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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希腊化哲学》由多伦多大学古典学系教授博伊-斯通斯撰写，是一部重要的哲学著作。该书首次追溯了公元初期的哲学革命，重建了斯多葛学派的哲学基础，并揭示了柏拉图主义的重要性。作者指出，斯多葛学派的哲学基础可以从神话传统中重建，柏拉图主义则是建立在这一论点之上。乔治？博伊-斯通斯通过扎实的研究填补了长期以来哲学史研究的空白，为我们解答了为何在经院哲学早期的主流仍然是柏拉图主义哲学的问题。本书对于理解古代哲学的发展、柏拉图主义在哲学史上的地位以及公元初期哲学革命的意义具有重要的价值。通过对斯多葛学派和柏拉图主义的深入探讨，本书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深入的洞察，不仅为学术界提供了新的研究方向，也为对古代哲学感兴趣的读者提供了新的思考和理解方式。

有没有“天生的”天才儿童？能否鉴别他们？从哪些方面可以鉴别他们？两位心理学家的观点是，取得非凡成就往往有好几个方面的原因。除了天生的能力，长期的学习和训练过程也是重要因素之一。有了能力，还有要动机并且相信自己的能力，才能获得成功。没有激励和培养，即使是最好的天资也会荒废掉。《天才——如何鉴别、理解与培养》一书是德国主流心理学家撰写的关于天才的鉴别和培养的普及性图书。简明清楚地介绍了一直以来人们对天才的定义，人们对天才产生因素的研究。讨论了从先天遗传因素、学习动机到家庭与学校教育等多重因素的作用。本书作者是德国天才儿童领域的重要研究者，对很多望子成龙的家长来说是有上佳专业性、权威性的普及读物。

本书是法国存在哲学家加布里埃尔·马赛尔的第二本《形上日记》，记录他对于“存在”的省思。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马赛尔应召入伍，由于体弱被分派到巴黎的红十字会做寻找失踪官兵的工作，在这里，他每天见到的都是前来询问丈夫、儿子下落的妇女。马赛尔在她们的脸上看到了强烈的痛苦和焦虑，这一体验极大地触动了他的心灵，令他的哲学逐渐转向“他者”。这些妇女对他而言原是陌生人，但现在变成了一个一个具体的“你”，这是他一生极力宣扬的“我与你”哲学的基石。在本书中，他分析了“是”与“有”两种存在的面向。在“有”当中，我们把人对象化，将人视为工具，而在“是”中，我们卸下社会面具，以自己的本质与他人的本质自在相处。因而马赛尔劝说人们重视“我是”，通过在主观经验中的与另一主体的爱的联结，找到人生的意义和价值。马赛尔认为，存有只在爱中实现，唯有启动“爱”，人才能跨越人我藩篱，从主客二元关系转变为主体与主体的一元关系，这就是“互为主体性”，人只有在被视为不可客体化的主体时，才有自己的尊严。

方以智创发“余”“冒”“均”等哲学概念，并以“余”与“正”两个对立概念为基础，构建缜密的哲学体系，其哲学框架分别是“正余一体”与“一分为三”，以此重新厘正体与用、善与恶、无善无恶与有善有恶、道与德、道与法、天道与人道、出世与入世、死与生等中国哲学重要概念，将松散的中国哲学升级成缜密的哲学体系，并凝聚成怒化生生的哲学精神，承担起为中国文化托孤的使命。

本书系比较哲学翻译与研究丛书（吴根友 万百安 主编）之一。在多元文化的背景下，现在乃至将来，哲学传统间与文化交流中的相互尊重和相互丰富，可以通过跨文化哲学这一新的视野和实践来予以实现。中国哲学在这方面可以提供更多的资源。这并不是说在未来世代中国哲学将要成为另一种宰制的哲学，而是说中国哲学能有助于建立更加均衡的跨文化哲学。通过对比外推和交谈的哲学，我们将能够妥善应对科技对文化的冲击，面对多元文化的情境，将能够在宇宙和宗教的新兴脉络中重新界定人的经验，而这些也将是跨文化哲学在今后所承载的重要意义。

《春秋繁露》是中国西汉时期产生的一部政治哲著作，作者董仲舒。该书结合儒家经典《春秋》的学说展开论述，体现了“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和“大一统”的政治观念，不仅对儒学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也长时间影响了中国古代的政治文化。《春秋繁露》在流传过程中，核心思想和主要内容得到保留，但文本经过多次编辑整理，又有散佚等情形，故今本《春秋繁露》并不能反应本书问世时的面貌。刘君祖先生精研中国传统经典四十余年，梳理《春秋繁露》各篇章间的内在逻辑，同时结合《易经》《论语》《孟子》等书，对《春秋繁露》做出条分缕析的解读，也对《春秋》文本和相关春秋史事做出必要诠释。

卫礼贤（Richard Wilhelm，1873-1930）是20世纪德国最具影响力的汉学家，也是德国汉学从“业余”走向“专业”过程中的代表性人物。卫礼贤对中国文化特别是先秦典籍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其完成的《道德经》和《易经》德译本被视为难以超越的巅峰之作，不仅在百年之后仍享有盛誉，而且被转译成其他各种西方文字，为中国传统文化在世界上的传播作出了巨大贡献。卫礼贤的不懈努力也使他最终成为中德之间负有盛名的文化使者之一，在中德文化交流史上书写了光辉的一页，其被赞誉为东西方“两个世界的使者”。本书重点探讨了卫礼贤对道家思想在德语世界传播的贡献，就1911年版《道德经》译本的产生背景、语言特征、传播效果和接受情况进行了全方位的讨论。为全面呈现主题，从不同角度切入，从卫礼贤的早期心路历程到1911年版《道德经》译本的独特魅力，从道家思想在西方世界中的传播轨迹到德语文学家对道家典籍的广泛接受，研究视角多样却又有机地融为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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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新创的一个学术范畴，“巫性”处于中国式的神性与人性之际。中国巫文化，既拜神又降神，既媚神又渎神，既畏天又知命，是人的本质的异化和人的本质对象化的同时实现，崇拜与审美的二律背反又合二而一。本书从文化人类学关于巫学的立场，坚持批判与理性分析，揭示出了中国巫性美学复杂而深邃的内在人文机制，并将论析重点放在其文化哲学之上，从气、象、道角度，探讨了中国巫性文化与审美的异质同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