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本书是继《为毛泽东辩护》、《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之后，哲学家、中共中央党校许全兴教授撰写的又一部力作。《辩护》和《理论与实践》已多次连印，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反响。本书则对伴随中国本世纪三次革命而发生的三次哲学革命，对毛泽东在三次哲学革命中的作用，对毛泽东关于改造哲学体系与发展哲学的构想，作了艰苦的探索，提出了精到的见解，一切关心哲学发展的人不可不读。

对于儒家伦理精神乃至整个传统文化进行价值选择，我认为需要注意这样几个要点：一是要准确地把握传统文化的精华，而不为其局限性所拘囿；二是要给精华的东西注入新的时代内容，而不是煞费苦心地复原历史；三是要使接受下来的传统精神内涵体现出新的社会关系和人际关系，而不停留于历史的社会关系上；四是要在理论上作出新的价值诠释，经过创造性的转化，超越思想“原本”，而不拘守历史赋予它的表征意义；五是要有利于现实社会的进步，而不是单纯为了缅怀古代；六是要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而不能助长民族离异。如能满足这几点要求，就可以作好价值选择。总之，对于传统文化必须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那种一味不加选择地尊崇和颂扬，或一味不加分析地排拒和否定，都不利于传统文化的创新，它必然会窒息文化发展的生机。只要我们把握住改革创新和迎接挑战这个立足点，传统文化就一定能够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一定能够建构起高于以往任何时代的现代文明，从而使中国儒学在新的历史时代焕发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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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追踪研究当代西方最新文化理论思潮的开拓之作，共分四编：第一编对九十年代以来国际学术界关于后现代主义问题的讨论做总结性的评论，并对后现代主义争鸣衰落之后西方文化学术界出现的新的格局进行概括；第二编详细评述赛义德、斯皮瓦克和巴巴等人的后殖民主义与第三世界批评理论；第三编分别论述西方和中国的女性文学和女权主义理论；第四编则论述目前正风行于西方的文化研究。本书反映了作者一贯的著述风格：超越学科界限，跨东西与文化；将西方的理论改造后运用于中国文化和文学研究，最后达到与西方学术界进行对话的目的。

孟子名轲，战国时邹人（今山东邹城市），大约生于公元前三八五年前后，卒于公元前三00年前后。孟子是战国时期杰出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继承并发展了孔子思想，成为战国中期儒家学派最有权威的代表人物。在封建社会中，孟子被推崇为仅次于孔子的第二位圣人，号称“亚圣”。《孟子》一书是研究孟子思想最直接、最可靠的材料。从汉代开始，研究《孟子》、为之注疏者，代不乏人，尤其是宋神宗熙宁年间《孟子》被尊奉为经书之后，注疏者更是日见其众。在数以千计的《孟子》研究著作中，受到人们一致赞誉的主要有三种，即东汉赵岐的《孟子章句》、南宋朱熹的《孟子集注》和清代焦循的《孟子正义》。另外，宋孙爽的《孟子注疏》和清代宋翔凤的《孟子赵注补正》也是较有影响的注本。下面分别略作介绍：《孟子》成书之后，最初是作为诸子之书流传的。至秦始皇焚书坑儒时，孟子派的儒生也惨遭横祸，但《孟子》书却没受到什么损害，奇迹般地保存了下来。赵岐说：“孟子既没之后，大道遂绌。逮至亡秦，焚灭经术，坑戮儒生，孟子徒党尽矣。其书号为诸子，故篇籍得不泯绝。”（《孟子题辞》）到了西汉时代，《孟子》的地位稍有提高。汉文帝时曾一度把《孟子》立于学官，设置博士，称为传记博士。传记是经书的附庸，在古籍中其地位列于经、子之间。可见《孟子》在西汉初年的地位比之秦代有所提高。汉武帝即位之后，由于实行“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的政策，只立五经博士而废置传记博士。《孟子》于是乎又从传记退回到诸子地位，终两汉之世也没有什么变化。由于《孟子》在汉代基本上是作为诸子之书流传的，所以研治《孟子》的人数不多，不象经书那样热门。两汉研治《孟子》的著作见于著录的，计有扬雄《孟子注》、程曾《孟子章句》、郑玄《孟子注》、高诱《孟子章句》、刘熙《孟子注》和赵岐《孟子章句》凡六家。至今，除赵岐《章句》外，其余几种皆已散佚，只有在清代的辑佚书中纔能窥见一些一残缺的片段。赵岐《孟子章句》是汉代《孟子》研究之硕果仅存者，也是完璧流传至今的最早一部《孟子》注本，因此它是研究汉代孟子学的唯一可靠的资料，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赵岐（一0八二0一），字分卿，东汉末年京兆长陵人，最初名嘉字台卿，后因避难而改名字。赵岐与当时中常侍唐衡之兄京兆虎牙都尉唐玹有矛盾。延熹元年，唐玹任京兆尹，赵岐乃其治下之民，于是避祸出逃。唐玹果然逮捕了赵岐的家属宗亲，陷以重法，全部杀掉。赵岐出逃后，隐姓埋名，四海为家。在北海郡卖饼为生时，遇到一位叫孙宾石的人，二人交了朋友，并把赵岐带回家藏于复壁之中。唐玹死后，赵岐纔又回到京师为官。相传他的《孟子章句》就是在流亡期间完成的。 清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刊记序》评论《孟子章句》说：“赵岐之学以较马、郑、许、服诸儒稍为固陋，然属书离辞，指事类情，于训诂无所戾。七篇之微言大义，籍是可推。”《四库总目提要》也评论说：“蓋其说虽不及后来之精密，而开辟荒芜，俾后来得循其途而深造，其功要不可泯也。”总起来看，这两家的评论大致还是符合实际、较为允当的。赵岐注的最大优点，是在名物训诂方面保存了不少古义，注释大体上也较为精到。大概因为赵岐离战国时代较近，对古代的成语、习语较为熟悉。后世的注家，因时代久远，对一些一古代的常用语较为生疏，因此往往容易望文生义，产生误解。例如《梁惠王上》：“为长者折枝，语人曰，我不能。是不为也，非不能也。”“折枝一词在古代是指按摩、搔痒等一些解除身体疲乏的动作，因此赵岐说：“折枝，按摩，折手节解罢枝也。一罢枝，即疲肢。赵注准确地解释了“折枝”的含义。但唐人陆善经不明“折枝”的古义，解释成“折草木之枝”。表面上看起来陆说似乎很通俗，而实际上是望文生义。朱熹也不懂“折枝”之义，所以袭用了陆善经的错误。又清赵佑《四书温故录》说：“《文献通考》载陆筠解为声折腰枝，犹今拜揖也。”把“折枝”解释成弯腰拜揖，也是因不明古义而出现的望文生义。由此可见，赵岐注在保存古义方面功劳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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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收录了中国现代哲学家李石岑先生一九三二年在福建省教育厅期讲学会的关于中国哲学的演讲稿。这部演讲稿内容博大精深，涉及面广，充分显示了李石岑先生渊博的知识及其独到的见解和思维，对全面了解李石岑先生的学术风格及思想具有极大的帮助作用。

儒学，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部近260万字的七卷本《中国儒学史》，是目前我国乃至世界上篇幅至巨的中国儒学通史。它是办学于孔子故乡的曲阜师范大学人文学者多年来的研究儒学的一项颇有分量的成果，也是该校专门从事儒学研究的孔子文化学院向学界汇报其学术成就的代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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