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已经过去六十多年了。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为了挽救国家和民族的危亡，张学良、杨虎城将军率领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以“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大无畏精神，毅然在西安发动兵谏，使西北局部出现的统一战线局面，迅速扩大到全民族的范围。西安事变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一个伟大的转折。正如斯诺所说，它“在历史的大峡谷上实现了一次历史的大跳跃”，演出了一场“惊险的好戏”。今天，我们重温这一段历史，深深感到西安事变的发生充分反映出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英雄气概。这是值得我们永远纪念的。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悠久文化的民族，这种文化的一个重要支柱就是爱国主义传统。西安事变虽然是骤发的，但却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在民族危机日益上升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发表《八一宣言》，号召全国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有力地推动了抗日救国运动的发展。极富民族感情和爱国思想的张、杨两将军，虽然有着不同的人生经历，但是他们在联共抗日这一根本问题上走到了一起。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他们不计较团体和地方利益，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张、杨两位将军的这种爱国精神，正是继承和发扬了中国历史的优良传统。毛泽东同志在读《史记》的笔记中曾有这样的批注：岳飞、文天祥、曾静、戴名世、翟秋白、方志敏、邓演达、杨虎城、闻一多诸辈，以身殉志不亦伟乎，他们堪称“厚德载物，自强不息”。张学良、杨虎城将军不愧为人民所赞誉的“千古功臣”。西安事变最终得以和平解决，促使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是爱国主义精神的充分体现。事变发生以后，是和，是战，是有条件放蒋，还是无条件放蒋，这是摆在人民面前的一个重要的关键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无论是中国共产党，还是东北军、十七路军，都一致主张要和平解决，要在一致抗日的前提下释放蒋介石。事变的解决过程虽然一波三折，曲折复杂，但是由于三方面都做出了重大的让步、妥协和牺牲，结果实现了全民族空前的和平统一。为此，中共“改变苏维埃和红军的名义，取消同国民党的对立，停止没收地主土地”；发动事变的主角张、杨两位将军则为了民族利益牺牲了自己的地位、利益、自由乃至生命；而南京当局也是最终放弃了“剿共”的政策，愿意通过正式谈判以实现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毫无疑义，正是由于中国社会各方面在事变发生后做出了不同程度的让步、妥协和牺牲，才奠定了全民族抗日的基础，也奠定了中华民族复兴的基础。值得着重一提的是，中国共产党人在这关系民族命运的关键时刻，再一次表现出博大的胸怀和英明的远见。特别是周恩来同志，在和平解决事变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他以一个伟大政治家的远见卓识，出色地调解各方面错综复杂的矛盾，巧妙地运用红军与东北军、十七路军业已建立的“三位一体”抗日格局，在同南京政府谈判中提出“六项要求”，最后终于得到蒋介石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亲口允诺。正如叶剑英同志的诗中所赞颂的：“西安捉蒋翻危局，内战吟成抗日诗”。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在实现历史转折过程中所做出的杰出贡献以及他们牺牲局部顾全大局的奉献精神，更是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英雄气概的充分体现。他们出于爱国的赤诚，善良的愿望，顺应潮流，力挽狂澜。他们的结局是悲惨的，一位以一家四口殉难，一位被幽禁55年始获自由。这种个人的历史悲剧，只能增添他们作为“千古功臣”的光辉。他们为民族、为国家所作出的重大牺牲是值得的。他们所表现的爱国主义精神和英雄气概，代表着中华民族的伟大人格，代表着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是中华民族的真正脊梁。西安事变虽然已经过去六十多年，但它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所放射的光彩是不可磨灭的。直到今天，它仍给我们留下许多宝贵的教益和启迪。它再次表明，历史的发展决不是个别人的主观愿望所能控制或逆转的，而人心向背所形成的潮流，始终主导着社会前进的总趋势。这一事变还表明，中华民族是一个不甘屈辱的伟大民族，在深重的灾难面前，强烈的爱国主义可以冲破不同阶级之间的隔阂或对立，使全民族团结为一体，同舟共济，共御外侮。绝大多数中国人所具有的爱国主义情操，正是中华民族之魂。任何外来侵略者在这个自强不息的民族面前，终将陷入失败的泥潭。爱国主义永远是具有灿烂文化和优良传统的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也永远是所有炎黄子孙赖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坚强基石。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永远激励着我们前进！<

《十大科学家》丛书是《少年科学文库》中的丛书之一，在这套内容丰富、规模庞大的文库里，为什么要给科学家的故事留下重要的一个席位呢？只要看一看当前的书刊市场，我们便不难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在社会上的各类人群中，科学家是最应受到尊敬的人群之一。他们的力量最大，能改变人们的观念，改变生产和生活方式，改变整个社会面貌；他们的奉献精神最强，是他们把知识和智慧酿造成甘霖，洒向全世界，造福全人类；他们的思想境界最高，对自己规律的刻夺探索和深邃了解，是他们毕生的追求。今天，我们每一个人无不在享用着科学的恩惠，我们没有理由不去歌颂科学家的功德，没有理由不使科学家成为我们和我们的后代所崇敬和学习的榜样，没有理由不引导我们的青少年去追寻科学家的足迹，发扬他们的精神，继承他们的事业。正是出于这种考虑，我们的科普作家和出版家们才对《十大科学家》丛书的写作和出版投入了极大的热情。全套丛书共分10册，较为系统地介绍了100名科学家的生平事迹和主要成就。他们都是世界或我们国内一流的科学家和发明家。他们的名字已被永远镌刻在人类科技发展史上。一切有兴趣阅读这套丛书的青少年，一定会从中获取力量，获取智慧，获取热情，获取对未来的新向往，惟有这一点，才是作者和编者的共同愿望。

秦王李世民是唐代一位著名的开国皇帝。本辑所收《秦王传奇》及《混唐后传》两部历史演义，生动集中地敷演了唐代开国前后的一些传奇故事。

内容说明胡风是我国现代文艺理论批评家、诗人和翻译家。早年参加左翼文艺运动，长期从事革命文艺活动。解放后因文艺思想的分歧而被错误地认定为政治问题，受到错误处理和不公正待遇。1979年释放出狱后，中央先后三次对胡风在政治上和文艺思想上进行了平反。胡风夫人梅志同志，克服了局外人无法想象的苦痛，历时八年写出了这部《胡风传》，她在《后记》中说：“我还是要申明，我写的是生活传，对于胡风的文艺理论方面我无能力涉及，对于当时的一些政治情况，我没有资料也不敢妄加评论。我的目的就是还胡风以本来面目。”

本丛书入选的文章既注重史料性，同时又适应兼顾可读性。文字过于苦涩的材料不予入选。文章一般以语文体为主，个别用文言所作，因其人物重要，也适当收入。入选的某些文章因其写作久远，某些观点与当前认识可能有差距，为了保存史料的真实性，本书编者一律不作改动，一般也不新加注释。在编选过程中参考了《辞海》、《中国大百科全书》等权威工具书。

周恩来是新中国的首任总理，也是终身总理。建国后直到他去世，他已成为总理的化身，而总理却成了他的代名词。人民爱总理，总理爱人民。他与人民已是血肉相连，心心相印。他是人民的好总理。他能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有自己的稳妥创新、统筹兼顾、协调务实的管理艺术。用这一套管理艺术，他使一个贫穷落后、饱受战争创伤、国内外环境险恶的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在很短的时间里，财政收支平衡，物价稳定，百业兴隆，人民安居乐业，科学技术迅速提高，国防日益现代化，工农业生产蒸蒸日上。身为总理，他用自己的管理艺术，把国家的各行各业、各个方面的事情从总体上理顺了，理好了。他是杰出的外交家。他不仅有外交家的头脑、胸怀、气质和风度，更富有外交艺术的魅力。他的音容笑貌，举手投足，一言一行，都是他外交艺术的有机组成部分，连同他外交活动的时间安排、地点选择、接见方式、轻重缓急，都充满着外交艺术的奥秘，就连敌人也不能不为之折服。他在外交场合的每一次出现，都会给人们带来新的希望，都是成功的象征，胜利的标志。周恩来的成功和魅力，除了其他条件和因素外，富有艺术特色的语言是其重要的、必不可少的因素。早在南开学校求学时，他就多次荣获全校和天津市校际国文和讲演比赛第一名。他的语言以其精辟、准确、富有思辨性和战斗力而著称。他可以三言两语使复杂的问题得以解决，又可以在谈笑间使对方的诘难尴尬难堪，还能以精当而饱含情理的话语使本来矛盾着的各方最后接受他的见解。说他是能言善辩极富吸引力和鼓动性的演说家和语言学家，是一点儿也不过分的。周恩来还是一位“眉头一皱，计上心来”的思想家。除了他丰厚的著述可以反映他的思想体系外，他那敏捷灵活而富有创造性的思维艺术，也是世界上几代政治家、外交家中屈指可数的。美国著名记者白修德说周恩来是他所见过的三位伟人中的一个；著名外交家、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博士说周恩来是他平生所见到的两三个给他印象最深刻的人物中的一个，“具有无限的耐心，非凡的智慧，敏感”；曾担任过联合国秘书长的哈马舍尔德则声称周恩来具有“迄今我在外交政治中所见到的最超凡的头脑”。

暂缺简介...

老子是我国古代哲人，一位伟大的思想家，道家学派的创始者。老子精神与思想对我们中华民族的道德文化、心理观念发生过并一直发生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他的学说在我国文化发展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杨书案的《老子》又以《孔子》的风格与魅力展现在读者面前。作家以白描的手法，以多种人称的灵活表现手段，以典雅富赡的笔触，以作家深厚的功力和独到的领悟，塑造了一个活生生的、由凡人到文化巨人的老子艺术形象。当你读完《老子》，老子《道德经》的神秘外衣就会被层层解开。神秘的《道德经》再也不会使你感到神秘了。这部巨著就是围绕着《道德经》来铺衍故事。作家以平易近人的笔调叙述老子这样一位先哲，使读者能够用心灵去感受这位伟人的真实的一生。

李清照生于名宦之家，幼时过目不忘，出语惊人，博览群书。齐鲁装丽的山川涵育了清照创作灵性，少女时代即名噪一时，崭露峥嵘。清照文词绝纱，鬼斧神工，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被尊为婉约宗主，是中华精神文明史上的一座丰碑。

一位生于二十世纪初的中国知识分子，一生以学术安身立命，又以对中国社会变迁的追踪观察、记录和认识为其学术安身立命。他坚持田野调查、实证研究，以社会为课堂，以民众为老师，以富民为志向，以跬步积千里，去累牍之劳形，得生民之底气，在六十多个春秋中炼就尘世法眼，写出等身著述，以小见大，言人未言。如今，虽已年近九旬，仍自称“老学生”，每年仍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出门找老师”，边走，边看，边问，边记，边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