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口述自传》是一本集胡适在文学、史学哲学等方面有代表性的著（译）之集成的书，是胡适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口述历史学部”所作的英文口述自传，由唐德刚先生记录、整理并翻译、注释。本书在整理过程中还吸收了一些胡适的著作和研究成果供读者翻阅。胡适先生一生著作甚丰，在诸多学术领域里多有开创性的贡献。《胡适口述自传》不失为一部别开生面、自成一格的“学术性的自传”，近几年来中国的学术界或会涉及胡适先生生前一些有趣问题（诸如恋爱、学位）的讨论，作者也发现现在的年轻人已甚少知道“胡适”与“白话诗”、“白话文”之间的联系，对这位生前在中国一言一笑都会上报纸“头条”、“花边”的资深学者了解实在是不多。胡适先生的口述内容涉及他的故乡、家庭，他的青少年生活，对文学革命和五四运动其人其事的看法以及他在文学海洋中畅游的收获。本书由于记载了胡适与笔者当年对有关问题的讨论以及笔者当年访问他时的问难与感想，所以或许对中国近代的文史专家们有所帮助，因为它是一本辞简意赅、夫子自道的“胡适学案”，当然对于一般的遣兴读者，也可供他们茶余饭后浏览体会。

这是一本真实的日记，记录了陆陆续续发生的事件；记录了我的所作所为的理由；记录了那些事件是如何发生的。在本书中，霍德尔把自己的内心世界和各种想法完完全全地袒露给了千千万万球迷，让我们了解在那样一个生死攸关的时刻，他是怎么承受住那样巨大的痛苦的。他记录下了欧文那记光彩四射的经典入球，描述了阿根廷队踢那粒任意球时自己心中的恐惧，刻画了自己的输球后身心交瘁的感觉。

尽管我知道自己不是专业作家，但从一开始我就非常想自己来完成这本书。我至今仍清楚地记得报刊专栏作家沃尔特·李普曼，他曾告诉我写这本书的难度，在我考虑是自己写，还是与人合作写这本书的过程中，这种想法曾不断地闪现。但由于我想要这本书成为一本自传，我就不得不自己来讲述这个故事。如果说我已经成功地写成了这本书，这应该归功于两个人：我的研究者伊芙琳·斯莫尔和我的责任编辑罗伯特·戈特利布。伊芙琳来自于华盛顿邮报公司。在公司里，她负责新闻简报工作，承担包括对我的讲稿在内的各种讲稿的研究。她花费了几年的时间来整理我的材料，以便对我的过去形成整体上的认识。随着时间的推移，她的作用日益重要。她对我的了解可以与我本人相提并论，她对我写的文字进行加工修饰，提示我重要的情节，得体地删去多余的文字，增加我忽略的事情。没有她的帮助，这本书就无法同大家见面了。四年中，她也得益于托德·门德洛弗。书中占很小比例的故事情节是由伊芙琳挖掘和公布于世的，这些故事源于对250多人的专访，从童年的同学和永久的朋友，到许多与五角大楼、水门事件或华盛顿邮报公司有关的人，因此它们是真实的，也深化了我的观点和看法。罗伯特·戈特利布是我在1978年最早与之谈论写作这本书的人，他从《纽约人报》回到诺佛，成为我的责任编辑。他本着认真和严肃的态度对书稿的重复部分和前后顺序作了大刀阔斧的修改，在书稿的空栏内，我时常看到“我们不需要这些”的字样，甚至对我认为有趣的地方也予以删节，他认为那些内容对文章并不起太大的作用。我真的对被删掉的一页又一页感到惋惜。有时，当我确认为应保留时，鲍勃也大度地满足了我的要求。我的朋友米格·格林菲尔德，《华盛顿邮报》的专栏编辑和《新闻周刊》专栏作家，我对她的编辑技巧和建议做了认真的研究。在我的从业生涯中，她是我可依赖的人。米格阅读了手稿并发表了很好的意见。在对人和形势的判断方面，我们总是不谋而合，在对什么使人发笑、什么令人难以忍受的分析上，也是如此。几乎是从她一来到《华盛顿邮报》，我们就建立了朋友关系，友谊与日俱增。另外还有几个人也阅读了手稿并提出了建议，这对我的确有很大的帮助。他们是：我的女儿莱莉，我的儿子唐、比尔、史蒂夫和我的朋友沃伦·巴菲特。这项工程让我重新认识了所占材料的价值。我不知花费了多少个小时来研究自己过去与父母、丈夫以及《华盛顿邮报》和《新闻周刊》同事们联系的信件、记录，我真的感激我们那时都是用信件往来。提到保存和整理材料，我必须感谢已故的无与伦比的查利·帕拉迪斯，他曾是我父亲的秘书和助理，也是菲尔的秘书和助理，最后又多年为我做同样的工作。查利习惯于唱着自己的名字“帕拉迪斯”来回答电话。我非常感激查默斯·罗伯茨，他撰写的极为生动的《华盛顿邮报前100年》成为我经常不断的信息来源。我也非常感激默洛·普西和他所写的关于我父亲的传记《尤金·迈尔》。这两本书使我们的研究思维更为活跃。我还要对同我在一个办公室工作的莉兹·希尔顿表示感谢，除了帮助我写这本书，她无私地和坚持不懈地在我的办公室工作了33年，她不仅忙于公事，帮助整理文件，处理业务往来和安排我的社会活动日程表，而且管理我的家务事，在许多方面，她使我改变了自我。在最后两年，我的助理巴里·托娜佛也给了我许多帮助。我与盖约尼（奇普）·耐特并肩工作了15年，他以特有的天赋对我的书进行了精雕细琢。此外，我还要感谢“邮报新闻研究中心”的同伴们，我一直依靠着他们，因为他们总是给我准确无误的信息。毫无疑问，我最后完成了对这本书的定稿。当我十分光荣地隐退时，我尽量使自己坦白和诚实，特别是对我的孩子们，他们对我更加重要，这一点是无法用语言形容的，他们在各自的生活中收获更为丰盛。我的两个在世的姐妹伊丽莎白·洛伦兹和露丝·爱泼斯坦也参加了我的编书工作，她们给予了我许多帮助，并和我满怀兴趣地一起回忆那些充满爱意的过去。我已故的哥哥比尔，他生前总是帮助我，尽管在我还没有开始写书时他就去世了，但我更加感激他为我所做的一切。的确，写书打破了我平静的生活，对过去已久的生活事件的回忆也必然带来思绪的波动。尽管如此，写这本书是一种严肃的、引人入胜的、令人十分愉快的实践。在书中，我希望自己感谢了所有应该致谢的人，而没有遗漏任何人。虽然许多人的名字没有在书中出现，但已留在我的记忆中。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报界档案系列”，就是一套以新的模式和新的风格叙述和介绍新闻史的丛书。它或写中国历史上受到反动统治者摧残的报人，或写中国历史上的著名报案，或写中国近现代的报业明星，或介绍中国历史上有影响的重大报导，或介绍中国历史上有影响的报刊政论，或介绍中国历史上有颖响的报纸和报纸的副刊，或介绍曾经活跃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的外国记者。

本书是《威谦·福克纳（骚动的灵魂）/西方人文思想家回顾丛书》中的一册，介绍威廉·福克纳的生平，思想及创作情况，侧重点是福克纳的思想哲学体系，以及大量的评论文章，具有一定知识性、理论性，非常值得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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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书以丰富翔实的资料，生动细腻的文笔，描写了中国民主同盟创建者之一、著名爱国民主人士、社会活动家、卓越的新闻出版家胡愈之（1896～1986）不平凡的一生，特别突出表现了他作为革命知识分子的爱国、民主、进步、谦虚的高贵品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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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籍的犹太姑娘安妮·弗兰克在1945年死于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她所写的日记被译成50多种文字，发行3000多万册，震撼了无数善良的心灵，成为“二战以来影世界的百部书”之一。米亚姆·普雷斯勒在书中描述了安妮·弗兰克躲藏在密室时的生活，也描述了她在躲藏前的日子，以及在被拘捕后的7个月里惨痛的经历。作者在书中生动地勾画出了安妮·弗兰克充满矛盾的个人性格、她的天赋、内心冲突和她不可抑制的对幸福的渴望。安妮·弗兰克曾写道“我是如此地渴望这一切”——渴望知识和感受，渴望亲近和独立，渴望冒险和安全……

普罗科菲耶夫是20世纪最多产的作曲家之一，其创作几乎包含了所有的音乐体裁，其中以歌剧和舞剧最为著名。他的钢琴音乐一扫炫耀技巧的华彩乐段，手法简洁直率。他的七首交响乐已成为世界乐坛经久不衰的曲目，而他的合唱作品个性鲜明，雄辩和抒情并存。像巴托克、欣德米特、斯特拉文斯基、肖斯塔科维奇一样，普罗科菲耶夫大胆革新音乐艺术的形象和风格体系，体现了人类对新兴音响的感知；同时兼顾古典传统，特别是19世纪俄罗斯的民族音乐传统。他的和声风格建立在广义的半音体系基础上，是密集的多调性的复合体；他的音乐结构则具有规模宏大、严格的古典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