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后结构主义文论思潮是20世纪中后期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巨大影响的重大哲学运动。法国思想家拉康、巴尔特、福柯、德里达是后结构主义思潮的中坚人物和主要代表。本书试图从他们各自理论的内在理路出发，全面阐述他们的哲学和文学理论，从而展示出他们的理论对人类思维方式所具有的挑战性意义：“后”不是主要的，“结构主义”也不是主要的，理解“后结构主义”的思想的核心才是最主要的。没有迷信，没有盲从，没有固执，永远在运思的途中，思索着无思和未思……

西方现代哲学的人文主义不满足于传统哲学从感性中直接的东西上升到理解中的东西，以“永恒在场”的抽象同一性或本质概念为事物之根底的“在场形而上学”，而要求回到具体的、变动不居的现实世界，从而转向在场的东西与不在场的然而同样个体的东西结合为一个无尽的整体的哲学观点，哲学的最高任务不再是单纯地达到同一普遍性，而是要求达到了天地间各种不同事物之相通，相融。哲学所崇尚的把握事物的方式不再是单纯的思维，而是想象。 哲学的这种转向在历史观、艺术观和其它诸多方面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例如：在艺术观方面，摹仿说转向显隐说，在历史观方面，由重恢复历史的原本的原貌转向古今融合论，如此等等，总之拓殿相象，超越当前，超越自我，一句话，超越一切当场的东西的藩篱与限制，放眼一节未出场的东西，就会展现出一个无限广阔的天地，这就是新哲学所指引我们的方向。本书依据这种转向，改变了西方传统学主要只是讨论思维，主体与客体，本质与现象，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个别与普遍，具体所抽象等范畴的思维框架，而结合在中国古代哲学拟定的并着重讨论了在场与不在场，显与隐，相同与相通，古与今，思维民想象，言与无言，中心与周边等哲学范畴。 新的哲学方向主要是以想像来沟通的精神空间，作者最后以诗的语言是人生的家园的论断作为全书的指归。

世界名人命运丛书。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的历程也应从哪里开始，而这思想的历程，是以一位位思想家的名字为标志，为里程碑的，于是，作为思想家的命运，也就同思想的进程、同一部人类的历史牢牢地焊接在了一起。本书60位中外著名思想家，有着各自迥异，却又多姿多彩、千变万化，难以一一道尽的命运。而他们不同的命运，给予我们的读者、我们的今天，又将是怎样的启迪和怎样悠长的思考。

片断：《五代会要》第八卷《经籍》条记载：显德二年（九五五年）二月，中书门下奏：“国子监祭酒尹拙状称：准敕校勘《经典释文》三十卷，雕造印板，欲请兵部尚书张昭，太常卿田敏同校勘。”敕：“其《经典释文》已经本监官员校勘外，宜差张昭、田敏详校。”初见以上记载，自然容易产生后周显德二年（九五五年）《经典释文》三十卷已经详校雕印的印象，但是如果把它和《玉海》的记载联系起来並认真地加以推敲便会感到疑点重重。当时校勘雕印完成的究竟是三十卷足本还是其中的一部分？李致忠先生撰《北京图书馆藏宋版书叙录（十四）》⑺认为五代雕印的《经典释文》是该书“最早的刻本”。“北宋初年《经典释文》经过校勘之后再次刊板印行。这应该是《经典释文》的次早刻本。可惜，五代刻本、宋初刻本均久已失传，不复可见。此后，随着儒家经典的整理，注疏和雕印，《经典释文》也多次版行”。如果说这种说法比较笼统，没有把足本和其他本子分开的话，曹之先生撰《中国古籍版本学》⑧则明确断定《经典释文》三十卷的雕版印刷始于九五五年，並完成于九五九年。这是否正确地反映了《经典释文》的雕印历史恐怕是值得商搉的。为了深入探讨这方面的问题，讓我们试把《玉海》卷第四十三的若干记载摘录如下：（1）“唐石经，后唐九经刻板”条：显德二年（九五五年）二月校勘《经典释文》三十卷雕印，命张昭、田敏详校。（2）“开宝校释文”条：周显德中二年（九五五年）二月诏刻《序录》、《易》、《书》、《周礼》、《仪礼》四经释文，皆田敏、尹拙、聂崇义校勘。自是相继校勘《礼记》、《三传》、《毛诗》音並拙等校勘。建隆三年（北宋、九六二年）判监崔颂等上新校《礼记》释文。开宝五年（九七二年）判监陈鄂与姜融等四人校《孝经》、《论语》、《尔雅》释文上之。二月李昉知制诰。李穆、扈蒙校定《尚书》释文。德明释文用《古文尚书》，命判监周惟简与陈鄂重修定，诏並刻板颁行。咸平二年（九九九年）十月十六日直讲孙奭请摹印《古文尚书》音义与新定释文並行，从之。是书周显德六年（九五九年）田敏等校勘。郭忠恕覆定古文並书刻板。景德二年（一○○五年）二月甲辰，命孙奭、杜镐校定《庄子》释文。（3）“景德校诸子”条：咸平六年（一○○三年）四月命杜镐等校《道德经》，六月毕，景德二年（一○○五年）二月甲辰，校定《庄子》並以释文三卷镂板，后又命李宗谔等雠校《庄子》序。后记：本书是在以日文写成並于去年年底在日本二松学舍大学研究生院获得通过的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改写而成的，除个别篇章外，正式改写工作始于今年六月。当本书出版之际，谨向多年来曾经给笔者予精心指导的伊藤漱平教授、池田知久教授以及曾以各种形式给笔者予指导和帮助的其他中日两国老师、前辈致以衷心的感谢。向为笔者的研究提供了种种方便条件的中国国家图书馆、日本国会图书馆、东洋文库、静嘉堂文库、天理大学图书馆、二松学舍大学图书馆、东京大学综合图书馆、东京大学文学部汉籍中心、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京都大学综合图书馆等有关单位表示诚挚的谢意。向给笔者提供了宝贵奖学金的日本东华文化交流财团、日本国际教育协会、二松学舍大学以及对笔者的研究一向寄予关心並提供无私援助的许多友人、熟人致以由衷的谢忱。向今年八十有五高龄、经常鼓励笔者钻研学问的老母以及全力支持笔者完成研究任务的内子致以深切的感谢。一九九五年九月笔者于东京都寓所后记中提到的一向对笔者的研究多有鼓励的老母何任娇，广东新会人，世居南洋，热爱中华文化，不幸于一九九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走究了人生的旅程，未及见本书出版。特此补记以示深切的怀念和哀悼。一九九六年二月笔者于东京都寓所前几天，伊藤漱平老师给笔者寄来发表在1998年第4期《中国语文》雜志上的孙玉文先生撰《〈经典释文＞成书年代新考》一文。该文主要论证了《经典释文》不是成书于入隋之前。这一观点和笔者于1995年3月发表在日本二松学舍大学《人文论丛》第五十四辑上的《＜经典释文＞の成立·校勘及ひ雕版な巡ふ诸问题ぃつぃて》（1994年7月曾先在第69次二松学舍大学人文学会上口头发表。现已收入本书第一章第一节，第二章第二节等处）一文，对《经典释文》成书于陈的传统说法提出质疑，并认为不能排除该书完成于入隋以后的看法的方向是一致的。今读孙文，又有一些新的感受和认识。不过，本书的核稿工作已经结束，限于篇幅和烦琐，只好留待今后另文记述了。一九九八年九月笔者于松户市寓所本书前言一九八九年秋冬，我应邀访问东京大学中国哲学研究室，在讲《尚书》时，有几位来自大陆和台湾的中国留学生，和日本博士生一道，都很用心倾听，悉心提问。经过一段时期相处，发觉这些青年都是向学情殷，且于其专业都各有所长，各有所得，的确为“后生可畏”的一个英才群体。其中有一位出生于印尼、后归国服务于大陆对外文化交流部门有年的黄华珍君，每次提问，我发觉他都不是膚泛地提，而是对问题有所辨析后提问其关键之点，或历来聚讼之点，我就觉得此君好学深思，已具有功底，非寻常者可比。时东京大学主持接待我的，正是他的导师，掌管中国哲学室的中国哲学专家，曾以其几部著作相赠的池田知久教授，为我称道诸博士生时，于黄君多所嘉许。而且当我学术访问约四个月时间里，承他指定黄君多所照顾、协助，过往就较多。其时我又应邀两次至二松学舍大学讲学，承校长伊藤漱平教授热情接待，投分颇深。别后还承以其所为清新俊逸的汉诗寄示，益见其对中国文学的深入。后来始知黄君转入二松继续攻读学位，又获得这位深于中国学术的伊藤教授为其导师。而池田知久教授亦至二松兼课。在这两位名师指导之下，黄君的研究工作日益深入、日益精进。一别五、六年，于去秋获悉黄君论文经过长期研析之后已经完成，荣获日本很难获得的博士学位。然后黄君又以数月之力将原用日文写的论文改用中文加以删补写成本书，就更见充实精确，成为《庄子》研究中别开生面的一部佳作。首先是治学方法上的谨严缜密，既继承了中国传统的朴学精神，特别是清代朴学的实事求是的学风，又吸收了日本学者最擅长的善于广泛全面钜细不遗地搜集各种资料加以系统化研析的细致功夫。当然也有客观条件，日本藏书丰富，可以就各个问题获得应有尽有的资料，所以纔成此从版本下手善于运用比勘、校订、类推、综覈等研治方法写成的佳作。通过对《庄子音义》的研究，终于获得对《庄子》原书的历史的和逻辑的实质性认识，是本书最大的成就。全书内容方面，据我初步的瞭解，最可称道的有下列诸项。对《庄子音义》的母体《经典释文》及其作者陆德明作了扼要的考论。指出《释文》创始于南朝陈时，並引一些学者意见以为可能完成于隋时。但又以为“该书始撰于陈时是无可怀疑的，不过关于成书的时间，至今我们並没有掌握可靠的资料，因此也就很难下结论。以《经典释文》的规模、内容以及当时的著书条件推测，该书恐怕不是短时间内能够完成的”。这是很切实际的审慎的意见。因而又引严灵锋“可能成于李唐之前或入唐后加以修订”之说，认为“有一定的合理性”。这一看法也是稳妥的。但未引《崇文总目》有“德明为唐国子博士时增损成书”之说，其实足为此说印证。而后论定“陆氏所撰《经典释文》具有鲜明的南学特徵”。並引了一些学者的不同看法，以为“很难证明陆氏入隋以后就不可能按其原来的南学风格继续完成该书的编写工作”。亦是确论。其实陆氏的南学特徵，亦为隋代统一经学以南学为主的结果。这亦足证明其书必成于隋后。而更主要的表现在《经典释文》的总的学术方面的南学精神，即列入《老子》、《庄子》而不列入《孟子》，这是南朝盛倡玄学，《老》、《庄》成了重要经典，与北方“绝不言玄”的学术迥然異趣，纔致如此。作者指出这“是六朝隋唐时代学术思潮的反映”。这又是确论，所以和《老子》书一样，《庄子音义》成了《释文》中重要的一部。对《庄子》本书的考论尤多胜义。作者通过对《庄子音义》的南宋三个刊本（北图、天理二南宋本及《续古逸丛书》所据南宋与北宋的合併本）的比勘研究，以及另一徐邈《音义》的敦煌写本，运用朴实无华的细针密缕的而又最现代化处理资料信息的研究手段，得出许多有关《庄子》本书的精到认识。举其要者：作者认为《庄子音义》可能是解决《庄子》原书的钥匙。从而论定《庄子》不是由一人一时写成的，当成于战国末期至汉初。有人认为《庄子》代表奴隶主阶级意识，又有人以为书中若干篇是伪作，他都认为不能苟同。《庄子》书作者非常接近平民百姓，对下层人民生活比较瞭解。其书是中国乃至世界人类的优秀文化遗产之一，充满了中国哲人的思想光辉及生活智慧。其中许多积极的东西至今仍有指导意义。而通常认为书中“内篇”是庄子自著，“外篇”、“雜篇”是庄周门人或其后人所作。作者认为此说並没有可靠的證据。相反，内篇有可能混进了新的东西，外雜篇也可能雜有较古老的内容。总之，《庄子》是由复数作者分别写成，后来才被整理汇集成书的。至于内、外、雜篇的区分与被整理汇集成书，作者认为因于汉代存在着将典籍汇编而又分为内外篇的风气，如《晏子春秋》分内篇、外篇，《淮南子》亦分内二十一篇、外三十三篇，则《庄子》分内、外、杂篇，当是此风气下刘向整理汇集《庄子》时所分。因《史记》但云庄周“著书十余万言”，当是些具有很多差異和重复並且雜乱的文字，刘向删其重复，用把相同或类似的文章集中一篇篇名之下的方法整理成书，並区分为内、外、雜篇，而后《庄子》获以传世。《庄子》的篇数，《汉书.艺文志》载明“《庄子》五十二篇”，当即刘向所编定之数。然今所见通行本为三十三篇。作者对此作了考订。先引《释文.序录》载司马彪注五十二篇（内篇七、外篇二十八、雜篇十四），高诱注《吕氏春秋·必己篇》亦言五十二篇，皆与《汉志》合。知刘向所分篇数保存在司马彪本中。《序录》又载崔譔注二十七篇（内七、外二十），向秀注二十六或二十七篇（亦无雜篇），郭象注三十三篇（内七、外十五、雜十一），还及其他注者共九家。然后知今本之为三十三篇及内七、外十五、雜十一皆由郭象本来，其关键就在陆氏《庄子音义》承用郭象本，后世遂通行陆氏所用郭象本之数。作者因而就时代流向标出了《庄子》篇数的变化过程：十余万言（战国至西汉）→五十二篇本（西汉后期至西晋通行本，司马彪加注传至唐初，后佚）→二十七篇本（西晋崔譔、向秀删注，似传至唐初，后佚）→三十三篇本（西晋郭象编定，传至今）。这就对《庄子》一书的流传过程一目瞭然了。作者又指出，五十二篇与三十三篇本在范围方面无大悬殊，不过郭象在编辑整理过程中，三十三篇本打破五十二篇本原有的构造，部分篇章或被删除而其内容往往被保留合併到三十三篇中了。这就是现存三十三篇本的来源脉络。作者通过《庄子音义》所引各家注的研究，对诸本内、外、雜诸篇的承传关系获得瞭解。二十七篇本、三十三篇本的内篇，保持了五十二篇本内篇的原貌。但外、雜篇情况较复杂，至今还不太明瞭外、雜篇的区分标准。二十七篇本只有外篇二十篇而无杂篇，但它取自五十二篇本的外篇和雜篇，后又分散入三十三篇本的外篇和雜篇，而与五十二篇本的外、雜篇有相当大的不同。以上内篇和外、雜篇情况的显異，作者认为是这次考察和分析得出的重要结论。由于外、雜篇所见有两种情况，即《庄子音义》各篇所引各家注，凡崔、向注与司马注齐备者，《庄子》该篇文章结构也比较井然。而二者不齐备时，文章结构也雜然。作者以为这两种情况显与《庄子》书篇结构的变迁有着密切的关系。因而以为，如果没有出现崔、向注的篇，可推论为崔、向二十七篇本没有的篇，而这在司马五十二篇本有之，就可循此管窥司马注五十二篇本的原貌原容。这是武内义雄採用过的方法，作者这次研究调查进行得更细密更全面，即是把崔、向注和司马彪注之间的差異作为线索，以探研《庄子》五十二篇的原型。而《庄子》书的原文也是判断的根据之一。这样，作者作了缜密的、细緻的、工程浩大的比勘、考校、科学分析、逻辑覈论的工作，终于尝试恢复了五十二篇的全部篇名。当然，这只是恢复汉代所编定的《庄子》原貌的探索性成果，作者必仍将继续钻研前进，精益求精。而这是本书最主要的成续所在，终当推为作者长期辛苦研究所获得的朴实可观的学术成就，因而是难能可贵的。除上述几项主要成就外，书中到处胜义纷陈，在此无法枚举，现约举一二。如由《经典释文》作为早期进入日本的汉籍之一，可管窥中日两国图书交流历史，並促使和刻本的出现，对日本汉学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又如陆德明撰《经典释文》，採录了汉魏及六朝的音切及训诂总计达二百三十余家，其《庄子音义》是由陆德明自注、诸家注及引用书三部分组成，除少数不属于《庄子》专注的汉魏人之说外，主要採用的是六朝人的《庄子》专注，约略达一、二十家。这正是六朝时代盛倡玄学、因而《庄子》研究大盛的实际情况的反映，体现了时代精神。这些见解都是重要的。本书作者现正处于盛年，其成就已卓卓如此。今又受聘在日本的大学执教，知作者必将善于利用其良好的学术环境，丰富的图书文献资料，继续精进，取得更大的学术成就，将不断有巨著问世，是可断言的。刘起釪1996年10月于北京

《现代设计美学》的写作动机客观地来自上述观察与思考，来自对现代设计美学重要性及其研究难度的充分认识，而更直接地，来自教学实践。第一章是对现代设计和现代设计美学本质规律性的探讨，并关涉到现代设计运动的兴起和现代设计美学的诞生，现代设计原则和形态体系。第二章从人体工程、环境科学和文化学等角度分析人、人造物与环境之间的相到关系和现代设计美。第三章讨论设计信息的本质特征、构成和传播原理以及设计信息接受的规律。第四章集中于中对设计审美心理的研究，其中设计的光影感、空间感和流行心态等方面目前设计界关注得尤为不够。第五章对仿佛变化莫测的现代设计形式展开研讨，试图概括出其形式美的某些重要法则及其应用规律。将有机整全权性和形式个性问题列为专节，是因为人们对其重要性还认识不够，存在有某些认识误区。《现代设计美学》的探讨也围绕现代设计审美这个中心，不同程度地运用了美学、社会学、生态学、环境科学、人体工程学、信息科学、系统论、心理学、传播学、文化学、经济学、伦理学、教育学等学科知识。

内容提要：本书分为上下两编。上编通过对胡塞尔、英伽登、梅洛－庞蒂、杜夫海纳及以普莱为代表的日内瓦学派的现象学理论著述的深入剖析，阐述了20世纪重要的哲学美学流派现象学的理论实质以及在文艺理论方面的主要建树。下编则通过对狄尔泰的“方法论解释学”、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利科尔的文本理论、赫希的“客观解释学”等一系列解释学文论的研究，对解释学哲学和文艺思想做了体系性的全面探讨。片断：哲学自身的危机使哲学忘掉了“思”之天命，自然主义、历史主义、心理主义日渐风行，这使得哲学有丧失其科学性的危险。胡塞尔在《作为严格科学的哲学》中说“我们的生活目标一般来说有两种，一种是暂时性的，另一种是永久性的。一种目标是为了使我们自己及同代人生活完美，另一种目标则为了造福于子孙万代。科学是代表一种绝对的、无时间性的价值的称号”。被胡塞尔当作“严格的科学”的现象学，就是这样一种追求“永久性哲学理想”的事业。在胡塞尔看来，整个哲学史在“心与物”两极中摇摆不定：在古代希腊这个欧洲文明的摇蓝，已有“自然哲学”与“理念哲学”的对立；在中世纪有唯名论与唯实论的对立；在近代，有经验主义与先验主义的对立。哲人们大都陷入心、物二元论，即从一种抽象的、孤立的观点看心与物的区别，只有现象学，才把欧洲哲学上的先验主义贯彻到底，“心”才完全摆脱了“物”而独立出来，成为一门严格的科学。胡塞尔在哲学上反对“心”“物”二元论，而努力寻求绝对的确定性。19世纪末，当尼采竭力摈弃绝对确定性，而追求一种不确定性时，胡塞尔却反其道而行之，他将对绝对确定性的追求看作是自己生命的意义所在。1906年，他在一篇日记中写道：“我正由于欠缺明晰而萦绕不散的怀疑而备觉痛苦……我必须赢得明晰性，否则我就不能生活下去了……”①1905年元旦那天，他写信给老师布伦坦诺说：“……我为自己选择课题，走自己的路，这么做并非是为了殉道，而是出于不可违抗的必要性……想想看我必须忍受多大痛苦！我不喜欢与那些从不为事业而生存的邀名逐利者为伍……。”可以说，尼采和胡塞尔这两位对20世纪西方思想影响甚大的哲学家，一位从事破坏，另一位从事建设，由此象征了本世纪西方思想界无法调和的冲突。尼采刚一去世，胡塞尔的现象学就宣告诞生了。从此，胡塞尔开始了在意识域和确定性之间建立合理联系的哲学构想，并终其一生孜孜以求。哲学的真正任务是寻求绝对真理。胡塞尔说：“作为真正科学的哲学，其目的就在于寻求超越于一切相对性的绝对、终极的有效真理。”但是他认为，在他以前的哲学家中没有人能够提供这种真理，相反，却在这个问题上制造了许多混乱，从而使整个科学，以至于整个欧洲文明深深地陷入了危机之中。因而，现象学哲学的任务，就在于批判种种有关真理的谬论，为人类提供永恒的绝对真理，以拯救科学的危机和欧洲文明的危机。后记：后记从事现象学和解释学的研究已经十余年了，至今才写出这么一本不算厚的著作。这除了教务繁忙等原因外，与自己的学术志趣变化有关。80年代中期，我开始潜心进入现象学和解释学研究领域，先翻译了一部书（《文艺现象学》，文化艺术出版社，1992年），然后写了两篇专论现象学和解释学的长篇论文（《现象学》、《解释学》，载《现代西方哲学思潮述评》，清华大学出版社，1990年），同时，还写了论狄尔泰、伽达默尔、英伽登、杜夫海纳、姚斯的系列专题论文（分别载《西方文艺理论名著教程》下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西方著名美学家评传》下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0年），当时曾计划写成一部书。但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进入后现代文化问题和当代文化理论的研究，也就一度中断了本书的写作。现在这部时写时辍的著作终于得以完稿，并收入“20世纪西方文论研究丛书”，总算了结了一件心事。这些年，我的学术旨趣发生了一些变化。我想这仅仅是我知识结构、心理结构和心性视野的内在调整，或我对自我思想的清场罢了。需要说明的是，我关注“时代问题”，但不关注“时尚趣味”，而是关注在当下被遮蔽被遗忘的学术思想和新学术话语的真实根源。因此，关注当代理论仅仅是在“问题意识”层面上的。事实上，努力超越时代和学科领域的制约，不断扬弃旧的知识结构，寻访历史的思想残片并进行个我问题和历史灵魂的对话，或许是我个人学术调整的真实意图之所在。我似乎总不愿服从于现代科层制度将人命定在一个职业框子中，而是想把自己定位为一位关注当代思想理论问题的意义追问者。我所理解的真正的思想者，是那些对自我反省和批判，对自己问题的前提加以质疑，并对历史迷思加以悬搁的反思者，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化批评家。因此，学者与时代、学术与自我的关系就是无可避免的。只有不成为历史的注释者或时代的传声筒的人，才能正当地成为“思想者”。因而，每位学者都无法逃离自我定位问题。在我看来，自我定位问题，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自我知识反省。我们这一代既不同于前几代人，比如“五四”一代，学贯中西，蔚成大家；也不像我们后面一代，时间资源和文化资源都很丰富，可以潜心读好书。我们是处于时代灾难的夹缝中赶上了末班车的一代，被时代的苦难磨掉很多东西，失去了许多宝贵的时间。但同时，时代又给予我们许多可贵的生命财富、许多苦难的馈赠，即对自我知识的审视，对自我“文化身份”的反省。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有明显的批判意识（大理论意向）、精英意向（但不是精英“主义”），对任何问题不以一种世俗化的、语言游戏的、甚至是权力运作的态度去看，相反，更多的是强调不断地向内挖掘而获得自我的生成，在增加文化资本或更新知识结构基础上，建构自己的思想地基，为自己的思想正名。因而，在学术中就少了些游戏成分，少了些调侃意味，同时也少了些前几辈学者的异化中的苦涩感，有一种相对的淡然自在的生命态度，追求一种雅致而有个性的学术品格，对“平面化”的无价值一般持拒斥态度。二是自我立场反省。我们这一代处于两个夹缝中：在治西学时痛感母语在流失，自己的心性状态逐渐为西方精神所渗透。尤其是在后殖民时期跨国资本、经济资本与文化象征资本的“凝视”和“控制下”，第三世界文化处于弱势时，作为知识分子的当代学人，其身份认同和立场定位更显示出理论与实践、心态与言述的深刻矛盾。如何在引进新的话语机制，激活母语文化的僵化状态的同时，又使东方文化精神不失落于这种“引进”之中，实在是有赖于一批真正的学人清明的理性分析和厚重的价值判断的。在此，自我立场和自我身份界定，成为我们必得正确书写的文化符码。但是另一方面，如果不学西方、拒斥甚至放逐西方话语，置西方文化于自我视野之外，又将使我们面对深刻的“阐释焦虑”，而对这个“现代性”乃至“后现代性”的社会丧失阐释的权力与可能性，并对文学文本、艺术文本、社会文本乃至整个文化文本都丧失主体的阐释话语。如果一味地站在中国本位的立场来看问题，又易使人觉得视野不够开放，相对于“五四”精神而言似乎是在走回头路。所以，在西方与中国、个体与社会、本土化与全球化之间，如何找到自己的真实身份和价值立场，而不掉进不中不西、不白不黄（香蕉人）的空档，不使自己处于不尴不尬的境地，的确是一个必得面对的难题。我们关注时代，因为时代曾造成文化的中断并塑造过我们，同时，我们也对时代作出自己的判断，因为这种伤痛的历史记忆将使我们对今天和明天的学术研究产生一种反弹性指认，并对某些历史迷思和误读加以重新厘定。这样一来，又可能出现一种知识杂糅状态，即要么注重学术，要么注重时代，而很难在二者之间找到一种平衡点。不过，我将尽量去作出自己的独特选择。对于我的学术选择，我以为主要基于自己的心性价值判断。我想，一个人能做什么，不在于他做的是什么学问，而在于他怎么去做；不在于他划了怎样一个范围，而在于他为什么去划这样一个范围。学问就是他内心涌出来的或者是他内心深切感受到必须要解决的个体存在性（本体论）问题，并扩大到社会存在性问题和人类存在性问题才成其为问题。否则，纯粹个人的问题将难以成为真正的学术问题。我想说的是，20世纪西方文化理论和文艺理论的研究是相当重要的，这不仅是弄清西方文化语境的问题，也是我们吸收西方现代性经验和教训的契机。也许，在充满虚妄和误读的价值平面化时代，我们再也不能无视人类所面临或将面临的根本问题，尤其是世界与生命的意义追问（现象学）和意义解释（解释学）的重要问题。最后，向山东教育出版社朱晓晨编审和本书责编臧伟先生致以谢意。王岳川1994年秋初稿1997年秋再改本书前言总序王岳川20世纪西方文艺理论流派众多，大体上可分为：形式主义文论、精神分析文论、现象学文论、解释学文论、存在主义文论、接受反应文论、后结构主义文论、新马克思主义文论、女权主义文论、后现代主义文论、后殖民主义文论、新历史主义文论、文化研究理论等。相对于20世纪以前的文艺理论，20世纪的西方文论有了较大的差异，其表现为以下几大趋势：文学理论已不再局限于狭隘的文学自身的内部研究，而是具有了广阔的文化视野，并同社会学理论、心理学理论、哲学理论、政治学理论、文化学理论关系紧密，吸收其学术文化资源，使自身达到与其它人文社会科学同步发展的前沿学术境地；实现了理论和批评的话语转型，无论是现代性问题，还是后现代性问题，都深入到文艺思维和批评话语中，问题意识使得文艺理论在变动不居的时代去多维多向地反观这个时代，因而出现了流派众多、思潮迭起的局面；以国际性的眼光来看世界文论的发展，不管是西方文论还是东方文论，都不可能再局限于某一地区和国家，而是成为人类共同面对现代性问题和后现代问题的一种理论话语，就此而言，文艺理论已然成为当代思潮中具有国际特性的先锋话语，一个解读文化性格、民族文学精神和现代性发展的重要理论尺度；由大理论到小理论，即从“大写哲学家”到“小写哲学家”，从“大写的人”到“小写的人”，从“大世界”到“小世界”，从“大历史”到“小历史”等，这种由“大”到“小”的学术路数，在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文化研究等领域获得清楚的理论呈现；出现了从理性思维向语言学和文化研究转向的文化策略，同时使话语的呈现方式和言述方式上升到文艺理论的重要地位，使得20世纪文艺理论具有了非体系性、消解性、形式性、非主体性、非理性化和语言转向、文化转向等特征；强调文艺基本问题的审理，这类基本问题往往与国家、民族、种族、性别、写作、文本、阅读、批评和文化策略紧密相关，这构成了20世纪文艺理论的泛化品格和向文化领域渗透的宽广视域。就文艺理论而言，20世纪不仅是文艺批评的时代，也是文艺理论建构的时代。因此，我们有可能从中国当代文论建设的语境，来审理所面对的当代西方文论，同时通过对当代西方文论发生发展的研究，来更新我们自己的文艺理论思维和话语言说的方式。在后现代和后殖民语境中，我们在研究各种西学“主义”时，有必要弄清其思想文化“语境”，即我们面对的是方法论问题还是本体论问题？这些问题是怎么来的？属于哪个层面的问题？是新问题还是旧问题甚或旧题新出？是西方的问题还是人类的共同问题？是国家民族的本土问题还是全球性问题？是现代性文论问题还是后现代性文论问题？仅关注当代文化问题还不行，还要找到当代文艺理论的思想“地基”，寻绎到审理文论问题的哲学本体论立足点，进而把握剖析当代文艺问题的方法论新角度。实际上，当代西方文艺理论不仅是当代西方思想学术发展新问题的表征，也是人类20世纪所面临的文化转型的话语处境。汉语思想与西语思想的关系，并非是东西方之间的话语紧张关系，而是在现代性和后现代性问题上的面对人类未来发展的共同境遇。因此，我们必须关注以下问题：这一个世纪以来尤其是世纪末，受西方影响的中国文论出现了怎样的问题？形式主义文论、结构主义文论具有何种结构性转型？精神分析文论在文艺批评中具有怎样的深度和误区？现象学解释学文论具有怎样的意向性和意义解释维度？存在主义文论和接受反应文论是如何强调文学主体性的？新马克思主义文论和女权主义文论是怎样从政治诗学角度展开自己的文化批判的？后现代主义使中国文化在思维论和价值论层面为怎样的“现代性问题”所撕扯？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和文学理论的出现，带来的关于文化霸权、权力话语、第三世界文化的前景等问题，其学术应答的可能性何在？新历史主义文论中的“历史”是主观的还是历史事实？历史在阐释中是被无意误读还是有意误读，被解读为政治意识形态史、权力话语史，还是文化“稗史”？文艺理论是否能够创造一个自身相对独立的体系？文艺这种感性化形式，怎样在世俗关怀和终极意义关怀之间找到一条较好的联通之路？它在既不可能“代宗教”，也不可能成为“欲望的表征”之时，如何确立自己的本体？“文化研究”时代的审美文化、大众传媒问题和盲点何在？这些问题，都需要认真地加以审理。就文艺理论研究而言，如果说，哲学逻辑话语是整个文艺理论研究的灵魂而体现出文艺研究的共性的话，那么，一般的文艺理论模式则是文艺研究方法的当代运用，体现出文学研究不同侧重点的思想个性，而具体的文艺理论研究则是介于当代文艺理论模式与古代文艺理论研究之间，可以借用一些新方法补充文学研究的方法论。总之，“理论模式”是当代西方文论研究的主体部分，它一方面受哲学美学逻辑方法的指导和制约，另一方面又不断从其它学科吸收新的思想资源，并在具体的文学现象研究中不断完善自身。因此，在对不同的文学理论模式进行探讨时，弄清这一理论的源起及其历史背景，阐述其重要代表人物的主要思想，指出其理论方法论特征，并通过其理论的具体实践运用，看其当代意义和局限之所在，就成为了我们的方法论原则。当代西方文艺理论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处在不断发展演变之中。理论方法毕竟只是研究西方和中国现代性或后现代性文化艺术的手段，而不是研究的目的。西方文艺理论研究，只是我们探索20世纪文学艺术奥秘的中介形式。没有凝定不变的文艺理论研究模式，也没有终极真理的文论体系，真正具有生命力的文艺理论批评方法是随着实践和思维的不断前进而发展的。因此，研究现代西方文艺理论，有必要把握以下几个关键性问题：在文化理论层面上总体把握当代西方文论的意向性。在文化开放和寻求对话的时代，文艺研究要从当代学术思想话语中吸收精神资源，须具有广阔的视野和学术眼光。在整个文化艺术话语转型时期，运用新方法分析作品结构、人物心态、语码符号、意义增殖等问题，具有“范式转换”的重要意义。话语转型时期的文艺研究，对门类繁多的“新理论”加以具体分析和学术批判，在推动文艺研究的不断更新和向前发展的前提下，充分发挥各种理论的长处，进行多角度、多层面的综合性研究，可以使文艺研究获得一种宏观的视野。分析现代文艺理论需注意其哲学语境和诗学特征。研究文艺理论和批评方法，其目的并非盲目套用西方话语模式或将其“移植”到中国文学研究中，而是力求拓展传统的思维格局，给当代文学以新的启示。如果仅仅满足于一些新名词、新术语的分析，而背离其文学特性这一价值诉求，就会忽略文学的特性，而只重视它同一般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共同性。只有当研究对象与具体理论模式相统一时，才会获得其它理论模式所不能取代的意义解释效果，从而在新的视界中揭示出文学对象所蕴含的特殊规律。注重各流派文艺理论研究方法之间的互补性和有效性。文艺理论研究的是文艺的整体，面对这一整体，我们运用不同方法进行研究时，一方面要从具体理论模式出发对其加以把握，另一方面也应看到文艺作为一个有机整体，需要各种方法互相补充，互相协调，才有可能窥到文艺的价值特征之所在。现代文艺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职能是充当读者与批评对象之间的中介，通过全新角度的探索，见人之所未见，言人之所未能言。优化的文艺理论研究和文化批评，是将已经清理和消化了的新理论批评方法变成自己的精神内核，去尽可能准确地传达出对文艺现象的灵思和解悟，达到对当代文学作品、现象和思潮的多元多层意义的解读。编写这套“20世纪西方文论研究丛书”，收入当今世界十余种最有影响的文艺理论流派，旨在为全面了解20世纪西方文论思想提供一批具有独到视域的学术著作。丛书强调从对西方的译介和摹仿中走出来，以国内文论研究学者的眼光重新审理20世纪西方文论中最重要的理论现象，分析其优劣，发现其内在的文论精神，为创立中国当代或新世纪文论做一些基础性的工作。需要说明的是，丛书原定收入《后现代主义文论》一书，因这方面的著作近年来已出版了不少，为避免重复，故此题暂缺。丛书作者大多为研治有年的中青年专家，基本上能反映中国文论领域对20世纪西方文论的研究水平。当然，因为时间较紧，舛误之处在所难免，亦盼海内外方家不吝赐教。是为序。1997年12月20日于北京

《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年刊的宗旨是繁荣马克思主义美学，促进对马克思主义美学基本理论的建设性探讨，并密切关注当代现实，包括当代艺术实践和审美经验提出的各种重大问题的探讨，使理论与实践密切结合。遵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尽可能充分地包容与反映各种不同观点。

本书在对世界美学史进行批判思想的基础上，吸收中国古代美学精华和西方最新美学成就，按照当代学科体系要求，重新建构美学原理体系，对重要美学难是，如美的本质，审美过程，美的基本类型、美的文化模式，美的人类学起源，美的宇宙论根据，都有新的思考和精论，本书把高深的问题放在具体的审美和艺术中来讲解，在讲解具体审美和艺术时又上升到理论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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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志与超越：叔本华美学思想研究》为国内首部叔本华哲学——美学研究专著。其主要特点在于：第一，独到地辨析了叔本华哲学与柏拉图哲学、印度思想的复杂关系；第二，呈现了德国哲学从康德到海德格尔之现实化过程中叔本华的桥梁性作用；第三，系统清理了叔本化的主要美学遗产，尤其难能可贵地发掘了那些被批评家和美学史家忽略了的且叔本华本人亦不曾清醒地意识到的但又是重要而有价值的美学观念。此外，《意志与超越：叔本华美学思想研究》还以学术性的方式表达了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关注和批评。厚重与清新，沉稳与激扬，学术与批评在此有一种奇妙的混合与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