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铁论校注：定本

　　片断：大夫〔二四〕曰：“匈奴背叛不臣〔二五〕，数为寇暴〔二六〕于边鄙〔二七〕，备之则劳中国之士，不备则侵盗不止。先帝哀边人之久患，苦为虜所係获也，故修障塞〔二八〕，饬烽燧〔二九〕，屯戍以备之。边用度不足〔三0〕，故興监、铁，设酒榷，置均输，蕃货长财〔三一〕，以佐助边费〔三二〕。今议者欲罢之，内空府库之藏，外乏执〔三三〕备之用，使备塞乘城〔三四〕之士饥寒于边，将何以赡之？罢之，不便也。”文学曰：“孔子曰：‘有国有家者，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三五〕。”故天子不言多少，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丧〔三六〕。畜仁义以风〔三七〕之，广德行以怀之〔三八〕。是以近者亲附而远者悦服。故善克者不战，善战者不师，善师者不阵〔三九〕。修之于庙堂，而折冲还师〔四0〕。王者行仁政，无敌于天下〔四一〕，恶用费哉？”大夫曰：“匈奴桀黠，擅恣入塞，犯厉中国，殺伐郡、县、朔方都尉〔四二〕，甚悖逆不轨〔四三〕，宜诛讨之日久矣〔四四〕。陛下〔四五〕垂大惠，哀元元〔四六〕之未赡，不忍暴士大夫于原野，纵难〔四七〕被坚执锐〔四八〕，有北面〔四九〕復匈奴之志，又欲罢监、铁、均输，扰〔五0〕边用，损武略〔五一〕，无忧边之心，于其义未便也。”文学曰：“古者，贵以〔五二〕德而贱用兵。孔子曰：‘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五三〕。”今废道德而任兵革，興师而伐之，屯戍而备之，暴兵露师〔五四〕，以支〔五五〕久长，转输糧食无已，使边境之士饥寒于外，百姓劳苦于内。立监、铁，始张利官〔五六〕以给之，非长策也。故以罢之为便也。”大夫曰：“古之立国家者，开本末之途〔五七〕，通有无之用，市朝〔五八〕以一其求，致士民，聚万货，农商工师〔五九〕各得所欲，交易而退〔六0〕。易曰：“通其变，使民不倦〔六一〕。”故工不出，则农用乏〔六二〕；商不出，则宝货绝。农用乏〔六三〕，则榖不殖，宝货绝，则财用匮〔六四〕。故监、铁、均输，所以通委财〔六五〕而调缓急〔六六〕。罢之，不便也。”文学曰：“夫导民以德〔六七〕，则民归厚〔六八〕，示民以利，则民俗薄。俗薄则背义而趋利，趋利则百姓交于道而接于市。老子曰：“贫国若有余，非多财也，嗜慾众而民躁也〔六九〕。”是以王者崇本退末，以礼义防民欲，实菽粟货财。市、商不通无用之物，工不作无用之器〔七0〕。故商所以通鬱滞，工所以备器械，非治国之本务也。”本书前言三十年前，为监铁论校注写的一篇前言，认为这次监铁会议是儒法鬬争，把汉武帝、桑弘羊划为法家，把问题简单化了。据汉书武帝纪记载，他刚即位，在“建元元年冬十月，诏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丞相绾（卫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韓非、蘇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奏“可”。”看来汉武帝是明显地反对法家的。到他在位的第七年，即元光元年，武帝纪写道：“五月，诏贤良曰：“……何行而可以章先帝之洪业休德，上参尧、舜，下配三王？……贤良明于古今王事之体，受策察问，咸以书对，著之于篇，朕亲覧焉。”于是董仲舒、公孙弘等出焉。“董仲舒传写道：“自武帝初元，魏其、武安侯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对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据此，汉武帝又明显地推崇儒家。汉书杜延年传载：“御史大夫桑弘羊子迁……通经术。”可见桑弘羊这个家庭，也是儒家气氛很浓厚的，何況桑弘羊在辩论过程中还多次引用儒家经典诗、书、春秋。因之，简单地划汉武帝、桑弘羊为法家，无疑是不恰当的。但是，这次会议，从形式到内容，都或多或少地带有儒法之争的色彩，这扑朔迷离的现象，是值得进一步加以探讨的。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百家争鸣的局面基本结束了，尤其是法家者流，从此就消聲匿跡了。因之，在当时並无所谓儒法之争，而只有儒家内部之争。这时的儒家，吸收了法家和道家，阴阳家等思想，已非原始儒家的本来面目。因之，在这个历史时期，出现了所谓纯儒，董仲舒就是这号人物［一］。甚么叫做纯儒？汉书贾山传写道：“祖父袪，故魏王时博士弟子也。山受学袪，所言涉猎书记，不能为醇儒。”颜师古注：“醇者，不杂也。”后汉书郑玄传：“玄质于辞训，通人颇讥其繁，至于经传洽孰，称为纯儒。”醇儒即纯儒，谓之纯儒者，即所以别于杂儒，然别所谓儒家内部的鬬争，就是纯儒与杂儒的鬬争，拿汉人的话来说，也就是王道与霸道的鬬争，如此而已。西汉昭帝刘弗陵始元六年（公元前八一年）一一月，召开监、铁会议，这是一次王道与霸道两条政治路线面对面鬬争的会议。召开这次会议的汉昭帝刘弗陵，自称“通保傅，传孝经、论语，尚书”［二］，是接受过儒家思想的。主持这次会议的丞相车千秋，“无他材能术学“。是被匈奴单于讥讽为“妄一男子”［三］般的尊儒派。在以主张“公卿大臣当用经术士”［四］，並“益重经术士，……以为群臣奏事东宫，太后省政，宜知经术”［五］的大司马大将军霍光为首的精心策画之下，拼凑了全国各地六十多个“怀六艺之术”［六］的贤良、文学，藉论监、铁为名，来“舒六艺之风”［七］，因而这次会议是有鲜明的倾向性的。先是，有杜延年其人者，“见国家承武帝奢侈军旅之后，数为大将军霍光言：“年岁比不登，流民未尽还，宜修孝文时政，示以俭约宽和，顺天心，说民意，年岁宜应。”光纳其言。举贤良，议罢酒榷、监、铁，皆自延年发之［八］。”通过“宜修孝文时政”的決策之后，于是召开这次会议的工作，就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始元五年（公元前八二年），六月诏：“其令三辅，太常举贤良各二人，郡国文学高第各一人。［九］””这批人，就是参加这次会议的“六十余人”。为了虚张声势，製造舆论，他们动员了所谓“为民请命”的御用文人。第一种人是贤良。贤良一科，是西汉王朝选拔封建统治工具的重要手段之一。文選策秀才文集注：“钞曰：“对策所兴，兴于前汉，谓文帝十五年诏举天下贤良俊士，使之射策。”陆善经曰：“汉武帝始立其科。”又曰：“求贤，谓求直谏，合有三通：一明国家之大体；二通人事之始终；三通正言直谏者也。”即以汉武帝时期而言，汉武帝认为凡是思想上不符合封建统治的需要，而“治申、商、韩非、蘇秦、张仪之言”的，都是不能入选的。董仲舒，是被当时推之“为世纯儒”［10］，“为世儒宗”［二］的，下文还要论及，这里不多说了。至于公孙弘，由贤良起家，爬到丞相宝座，更是贤良、文学们作为奋鬬榜样而加以颂揚的。参加这次会议的贤良，全是由三辅、太常举拔来的。据汉书百官公卿表上：“奉常，秦官，掌宗庙礼仪，有丞。景帝中六年（公元前一四年），更名太常，……诸陵县皆属焉。”昭帝纪元凤二年（公元前七九年），如淳注：“太常主诸陵，别治其县。”又元凤六年（公元前七五年），应劭注：“太常掌诸陵园，皆徙天下豪富民以充实之，后悉为县。”是诸陵所在之县，当时属太常，而且是“皆徙天下豪富民以充实之”的。到汉元帝时，才分属三辅。元帝纪写道：“永光四年（公元前四○年），冬，十月乙丑，……诸陵分属三辅，……诏：“今所为初陵者，勿置县邑。”颜师古注：“先是诸陵总属太常，今各依其地界属三辅。”这时诸陵还属太常，因而以三辅、太常並称。他们选出三辅、太常的贤良，意图是昭然若揭的，就是这些人都是“天下豪富民”，是跟他们一个鼻孔出气的，是他们最理想的代言人。杂论篇列举出席的代表人物有茂陵唐生，茂陵当时属太常，这和始元五年的诏令是完全符合的。参加这次召对的贤良，在汉书唯一有传可查的，仅有魏相其人。由于这次召对是对话和对策同时並行，监铁论是对话纪录，汉书公孙田刘王杨蔡陈郑传赞所谓“当时诘难，颇有其议文”是也。至于对策，则復古篇言“陛下宣圣德，昭明光，今郡国贤良、文学之士，……册陈安危利害之分”，利议篇言“诸生对册，殊路同归，……以故至今未决”，取下篇言“于是遂罢议，止词”，则明有对策之事也。对策即取下篇之所谓“词”，是书面的，对话即取下篇之所谓“议”，是口头的，对策盖未交到会议上论议，故其人其文不见于监铁论。又由利议篇所言“以故至今未决”，以击之篇言“前议公事”云云，则这次开会，日子也不是短暂的。汉书魏相传写道：“魏相，字弱翁，济阴定陶人也，徙平陵。少学易，为郡卒史，举贤良以对策高第为茂陵令。”韩延寿传载魏相对策事较详，写道：“韩延寿，字长公，燕人也，徙杜陵。少为郡文学。父义，为燕郎中，刺王之谋逆也，义谏而死，燕人闵之。是时，昭帝富于春秋，大将军霍光持政，徵郡国贤良，文学，问以得失。时魏相以文学对策，以为‘赏罸所以劝善禁恶，政之本也。日者，燕王为无道，韩义出身彊谏，为王所殺。义无比干之亲，而蹈比干之节，宣显赏其子，以示天下，明为人臣之义。”光纳其言，因擢延寿为谏大夫。”按汉书武五子燕刺王旦传：“郎中韩义等数谏旦，旦殺义等凡十五人。会缾侯刘成知泽等谋，告之青州刺史雋不疑，不疑收捕泽等以闻”。雋不疑传：“武帝崩，昭帝即位，而齐孝王孙刘泽交结郡国豪傑谋反，欲先殺青州刺史不疑，发觉收捕，皆伏其辜，擢为京兆尹。”孝昭帝纪迁不疑为京兆尹，在始元元年八月，则韩义之死，当在是年八月以前，故魏相对策引以为说。魏相以贤良对策，即指这次会议。相徙平陵，平陵正是太常属县，与昭帝纪言“其令三辅、太常举贤良各二人”合，韩延寿传以为“时魏相以文学对策”，那是不对的。据史所载，昭帝时”徵郡国贤良、文学问以得失”，仅有这一次；因之，可以断言，魏相就是参加这次会议的平陵所举的贤良，而魏相又是学易的，则贤良不仅在经济上是属于“天下豪富民”，而思想上也是属于儒家者流，也是文献足徵的。第二种人是文学。和贤良一样，文学也是当时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向上爬的阶梯。荀子王制篇指出虽庶人之子孙也，程文学，正身行，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卿相士大夫。”自从孔丘私设四科来传授门徙，其中就有文学这一科［三］，这是专门为研究儒家经典｜｜即所谓“经术而设立的。论语先进篇皇侃义疏引范甯曰：“文学，谓善先王典文。”范仲淹選任贤能论原主写首：““文学，礼乐典章之谓也［一三］。”二范解释“文学”，是把它的本义交代清楚了。孔丘门徒继承这个衣钵的是子游、子夏，后汉书徐防传载防上疏云：“诗、书、礼、乐，定自孔子；发明章句，始于子夏。“很概括地说明了这个问题。自从春秋末期，奴隶制日益崩溃，封建制日益兴起，在尖锐复杂閸争中形成的代表奴隶主阶级利益的儒家，和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法家，这两家在政治思想路线上，正如汉书艺文志所说是“各引一端”，“辟（譬）犹水火的。自从有了文学｜｜即后世之所谓儒家，这样的之人、之书、之术以后，如史记汲郑列传、儒林列传之所谓“文学儒者”，即指其人；如史记李斯列传、儒林列传、汉书司马迁传之所谓“文学经书”，即指其书；如汉书宣帝纪、张安世传、匡衡传之所谓“文学经术”，即指其术：都在其人、其书、其术之上，贴上“文学”的标籤。因之，颜师古在汉书西域传下解释“为文学”道。。“为文学，谓学经书之人。”史记封禅书写道：“诸儒生疾秦焚诗、书，诛僇文学，百姓怨其法，天下畔之。”这里所谓“秦焚诗、书，诛僇文学”，就是“焚书坑儒”。由于秦代“重禁文学，不得挟书，弃捐礼谊，而恶闻之”［一四］，从此以后，出现了“秦之时，羞文学，好武勇，贱仁义之士，贵治狱之吏”［一五］的局面。汉高帝刘邦建立西汉封建政权之后，基本上“承秦之制”，班固指出他“不修文学”［一六］。当时之所谓“修文学”，犹后世之所谓“治经”，淮南子精神篇：“藏诗、书，修文学。”以“藏诗、书”与“修文学”並举，则“修文学”之为专攻儒家经典，无可置疑。汉武帝刘徹平定淮南、衡山叛乱以后，于元狩元年（公元前一二一八年）四月下诏写道：“日者、淮南、衡山修文学，流货赂，两国接壤，怵于邪说，而造篡弑”［一七］。总结这次叛乱，是由于“修文学，流货赂”，换言之，即诸侯王之搞叛乱，是从破坏经济基础和佔领文化阵地入手。这件事，在本书也有所反映，晁错篇桑弘羊指出：“日者，淮南、衡山修文学，招四方游士，山东儒墨，咸聚于江、淮之间，讲议集论，著书数十篇。然卒于背义不臣，使谋叛逆，诛及宗族。”由是观之，则所谓“修文学”，就不是一般的学术问题，因之，在当时出现了“不爱文学”［六］、“以文学获罪”［一九］的历史现象。在这次会议上，桑弘羊舌战群儒，辨才无碍，也严峻指出：“今文学言治则称尧、舜，道行则言孔、墨，授之政则不达，怀古道而不能行，言直而行枉，道是而情非，衣冠有以殊于乡曲，而实无以異于凡人。诸生所谓中直者，遭时蒙幸，备数适然耳，殆非明举所谓，固未可与论治也［二0］。”......＜余略＞

　　王利器（1912-1-28～1998-7-25），字藏用，号晓传，四川省江津县（现属重庆市）人。治学受乾嘉学派影响以实事求是、理论兼赅为主，不求速成。长于校勘之学，著有《王利器自传》等30余种，另外发表古典文学论文百余篇。其著作被港台出版机构翻版者约在10数种以上，国内外报刊对其著作及人品评论推崇者甚多。

    前言
   卷一
    本议第一
    力耕第二
    通有第三
    错幣第四
    禁耕第五
    復古第六
   卷二
    非鞅第七
    晁错第八
    刺权第九
    刺復第十
    论儒第十一
    尤边第十二
   卷三
    园池第十三
    轻重第十四
    未通第十五
   卷四
    地广第十六
    贫富第十七
    毁学第十八
    齐贤第十九
   卷五
    相刺第二十
    殊路第二十一
    颂贤第二十二
    遵道第二埂三
    论诽第二十四
    孝養第二十五
    刺议第二十六
    利议第二十七
    国疾第二十八
   卷六
    散不足第二十九
    救匮第三十
    箴石第三十一
    除狭第三十二
    疾贪第三十三
    后刑第三十四
    授时第三十五
    水旱第三十六
   卷七
    崇礼第三十七
    备胡第三十八
    执务第三十九
    能言第四十
    取下第四十一
    击之第四十二
   卷八
    结和第四十三
    诛秦第四十四
    伐功第四十五
    西域第四十六
    世务第四　七
    和亲第四十八
   卷九
    繇役第四十九
    险固第五十
    论勇第五十一
    论功第五十二
    论邹第五十三
    论菑第五十四
   卷十
    刑德第五十五
    申韩第五十六
    周秦第五十七
    诏圣第五十八
    大论第五十九
    杂论第六十
    附录一佚文
    附录二记事
    附录三论人
    附录四述书
    附录五校本
    附录六引书
    附录七纂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