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一本关于人类发展心理学的入门读物。它既总括介绍了发展心理学的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又具体介绍了有关人类知觉、语言、思维、智力、学习、创造力与艺术性、人格、道德与社会性等方面毕生发展过程的理论和研究结果，还专辟章节着重讨论了儿童早期所获照料的性质、儿童的游戏、童年期问题、青少年期问题、成年及老年期问题等毕生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影响因素与重要环节。本书原著者均为在发展心理学领域有丰富经验的专家，他们在教授发展心理学入门课程的同时还积极从事发展心理学的应用与学术研究工作。本书在写作过程中，面向对发展心理学尚无甚了解的入门读者，以与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的方式探讨人类毕生发展过程中方方面面的问题，并为读者提供了许多练习，通过这些练习，读者可以更好地了解如何以极其实际的方式来研究发展心理学。书末附有专业词汇表，有助于读者掌握发展心理学的基础知识。本书内容生动活泼、简明易懂，可以作为高等学校教学参考书，也可供儿童教育、保健工作者与家长们阅读以及社会工作者参考。相信所有对“人”感兴趣的读者都将喜爱本书。<

暂缺简介...

这是尼采的第一部著作，也是一部独树一帜的美学经典。尼采在书中独创“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这一对概念，借此为切入口，以独特的视角和睿智的语言，重新阐释古希腊文化，进而探讨艺术的起源、本质和功能乃至人生的意义。尼采认为，日神（阿波罗）的艺术表现为雕塑和史诗，是梦幻艺术；酒神（狄俄尼索斯）的艺术表现为音乐，是醉狂艺术。希腊悲剧源于酒神祭祀的合唱歌队，是“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融合的产物。尼采把“酒神精神”看作希腊艺术的根本基础，即“对生命的肯定……对其生命力之无穷无尽感到欢欣的生命意志”。他认为，在希腊悲剧发展到顶峰时，使它消亡的敌人也产生了，那就是以苏格拉底为代表的希腊启蒙哲学的批判精神，希腊悲剧在狄俄尼索斯和苏格拉底的对立中“归于毁灭”。但尼采预言：“酒神精神”必将重视，新的悲剧时代必将来临。面对一座万仞高山，我们往往说不出多少话来，感到赞辞是多余的。面对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1844—1900），这位德国近代大诗人、大哲学家，我们也有同样的感觉。这个尼采，他宣告：“上帝死了！”曾经使整个西方世界震撼。这个尼采，他的“超人哲学”只有极少数人能够真正理解。深受他影响的思想文化巨人有：里尔克、弗洛伊德、加缪、萨持、海德格尔、萧伯纳、梁启超、鲁迅，等等。尼采一生饱受漂泊和病痛之苦，最后是在精神错乱中了却残生，更为不幸的是，他的学说常常受到误解和歪曲。德国纳粹分子曾把他的学说肆意曲解为法西斯的理论支柱。希特勒曾亲自去拜谒尼采之墓，并把《尼采全集》作为寿礼送给墨索里尼。

本书是作者的文艺评论集，收作者《论文学个人主义文化情绪》、《关于文艺“接轨”的议论》等五十余篇文论。

本书为《儒林宝训》系列丛书之一。《儒林宝训》小丛书，其中既有儒家经典，又有名贤语录；既有怡性小品，又有山居琐记。我们清楚地知识，每位读者的情况、心境千差万别，就各人而言，书中的大部分格言也许都像过眼烟云，不会留下很深的印象，但只要有一两句甚至就是一句话，能够扣动您的共鸣，作者也就颇感欣慰了。儒学是入世的学问，历来重视经世致用，立言的目的，终究还是教导人们更好地立德、立功、造福社会。儒家充分认识到言教的神奇力量，认为“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他们把富含哲理、能够发人深省的箴言誉为“清凉剂”、“醒脑丹”、“心灵的中药”。这些认识尽管带有浓厚的功利色彩和一定的片面性，可是却把格言警句的社会效用渲染到极致。正是这种广泛而深厚的社会认同，使得中国古代的格言撰述充满生机，造就了大量的不朽这作。

本书是《儒林宝训丛书》之一，收录了前人撰写的山居琐记。以帮助读者了解儒家先哲箴言语录的概貌，领略历代儒生学士奇言妙语的风采，汲取中华仁人志士劝世化俗言论的思想精华。希望读者通过阅读此书，能够与千古圣贤共赴心灵之约，找到自己终身奉行的人生格言。儒学是入世的学问，历来重视经世致用，立言的目的，终究还是教导人们更好地立德、立功、造福社会。儒家充分认识到言教的神奇力量，认为“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他们把富含哲理、能够发人深省的箴言誉为“清凉剂”、“醒脑丹”、“心灵的中药”。这些认识尽管带有浓厚的功利色彩和一定的片面性，可是却把格言警句的社会效用渲染到极致。正是这种广泛而深厚的社会认同，使得中国古代的格言撰述充满生机，造就了大量的不朽这作。

《墨子》一书广泛涉及了社会、政治、经济、教育、工农业生产、科技、军事等多方面内容，是历代墨者加工整理或集体创作而成。

卡爾．羅傑斯（CarlRansomRogers1902-1987），人本主義心理學家，美國應用心理學會的創始人之一，首創「當事人中心療法」，提出「人格的自我理論」。曾任美國應用心理學會主席及美國心理學會主席，並獲得美國心理學會頒發的傑出科學貢獻獎及傑出特殊貢獻獎。目前書市新出了一套臨床心理學的譯書，在人本主義心理學方面即以羅傑斯為代表人物，但這套書是以臨床治療做為寫作的主軸，故片面與遺漏在所難免。本書則以羅傑斯為核心，全面而翔實地介紹了其生平及學說發展脈絡，除此之外，作者還進一步地提出了對羅傑斯學術理論的評價，作者自信，本書的觀點及評述已有登上國際學術研究舞台的水準。若要對人本主義心理學大師羅傑斯有一完整而概括性的了解，則本書實為目前所見最好中文教本。

本书收录的100多文章，在毛泽东的思想中不仅仅是歌颂江山，还有更广泛的含义。我们应该来学习他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而且是一代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值得一阅。

竹林，是一种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景观，走进乡间，走进山野，随意举目便能瞧见，一点不稀罕。然当士子走进这平常的竹林，竟产生了文化史的奇观，产生了政治史的奇迹，产生了心灵史的奇谈。奇观，奇迹，奇谈，一连串奇字，在魏晋间化出了七贤：嵇康、阮籍、山涛、向秀、阮咸、刘伶、王戎。竹林和七贤浑然一体，难分难解，人称竹林七贤。竹林七贤信老庄，尤崇庄子。他们与竹林物化真趣的景象，用庄子化蝶的故事来比喻，真不知是竹林化作了七贤，还是七贤化作了竹林？抑或竹林本就是七贤，七贤本就是竹林。竹林七贤是个群体，如若将他们喻为竹子的话，七人犹如七棵青翠的竹子，参差散立在岚气笼罩的竹林中。有人认为竹林七贤皆是些脱俗之人，其实，他们身上有很多的俗气，各自又有各自不同的俗气。其可贵之处，在于以苦苦的挣扎来蔑视俗，打破俗，跳出俗。其可悲之处，在于挣脱的失败，以及由此带来的沮丧，或“迷途知返”，重新与俗合流。他们的身上有同，至少都有过同，这个同是高蹈出世，是做隐士，是学神仙，是与人间的烟火保持某种距离。没这个同，不可能联袂走进竹林中；没这个同，不可能在一个相当的时间内将竹林视作为家；没这个同，也就不可能被人呼作“竹林七贤”。然而，正像偌大个世界中，没两棵竹子会是一模一样的，竹林七贤是七个人七个样。这七棵“竹子”，摇曳多姿，各有各的静态舞姿，各有各的青黄季节，各有各的风韵精神。他们身上有异，有反差很强烈的异，这个异是来自如何对待以祸患为底基的荣华富贵？如何对待以烦恼为伴俦的身家性命？如何对待寂寞为主题的漫长生涯？如何对待说空非空生前身后的名？没这个异，竹林也就太平静了；没这个异，七贤的生存状态也就太简单了；没这个异，竹林七贤也就失去了作为千古话题的意义。异中有同，同中有异，竹林七贤合成活灵活现的众生相。惟有如此，竹林七贤才是呼之欲出的士人群体。竹林七贤的精神，使士子和竹子结下了不解之缘。东晋王子猷每居空宅，便令人种竹，咏啸着说：“何可一日无此君。”北宋苏东坡面对惨淡人生，洒脱地说：“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有人不禁要问，此书既然为书，为何不写成章节的式样，一气呵成，而要弄成这一篇篇支离破碎的劳什子，是否存心在赶新潮，学时髦？回答是：非也。不得不如此。原因有二：一是史料的多寡不均。竹林七贤的史料量，其中嵇康、阮籍、山涛、王戎是正常的。然翻开《晋书》中的向秀本传，会一阵傻眼，傻眼不在传主的传奇，不是传主的名望，也不是传主的其他什么东西，而是本传太短，短得实在不成样子，若扣除一篇不太长的《思旧赋》，居然只有区区九行，不，说得精确一点，是八行半。向秀本传是这样，阮咸、刘伶两人的本传也差不离。三人的本传如此短少，那么是否能借助别的史料？可检览的结果，除了《世说新语》有零碎的记载，其他史书的相关存录更是微乎其微。既然要写竹林七贤的整体，那就不可能绕过向秀、阮咸、刘伶。可是，如此少的史料，拿来给三人做综述性传记，确实有些捉襟见肘，且与其他四人严重的不均衡。二是人物的时代跨度太悬殊。无论是杀身成仁的嵇康，还是抱疾而终的阮籍，都亡于曹魏王朝崩溃的前夕，是十足的魏人；而其他五人，一并进入了三家归晋的时代，山涛基本活动在晋武帝一朝，王戎身当晋末的八王之乱，向秀、阮咸、刘伶有各自的大限。由此，缺乏一根主线，贯穿始终的主线，若是硬行做来，必产生阅读的凌乱感。面对这样结构的史料，是棘手的，正因为棘手，为何以前全面研究竹林七贤的成果寥若晨星，也就有了答案。孙子曰：“通于九变之地利者，知用兵矣。”兵法变化之妙，存乎一心，文法当是同理。冥思苦想，反复变局，方得出这不是办法的办法。这不是办法的办法，旨在让每一篇有个鲜明的主题，有个相宜的适度，有个史料互补的机会。分之，各为一题；合之，汇成总题。谈起撰写中国历史的文或书，给人的感觉，似乎有很翔实的史料层垒堆积在那儿，从事史学者只要信手拈来，做些排比、翻译、诠释，就能把古人栩栩如生地传递给今人。其实不然，大不然，作者面对的是已入土的时代，一种没有任何一个活人能充当见证人的时代，它只记录在虫蠹风朽的断简残篇之中，隐藏在布满暗红水渍绿锈斑驳的文物之内，镌刻在黑幽森然角缺身裂的碑石之上。秦时明月汉时关，古人故事，陈物旧书，要予以复活，绝非一件省心的事。将历史化为现场，顾名思义，应该是立体的，而非平面的，更不能是点线的。想时容易做时难，这个难，难在分寸的把握上。过分渲染气氛，会向小说靠拢，活是活了，但活得不可信，活得失去了那个时代的味。过于强调忠于史料，无血无肉的枯燥呆板又会接踵而至。故而，既不可太虚构，又不可胶柱鼓瑟，一种特殊的中庸之道便成了写作的原则。要完整再现过去的时代是不可能的，不得已而求其次，求的是尽量靠近过去的时代，尽量发掘过去的时代。在确立主题思想后，通过史实钩稽，加以文学手笔，哲学思考，心理分析，“还原”历史场景、人物活动及风土人情，勾勒出时代、王朝、人物在历史进程中的轨迹，揭示盛衰转化的生态起伏，揭示成败相依的悲剧因素，揭示祸福相倚的永恒命题。史学是对人的生活的记录，文学是对人的生活的描写，哲学是对人的生活的思索，三位一体，均源于人基本的生活。把学问变成纯粹的学问，远离人的生活，这是违背了学问的初衷。史料是骨架，文笔是血肉，思辨是精神。司马迁的《史记》，之所以能成为文化史上硕大的丰碑，成为文史二界的经典，其中的行文方式，足以让人寻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