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驳朱利安》写成于公元421 年，是奥古斯丁晚年的作品。在这部作品中，奥古斯丁继续与佩拉纠派展开论战，通过反驳朱利安对自己原有著作的曲解，澄清了自己对圣经伦理观的见解，批驳了朱利安善恶二元论的摩尼教色彩的伦理观，详尽地阐发了大公教在善一元论基调下的善恶关系、原罪与救赎、灵与肉、父与子、人与神、生与死、婚姻与独身等涉及人性的神学伦理的基本问题，对于理解中世纪经院神学的主流文化和异端文化，都是一部重要的参考读物。

本书研究非洲传统宗教。在全球政治民主化和经济一体化背景下，传统宗教为谋求进一步的生存与发展，必然要摆脱原有的狭隘视阈，以当代社会为服务对象，在内容与形式上调适自身，重新定位，以契合现代化转型时期社会和人们的精神与现实需求。在这种转型中，传统宗教自身所具有的根深蒂固的影响，以及非洲大陆整体要求复兴传统文化的呼声为其带来了发展机遇；但同时，传统宗教残存的非理性特征，以及外来宗教的竞争压力和日益激烈的现代化进程也对其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整体而言，传统宗教的保守性决定了其改变的有限性，现代化背景下，传统宗教在城市正快速失去其阵地，但在广大农村依然发挥着规范社会行为、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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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元释教录》，二十卷，分“总录”和“别录”两个部分。一、总录，即总括群经录，以译人为主，先后记录了东汉明帝永平十年（67）至唐代开元十八年（730）六百六十四年间十九个朝代的一百七十六名译经僧翻译的经籍，共十九录。每录都先记朝代、都城、帝系、年号、译家（兼及作家）人数、所译（兼及所撰集）典籍部数卷数、存缺，然后再按译人（及撰人）详细记载所译（和所撰集）的典籍、名题、卷数、译时、译地、笔受润文者、单重译等，及各人小传。每录之末还附有失译的经。此外，总录末卷即第十卷，载历代佛经目录，分两类：一为古目录，从《古经录》至《众经都录》共二十五家，依费长房、《大唐内典录》两录仅列各古录名目；二为新目录，从《众经别录》至《大唐内典录》共十六家，详述内容，重要的还略加批评，指出它的缺点。总录共著录经典2278部，7046卷。二、别录，即分别乘藏录，以经典为主，分七类：（一）《有译有本录》（附失译有本），共三录：第1是《菩萨三藏录》，包括菩萨契经藏（即大乘经藏）、菩萨调伏藏（即大乘律藏）和菩萨对法藏（即大乘论藏）；第二是《声闻三藏录》，包括声闻契经藏（即小乘经藏）、声闻调伏藏（即小乘律藏）和声闻对法藏（即小乘论藏）；第三是《圣贤传记录》，包括赞佛、明法、僧行、护法、外宗五类的撰集，而以梵本翻译的放在前面，中国撰述的放在后面。经典著录共计1124部，5048卷。（二）《有译无本录》（附失译缺本），是大小乘三藏经典及圣贤集传名存本阙的目录。此录的分类法和前一录相同。经典著录共计1148部，1980卷。（三）《支派别行录》，是从大部中抄出的一向单独流行的大小乘三藏经典及圣贤集传的目录。经典著录共计682部，812卷。（四）《删略繁重录》，是各经录里同本异名或广中略出误为别种，而实际应该删去的各书目录，分为四类：从大部译典中抄出而旧录误为独立翻译的、异名同本的经典而旧录误为别本的、同一本经而旧录数处重出的、合为一部而零本重出的。经典著录共计147部，408卷。（五）《补阙拾遗录》，凡旧录（主要是《大周录》）阙载或新译未及入藏的，都另编为本录，依次为旧译大乘经律论、小乘经律、贤圣集传，新译大乘经律论、小乘经律、贤圣集传，戒律羯磨，此方撰集传记。经典著录共计306部，1111卷。（六）《疑惑再详录》，记载真伪可疑尚待考定的经典，共14部，19卷。（七）《伪妄乱真录》，记录后人随意编造伪撰的经典，共392部，1055卷，分为十三类：第1，以前诸录均未记载，智升新加搜集的伪经；第二，苻秦《道安录》中的伪经；第三，梁《僧祐录》中的伪经；第四，萧齐道备伪撰经；第五，萧齐僧法尼诵出经；第六，元魏孙敬德的梦授经；第七，梁沙门妙光的伪造经；第八，隋《开皇众经录》中的伪经；第九，隋《仁寿众经录》中的伪经；第十，《大唐内典录》中的伪经；第十一，《大周刊定录》中的伪经；第十二，隋沙门信行的《三阶集录》；第十三，各种名滥真经或杂揉异义的伪抄经。以上各录属全书前十八卷。Z后的卷十九为大乘经律论入藏录，卷二十为小乘经律论及贤圣集传入藏录。入藏经典总计1076部，5048卷（这和《有译有本录》相同，但部数有异），480帙。本次点校，以《碛砂藏》本为底本，校之以《赵城金藏》（据《中华大藏经》）、《高丽藏》、《资福藏》、《永乐南藏》、《永乐北藏》、《嘉兴藏》、《清藏》和《四库全书》本，并吸收了《中华大藏经》、《大正藏》本校勘记中《普宁藏》本的校记。本书版本属于两个系统，其中，卷一九和卷二〇的两个系统差异较大，所以，这两卷的《高丽藏》本（校之以《金藏》本）被收作附录。日本有大治二年法隆寺本，仅存第十五卷一卷，本次整理亦酌情采校。另有作者传记和有关本书的历代评论等资料附于书末。

“儒教是宗教”的判断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宗教和传统文化研究领域最重要的创新学说。它否定了近百年来学术界一致认为中国古代是“非宗教国”的定论，真实地再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貌，为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性质及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本书以丰富的资料、严密的论证、深刻的分析、流畅的语言，叙述了儒教从产生到衰亡的历史，揭示了儒教的神祇系统、祭祀制度、教义教理等从创造到被取消的过程，阐明了儒者如何为实现上帝、神祇的意志而治国、修身，并从事相关的理论探讨。内容包括儒教和佛教、道教等宗教的相关关系，涉及宗教、哲学、科学、史学、文学诸文化领域，为一切研治中国传统文化的学者所应备，是所有关心中国传统文化的读者所必读。

本研究通过对民国以来沪杭宁三地天主教音乐的考察，就中国天主教音乐的本土化路径及现代性变迁，以及天主教音乐在中国如何实现本土化展开讨论。笔者认为，天主教音乐的中国叙事象征性地体现了西方文化在中国社会语境中与本土文化互动的过程。这种互动在不同文化碰撞中必然会出现，它可以是相互之间的抵牾，甚至对抗；也可以是相互间的妥协，并互相采撷。天主教音乐在中国的本土化是中西文化交流互动的具体事例。天主教在经历了传教的困难之后向中国本土的传统文化作出让步，这就使得它所代表的西方文化中的某些成分得以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些元素相互受容，渐而形成新的圣乐形式，即中国本土的天主教音乐。在这一过程中，不仅有本土、教内外人士的参与，而且天主教本身也通过兴办教育和音乐教育，以及教士们的主动参与加入了这一进程。本研究提供了一个不同文化在相互磨合的历史过程中如何达到和谐兼容的个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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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性是哈贝马斯一生关注的重大主题。从《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到《交往行动理论》，其前期公共性思想以“公共领域”为中心，后期以“生活世界”为中心，生活世界比公共领域更具根源性，着力回答的是公共领域何以可能的问题。由此，哈氏前期、后期公共性思想之间形成了一个话语贯通与逻辑关联。哈贝马斯的公共性思想不仅在理论上深具启发性，而且在如今的“大数据时代”和“微时代”，科技进步所拓展的公共生活和塑造的公共性，也在一定意义上彰显了哈氏思想的当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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