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为故宫学术文丛之一种，较为全面地体现了杨新先生在书画鉴定与史论研究中，将两者相互融通的研究方法，同时展现了他对古书画鉴定方法和理论、对古书画发展规律以及隐藏在内的因素的探索和思考。作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接受现代史学教育的美术史学者，杨新先生得到徐邦达、启功等大师的悉心传授，重视将古书画鉴定与美术史研究相结合，同时借鉴了美学、历史学、考古学、文化史学、科学检测等方法。他的文章论述严谨、论证充分，又有着宏观的视角；而扎实的文史哲功底与艺术家的特色，使得他的思想的凝重与文笔的灵动相结合，文章不古板，有趣味，十分耐读。

这就是十六世纪末画坛的处境：浙派可以说早已过气五十年有余；宫廷画院在十六世纪初之后，也未见任何重要画家服务其中；苏州一地虽有职业画家传统，但在唐寅与仇英之后，便无出色大家；而业余文人画传统，则在1559年文徵明谢世之后，急遽地萎弱。此一关键时刻的中国画史，正是本书要探讨的对象。在此一较为晚期的阶段里，由于文献的记载比较完备，我们可以处理一些元代或明代初期所难以探讨的课题。——高居翰 山外有山，晚明绘画许多不但深具感染力，且极引人注目，它们超越了过去山水画构图的方式，发生了彻底性变革，在形式、内涵、意义以及实践上，达到了空前未有的复杂程度。晚明画家也以高度自觉和错综缠绕的方式，与传统画史建立关联，同时也与其当代的文艺理论结合，形成繁复的互动关系。高居翰深入晚明时期罕见的多重艺术史情境中，展陈作品的每一面向，以各种令人惊异的绘画图像和画家类型，共同描绘这一时期艺术的复杂与活力。

在宋朝之前的数百年间，绘画有许多母题皆出自前图绘时期及纹饰的传统，而且毫不避讳装饰的效果。到了宋代，装饰价值虽然仍在，但是已经退居写实之后了；绘画成为洞察自然界的具体展现。到了元代，这样子的绘画是再也不可能了。此时，一些比较积极的画家奋力朝罗樾所谓的“超再现艺术”迈进。他们撇开早期所关心的课题，致力创新各种个人的、表现性的及思辨性的风格，这种风格隐含古意，却不至于牵强。就元代的知识分子而言，绘画成了一种修身养性和彼此沟通的工具，用罗樾的名言来说是一种人文锻炼。——高居翰 元朝正值蒙古人入主中原，也是中国早期与晚期绘画的一大分野。业余文人画家登上画坛舞台，从此改变了中国画史的发展路径，也引发了一场风格上的革命。他们与前人遗留下来的定型格式分道扬镳，为的是具体表达情感与心绪，使山水画成为表现自我的工具，形成了“隔江山色”的典型构景。本书为“中国古代晚期绘画史”计划的肇始之作，在结合画家生平与画作题材的基础上，高居翰以更宏阔的视角探讨各风格传统或宗派的发展脉络，进而观察元代风格革命的本质，以及许多画家的个人成就。 《隔江山色》是“高居翰作品系列”的第一种，也是高居翰所规划的“晚期中国绘画史”的肇始之作，初版于1976年，后续《江岸送别：明代初期与中期绘画》（1978）、《山外山：晚明绘画》（1982）、《气势撼人：十七世纪中国绘画中的自然与风格》（1982）、《致用与娱情：大清盛世的世俗绘画》（2010）等作品，共同构成了他对整个晚期中国绘画史的“全局式”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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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正是在特具原创性的中国作品里，看出画家受所接触的西洋画影响；甚至说得更确切一点，西洋影响还似乎正是造成其原创特质的重要激素之一。中国的绘画传统太健康、太肯定自己的自足性，故而难为外来的入侵文化所湮没。人类学家的刺激扩散效应观念（stimulus diffusion）或许最能够用来形容中国画史上的这种反应：本土文化撷取了外来的理念与模式，然却赋予其一个新且本土化的内涵，如此，本土文化便被驱向了一个它原先不会发展的方向。 发现西洋画与自己北宋时期的山水画有着某种神秘的相似之处，这种认知必定使中国人的注意力再度集中于中国传统中此一段久已为人忽略的篇章。一个绘画主体根深蒂固在中国自己的历史传统之中，而另一个主体则源自中国以外的时空领域，蓦然地在此时同现于中国的土地之上。所有这一切都在一时之间，回流到了中国人所共有的形式与风格观念的资料库中，而为中国画家所撷取运用。——高居翰 十七世纪的中国绘画，不但有其独特美感，还有一种震撼人心的气势与魄力。“即使在世界艺术史上，欧洲十九世纪以前的画坛，也都难与十七世纪的中国画坛媲美。”高居翰以《气势撼人》处理明末清初这一绘画阶段，关注绘画风格与自然经验，绘画作品与历史选择的双重关系，以张宏与董其昌的艺术对比开篇，以王原祁和石涛命运的对照终结，是西方学界中鲜有的尝试宏观思考与讨论中国绘画的造型本质问题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