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是五四时期青年学子的精神领袖，又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其事业影响于后世者巨大，其个人命运却波折困苦不断，最终穷愁孤独地病死于僻居的四川江津。去世前十年他曾这样概括自己的一生：“予行年五十又五矣，弱冠以来，反抗清帝，反抗北洋军阀，反抗封建思想，反抗帝国主义，奔走呼号，以谋改造中国者，于今三十余年。前半期，即五四以前的运动，专在知识分子方面；后半期，乃转向工、农劳苦人民方面……” 本书以第一手的资料，充分真切地展现了陈独秀撼人心魄的一生：从“酒旗风暖少年狂”，到“笔底寒潮憾星斗”，再到“小诗聊写胸中意，垂老文章气益卑”，令人深思感叹。但陈独秀终究是中国现代政治、文化史上的俊杰与英雄，至老仍然不改“孤桑好勇独撑风”的豪迈与狂傲。

在二十世纪中国的硕学通儒中，以自学名家，由乡村小学教员、校长而中学教员，而大学教授，先后在燕京、北大、清华、北师大、西南联大、江南大学主讲文史，以后在香港创新亚书院，在台湾任教于中国文化书院……，有这样一番经历的，除了钱穆，大概不会再有第二人。对于中国文化，钱穆先生承担起为往圣继绝学，接会中国学术内在精神血脉，使之与当下的时代境况贯通整合的历史使命，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在源远流长的学术文化资源中开掘提炼，应答时代的课题，坚守中国学术之真精神。本书较全面地介绍了闻名遐迩的学术大师钱穆的文化生命与学术生涯，他的民族悲情、忧患意识、崇高人格和广博学识，以及他民族悲情、忧患意识、崇高人格和广博学识，以及他的学术思想，展现了一代大儒的独特风采。

通观陈公博的一生，探析陈公博思想发展变化的转迹，无论当他为历史的正面人物时，或是为时代的反派角色时，在他的思想中存在着先进的、有益的思想和落后的、腐朽反动的思想间的矛盾冲突。这种思想中的两重要素的起伏消长，导致了陈公博政治生涯的曲折多变和他的政治面貌的变化多端。但最终是他在中华民族面临外敌入侵、国家面临生死存亡之际，叛国投敌，他的所作所为给民族和国家带来灾难性的影响，因此，他理所当然地不能逃脱最终被钉上历史耻辱柱的命运。

本套丛书介绍了参加中共一大的十三位代表，在13位代表中，周佛海、陈公博、张国焘等人先后走上了党和人民的对立面。这从一个方面证明了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是何等的重要。对于这些人，我们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把他们放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直书他们的人生，分析他们的变化，其目的，一是真实地反映历史，二是希望从中得出一些有益的教训。

《我走过的道路》原由我社于1981年10月、1984年5月和1988年9月，分为（上）、（中）、（下）三册陆续出版。后合并为两卷，做为回忆录一、二集编入四十卷本《茅盾全集》时，曾参照初刊文字、作者手稿及有关原始资料进行了校勘，对其中史实有误记及引文错漏处已逐一订正，其较重要者则另作简注说明。现据我社一九九七年出版的《茅盾全集》（34）、（35）两卷纸型排印，另附录《父亲茅盾的晚年生活》。人到了老年，自知来日无多，回忆过去，凡所见所闻所亲身经历，一时都如断烂影片，呈现脑海。此时百感交集，又百无聊赖。于是便有把有生以来所见所闻所亲身经历者写出来的意念。但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之非。我今年实足年龄八十四，如果十岁而知人事，则七十四年的所作所为，实多内疚。幼年禀承慈训，谨言慎行。青年时甫出学校，即进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四年后主编并改革《小说月报》，可谓一帆风顺。我是有多方面的嗜好的。在学术上也曾读经读史，读诸子百家，也曾学作诗填词。中年稍经优患，虽有抱负，早成泡影。不得已而舞文弄墨，当年又有“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①之情势，其不足观，自不待言。然而尚欲写回忆录，一因幼年禀承慈训而养成之谨言慎行，至今未敢怠忽。二则我之一生，虽不足法，尚可为戒。此在读者自己领会，不待繁言。所记事物，务求真实。言语对答，或偶添藻饰，但切不因华失真。凡有书刊可查核者，必求得而心安。凡有友朋可咨询者，亦必虚心求教。他人之回忆可供参考者，亦多方搜求，务求无有遗珠。已发表之稿，或有误记者，承读者来信指出，将据以改正。其有两说不同者，存疑而已。出版社今将已发表部分出单行本，嘱写序言，因草此数行以答，并将回忆录题名曰：《我走过的道路》。此道路之起点是我的幼年，其终点则为一九四八年冬我从香港到大连。

暂缺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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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农——一位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物。大革命期间，他投身革命，领一时风骚。大革命失败后，他打入敌营，窃情报，巧周旋，力挽狂澜；“西安事变”前后，他秘联张、杨辗转奔波，掀起时代新篇； 解放战争中，他领导的中共情报机构，侦情报，搞策反，令敌丧胆；朝鲜停战谈判中，他坐镇幕后，运筹帷幄，便美军俯首。……本书全面地记述了中共秘密战线上的杰出代表和卓越领导人李克农将军传奇般的一生。

《我为少奇同志说些话》，记述文革前曾经担任刘的“秘书”邓力群在接受文献纪录片《刘少奇》剧组采访时的谈话，披露了刘一些鲜为人知的轶事。例如，康生、陈伯达文革时批刘之所以轻车熟路，因为他们文革前是刘选编辑委员会负责人，掌握了刘的大量档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