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登安（一九○五——一九七六），原名竞，因其父尊祟《天演论》「物竞天译」之说，故取以为名；字仲诤。出生于农历九月初六日，时近重阳登高，幼时家人呼曰「阿登」，长则以登安为字、号，中年易号为名，并刻「登东皋以舒啸，审容膝之易安」、「登高能赋，安步当车」等闲章寄意。别署登庵、登厂、饮禅、富家山民、耿斋、印农、小章、本翁、无待居士、登叟。所居曰容膝楼、玉梅花庵、物芸斋、青灯籀古庵。祖籍浙江萧山，出生于杭州。其父科场失意，禁其子习章句，改课《说文》，韩氏后来以篆刻名家与其家庭有相当的关系。十五岁家贫不能继续开学：进人武林铸造厂为翻砂工学徒。次年因病居家，开始随海宁周承德学习书法篆刻，一年，篆刻就受到印林有识同道的好评。当时西泠印社的创始人之一叶舟居住在杭州，登安以习作求教，被叶目为「后生可畏」。其后又转而请益于高野侯。一九三一年经陈简文介绍获识西泠印社创始人散一王福庵始从福老学习篆刻与文字学颇多获益。一九三三年，经五福奄推荐韩登安加入西泠印社，时年二十七岁。抗战后，马衡在北平遥领社职，韩登安以西泠印社总干事的身份处理日常事务。建国后，印社活动一度处于停滞状态，韩登安为恢复和与发展印社活动出力甚多，一九五八年浙江文化局成立西泠印社筹委会，韩是七名让委之一。平生以篆刻一门最为人所称道，从艺时间垂五十年，作印二万余方。篆刻以浙派为根底，上下求索，问上溯源周秦两汉，崇占玺、汉铸印、汉凿印，下及西泠八家、邓石如、吴让之、徐三英、黄牧甫诸家、广采博收，体貌多样，在后浙派印人中，以他在继承万面用力最勤，是现代印坛工稳一派的代表人物。沙孟海评价其篆刻「海内外论印者方以韩老为西泠印派之后劲、余乃举述本社前辈，即已示人有继承有发展，不拘一格，各逞专长。登安之学不尖为当今玉严静穆一派之代表」。诗人沈禹钟《印人杂咏》有云： 「洗眼西湖老倍明，奏刀常对众山青。正宗爱效琅琊法，穆穆忧存旧典型。」也视韩登安为得篆法正宗的印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西泠印社恢复活动、各地有不少精英加盟西泠印社、印社的整体印风由较为单纯的浙派印风转问印风的多元综合。作为坐镇印社的专业印人，韩登安探索的触角虽然还未收起，但他长期从事浙派印风创作的经历和西泠印人的责任感使他意识到、要把握住篆刻的脉络，重拾浙派在印林的雄风。尽管当时浙派在人才资源还是创作力量上占居着上风，韩登安还是隐约感觉到潜在危机，所以，他一方面把有限的精力投入创作，以细朱文为基点，着力建构带有西泠印社社特色的浙派风范。另一方面，他又分盅精力用于对年轻一代印人的培养，使西泠印社在人才资源上后继有人。在特定时限内，韩登安通过本人的努力，并以可操作性极强的篆刻创作带起了一批人，成为当肘西怜印社驻社成员中的一面旗帜。韩登安和他师承的前辈、浙派代表人物王福庵有着差不多的篆刻立场，如「印从书出」，重视篆书和写篆的功底，重视金石意趣的表达「在务求工稳一点上亦颇为接近。但韩登安以西泠印社社员和浙江印人双重身份生活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时，他所要考虑的，可能比他的前辈们要面临更多的课题 ：艺术的精化和时代的要求，职业的和艺术的等等，有些印人能解决，而有些则很难改易。幸而篆刻在艺术门类里太小太小：只与文字相关，所碰到的也只有简化字一类问题。篆刻的用字由于有它的历史渊源，尚寓例外，故韩登安在建国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除了辛勤耕作，生产数量不菲的作品外，尚有时间梳埋自己的创作思绪，回顾己经走过的道路，对后浙派系统的建设和维护出力多多。韩登安本人的创作，用心既在精微处，所尚也不在石破天惊，以印人而论，韩登安虽无创造而嘉惠后人独多，以实力和功力取性，无疑是西泠印人群里以承传为已任的佼佼者。韩登安在创作方面的过人之处，可以在他通过反复实践总结的论印文字里得到印证，如提倡刻印须「通三功，明四法。三功者，即文字、书法、雕刊：四法者，字法、笔法、章法、刀法。」又云「四者中，刀法盖为笔法而服务。」这是韩登安眼里作为印人的底线，依其的最终所强调的，着落点依然还在「印从书出」。韩登安工书，以篆书名列第一。篆书中又以玉筋篆最著名，刚健婀娜，兼而有之，虽受王福庵启迪，而体貌愈加瘦挺，转折之处，好用接笔，线条既匀整又劲丽，并世难与其匹，是后浙派有代表性的铁线篆书家之一。沙孟海生前对此称赏不已，有「老友韩登安先生从福老游，得其指点，所作无一体无本原「无一笔无来历，功力之深厚，游刃之迅忽，可以惊四筵，亦可以适独坐。福老习用玉蜾扁之法，登安兼收彝器款识，取资益展。」其余如行楷亦循篆书笔法「贯彻「书贵瘦硬方通神」之旨，风骨峭拔;隶书意拟汉石经，精严方峻。韩登安出版过多种印谱「如《登安印存》《岁华集印谱》《西泠印社性迹留痕》《毛主席诗词三十七首》等。其中《毛主席诗词三十七首》是韩登安晚年的作品，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由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集中反映了韩登安对多字印创作的谋篇、运思、结篆、奏刀、用意方面的匠心，是他平生创作多字印的杰构。《西泠印社胜迹留痕》是韩登安中年时期的代表作，印成于烽火连天的抗战期间。作者撷取西泠印社内各亭台楼阁的名称，勒石篆刻。谱中的每一万印章各具面目，手法多变，极少雷同，显示了深厚的功底和出众的艺术才华。值得一提的是该谱的边款他十分精美，可与印面相媲美，用锐锋单刀，无论篆、隶、楷、行，均秀润挺劲或精劲周密，显示出作者在艺术上的多方面修养。印学著作有《续说艾作篆通假》《明清印篆选录》（末梓）。其身后由西泠印社出版，经其孤子韩经世及弟子余正选编的《韩登安印存》，总括其一生创作的精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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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在这本《文录》中的拙文，我把它们大体分了分类。其中一部分原独成书，题作《台下人新语》现仍保留这个名目，所收文字到1990年为止。再有些短文属于回忆旧事和即兴评论性质，大抵是80年代中期写成的，这次虽重新加以编排，却沿用当初在报纸上发表时的专栏标题，分别为《菊坛知见录》、《津门乱弹录》和《看戏温知录》。最后两个部分则近于随笔，一谈唱片，二聊闲天，其内容还是围绕着戏曲这个大题目来谈的，也一起收入本书，算作“尾声”。总之，这几年所写有关戏曲方面的文章，基本上尽于此了。

“闲章”是姓名、字号和斋号等以外文字刻的印章，用体现个人思想（人生观、艺术观等）的语句及诗词文赋中的语句等为印文的印章。“闲章”从中国明朝（1368-1662）末期开始流行起来，这个时代是印匠刻治铜印玉印与文人开始尝试以石质印材自刻印章并举的时代，到了清朝（1616-111），“闲章”开始广为流行。日本江户时代开始，正好是明朝末期，这个时代，“闲章”在我国印坛也开始普及起来了。本书介绍了从江户时代初的池永一峰到昭和年间的酒进康堂为止共十七名著名篆刻家的一百余件“闲章”，尽可能就这些印章的内容风格、印人的传略等作全面的介绍。本书所编入的印家均为已故者，在世的印家没有编入，如可能，将来另编《现代日本的闲章》作专门介绍。

内容提要歌曲是音乐文化中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喜爱的最重要的、最普及的艺术。《中国名歌大全》是在“大”和“全”的基础上，从成千上万首的中国歌曲中反复比较、推敲、筛选后，汇辑了一千余首群众喜闻乐见、广为流传、经久不衰、脍炙人口的好歌名曲而成的。《中国名歌大全》题材广泛，形式活泼，体裁多样。所收好歌名曲以适合群众自娱和演唱的群众歌曲、独唱歌曲为主，少量收入重唱和合唱歌曲。这些经过长时期历史考验、深受群众喜爱广为传唱的、有代表性的优秀歌曲，有歌唱党和社会主义祖国，歌唱英雄的人民，歌唱伟大的首都，歌唱故乡的山山水水，爱国爱家乡等歌曲，也有颂歌军民鱼水情，颂歌幸福的新生活，颂歌奉献精神，颂歌爱情和友谊等歌曲；既有威武雄壮、斗志昂扬、振奋人心、催人上进的好歌，也有娓娓动听、诗情画意、轻歌曼舞、直抒胸臆的名曲。这千余首名歌好曲组成了一幅百花齐放、精采纷呈、广阔壮丽、动人心魄的中国名歌的长卷。《中国名歌大全》在编选原则上，坚持做到“名”与“好”上严格把关，精编细选，在分类上条理清晰，错落有致，在各类歌曲的比例上恰当安排，重点突出。全书所收的1014首歌曲，有现代歌曲282首，历史歌曲57首，电影歌曲142首，电视歌曲102首，歌剧选曲80首，民间歌曲173首，通俗歌曲178首。本书为“世界好歌名曲丛书”之二。

本书简单介绍了爵士乐的历史，先是介绍了19世纪后期的美国音乐，爵士乐 的形成，爵士乐的特点，著名的代表等，一直介绍到现代的爵士乐，本书简明扼要，通俗易懂，通过本书可以大概了解爵士乐的历史状况和发展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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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器用编·用品卷》为全书第7卷。中国的造物活动源远流长，数千年来在民间广为流传和使用的日常用品，是民众生活的物质基础，其形、质、色及造型的格调，也在漫长的岁月里潜移默化地对中国人的精神品质产生着非同一般的影响。本卷所收的用竹、木、柳、藤、草、土、陶、瓷、革、银、铜、铁、锡等材料制作的日常用品，其淳朴自然的造型及装饰，充分体现了中国民间美术的艺术特征。

其峰早年起步时，一脑子崇古感情，相信当时流传的所谓“宋元至上论”，学花鸟认定明清之交的儿位大家，轻视“海派”，甚而连任伯年也不屑一顾，终日一心摹古，拜倒在陈白阳、徐青藤、恽南田、华新罗足下。直到1944年，进入北平艺专学习，接触到大师徐悲鸿，旧观念方才动摇。开始追求写实，重视写生，结合已往对明人林良、吕纪作品摹写的基础，在刻划形象上取得突破，适当吸收西法，促成“应物象形”功力上的跃进。艺术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不料近来，这位象形能力最强的老手，却也说出一句几乎背叛自己赖以成功的怪话。他说：“变形比写实要高一档”，话虽只是一句，却透露出他观念上发生了轻微的地震。绘画上具象与抽象的微妙关系以及发展前景，本是画家们的共同课题，要求每人作出自己的答案。“没有方向的前进是没有希望的。”他的这句话，我很同意。希望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信息，它宣告老画家孙其峰将会举起变法的新旗。他一向崇古，但并不泥古不化，而是积极倡导推陈出新的实干者。他主张学传统要“挑肥拣瘦”、“取其精华”、“在传统基础上稳扎稳打”，反对“在一夜之间摇身一变，另起炉灶”。当前中国画家们关心推陈出新已成时尚，但说说容易，真要做时如何推如何出并不简单。关键在观念上敢破敢立，语言技法上敢探索实践，变形与否，一末端耳。至于变形，如何变法，大有文章，不是说变就变，胡变乱变就万事大吉。其峰同志大声疾呼“反对丢掉传统另起炉灶”。作为画家、美术教育家语重心长，言词何等中肯！态度何其明朗！幸识孙其峰教授在二十多年前，当时都在文化部国画创作组活动。他给予人最强烈的印象是：一位勤奋、谦虚、平易、热情而健谈的人。他那未老先白的头发，深度不轻的近视眼，和那笑口常开的面孑L，令人望之可亲，见而不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