血脉，六祖更借此悟入自性般若，别开生面地由般若中观开出南宗顿禅。

《增一阿含经》不仅反映了早期佛教的基本思想，同时还反映了从早期佛教到部派佛教直至大乘佛教的发展脉络。这也是《增一阿含经》与其他三部阿含相比较具有独特的宗教价值。 本经节选的原则是既能反映早期佛教的教义及精神，又可突出本经浓厚的大乘色彩。

唯识学派，从三世纪至七世纪的五百年内，在印度学术思想界有其辉煌的历史；后有真谛、玄奘等人在中国弘扬，在六、七世纪的中国佛学史也发生过极大的影响。因此欲了解唯识学须先对唯识学派的历史发展有所认识。本书即是先就唯识学派的历史源流作一探述，次就其哲学内容作一解析。

本书内容选自《天童正觉禅师广录》。《天童正觉禅师广录》又名《宏智禅师广录》，为宋代天童正觉禅师的语录，共九卷。天童正觉禅师为河南南阳府邓州丹霞山子淳禅师的法嗣，鼓吹默照禅；和临济宗大慧宗杲主张看话禅，是当时两大不同禅风，为时人所称谈。本书的中心思想，即在于默照禅。但于语录卷一至卷五的部分，收录有云门、临济、曹洞、法眼、沩仰等五家宗风的资料，为研究宋代禅学的参考文献之一，于学术价值上，有不可漠视的地位。

《大慧普觉禅师语录》是中国禅宗众多语录中的一部，而且是相当重要的一部。它批判总括了历代禅学流派，建立起新的禅学体系，影响了此后整整八个世纪的丛林佛教的主流。 《大慧语录》的核心是以“看话禅”批判各种形式的“文字禅”，以及当时盛行的“默照禅”。由于大慧宗杲的努力，很大程度上挽救了禅宗“厌静求喧”的封闭危机。另一方面也扩大了士大夫禅学的社会影响，使佛教更广泛深入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为佛教植入社会扎下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