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才常（1867-1900）早岁肄业于两湖书院，甲午战后，深感国事日非，遂积极参预湖南新政，主编《湘学报》、《湘报》等刊物。戊戌政变后，唐氏所组织的自立军起义虽然失败，但对此后革命运动的进展，起过极大的影响，“士林中人，昔以革命为大逆不道，去之若浼者，至是亦稍知动念矣。”可见唐才常在中国近代史上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本书尝试采用一种全新的传记体裁，以充实传统年谱的内容。这种体裁基本上是以事系年，复按年月加入谱主的著作、往来函牍，并于需要处加上注释，又辅以史家对某些问题的看法、争论，再加上作者个人的评价、意见等。如此，读者既清楚谱主的著作撰写日期，对其写作背景、心态亦可一目了然，集年谱、全集、注释、传论于一书，是一种全面交待历史人物生平与著述的写作方式。

本书以蒋介石的启蒙老师毛思诚所撰《蒋公介石年谱初稿》秘本为脚本，并参照《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的有关记载而编成。原文照录了蒋介石在秘本中亲笔删改的文字。具有极重要的史料价值。毛思诚编的《蒋介石年谱初稿》（1887-1926年），在史事记述上，采用的是掩恶虚美的“春秋笔法”，对蒋介石歌功颂德，而有些重大史事（如中山舰事件等）的真情却被隐去或加以歪曲。因此，为了把此《年谱》作为研究蒋介石的一种名料，我们还有必要简略地介绍一下蒋介石半生的重要史事。

六畜之首曰馬，為古時人民生活交通、運輸與國族戰鬥之重要工具，且有以之博賽者。歷代畫士輒以馬為題材。普唐以還，世推曹霸、韓幹、李公麟、趙孟頫，吾粵則稱張鐵橋，有“張穆馬、黎奇牛”語。蓋鐵橋嘗蓄名馬，習久得其喜怒精神，筋骨所在，能師造化’故運筆如生。鐵橋固非欲以藝事傳者，生平凋儻任俠，下好儒術，善擊釗，精騎射，思立功邊塞，以經濟致用。逾嶺北遊，不遇歸，未幾明社遂屋。福州擁立，奔赴自効，與張花園（家玉）募兵潮、惠，結納豪傑，餉絕返里。李成棟反正，入廣州，與錢田問（澄之）詩酒往還。尋赴肇慶，有遊覽山水詩。生丁陽九，家國之痛，死喪之戚，一寓於畫馬吟咏，寄其身世之感。若曹能始（學佺）、鄘湛若（露）、梁未央（朝鍾）、張芷園殉節，鐵橋皆有詩哀輓，其《里門秋過有感》、《蒼頭還山言故鄉茶山離散之狀感作》、《丙辰春感》諸篇’皆史詩也。近人鄧文如（之誠）《清詩紀事初編》搜羅甚博’亦有遺珠之憾。清乾隆問，開四庫館，搜求明季諸老遺書’鐵橋詩冬有忌諱，今傳《禁燬書目》，雖未網及，適足以反映流傳極罕。至道光間，總督阮雲臺（元）修《廣東通志》，延攬纂修諸人，皆一時俊彥，而《藝文志》著錄《鐵橋山人詩稿》，注云“未見”蓋沿朱竹诧（彝耸）《明詩綜》之名。香港大會堂圖書館藏有陳子礪丈（伯陶）手鈔《鐵橋山人遺詩》一帙，云從何浣編《年譜》上半部錄出，凡六十六首，今閱七十餘年，此殘本竟杏難尋觀。容希白教授（庚）手鈔《鐵橋集》一冊’傳自劉翰怡丈（承幹）嘉業堂藏本，收詩至康熙丙辰（十五年，一六七六年）止，皆北遊黃山、吳越前之作。容老尚輯有《補遺》、《投贈集》附後，余略有增補，適何耀光先生雅爱流通乡賢遗书，付印《至乐楼业书》中，今已化身千百，时一九七四年也。

本书内容收录黄炎培在1937年1月1日—12月31日的主要活动事迹。1937年是中国抗日战争全面开始的年份，黄炎培作为抗日后援会的中坚力量，在这一年积极奔走、支援抗战，同时将自己教育救国的理念升华为抗日救亡，体现了一位民主爱国人士的拳拳爱国之心。本书比较全面而充分地记录了他在1937年的各种活动，还有一些招募物资和职业教育问题上的思想策略和工作方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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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瑟夫·富歇是古往今来为卓异的人物之一。他曾在心里搏斗中战胜了拿破仑和罗伯斯庇尔；然而历史却把他作为跑龙套的配角，无动于衷地推到后排。此人历来口碑极坏，被认为是天生的叛徒、阴谋家、阿谀奉承之徒、职业的风派，等等。他代表了政治家的一种类型——幕后政治家。茨威格认为，在实际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的，并不是出类拔萃的心智，而是低下得多的这类幕后政治家。他指出，我们为了自卫，应当看清这一类人的面目，看透他们得势的秘密。

史学家吴相湘先生长于湖南常德旧家，“七七”事变前夕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抗战期间执笔从戎，1949年后任台湾大学、新加坡南洋大学等校教授，足履遍及日本，韩国、东南亚与欧美各国，阅历丰厚，交游广阔。在这部长篇回忆录中，作者以史家诚实畅达之笔，将个人悲欢与家国忧患、人事纠葛与政治波澜、师友交契与亲子深清、耆老故实与旧京新影一一汇集，民初社会的风尚、文化古城的熏陶、抗战烽火的锤炼、异国旅行的见闻，如老照片一般，再现于读者面前。

这部书这所以对作者如此吸引，首先是因为很久以来作者一直渴望有这样一部书，一部广阔而深刻地反映我们这一代在新中国成立前后成长趣来的知识分子命运的书，或者说，一部反映我们这一代人奋头、欢乐、挫折、磨难的合运交响典。这个念头，早在五十年代后期读了A·托尔斯泰《苦难的历程》之后就萌生了。随着共和国五十年走过的辉煌历程和经历的风风雨雨，这个念头越来越强烈。这部书的另一个特点是，作者是把知识分子的命运与党和国家的命运紧紧交织在一起写的。这样就令人信服告诉人们：知识分子意气风发时，总是党的路线正确、国家繁荣昌盛之时；知识分子蒙辱受难之时，总是党的路线正确、国家繁荣昌盛之时；知识分子蒙辱受难之时，也是党的路线失误、国家停滞倒退之时。作者是曾在错误路线下受过大委屈的人，但是在作者的笔下，从来不把这当作个人的恩恩怨怨，而是把自己遭遇放到历史的大背景之下来研究和认识。这是一部新中国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交响曲，一位人民日报著名女记者的传奇经历，作者以其自身的经历，讲述了其成长的经历以及事业、爱情、生活的磨难。该书语言质朴、流畅，真实感人非常值得一读。

廷黻先生是一位学者、一位史学家。他当然对政治感兴趣，但不是一位政客。他有个性、有辩才，懂得灵活运用历史知识。廷黻先生在那个时候可说为中国近代史和外交史建立了一个很好的新基础。他认为要做学问，必须从原始资料的研究做起，例如研究外交史，他有一句名言，现在差不多大家都晓得的，他说，研究中国的近代外交史，在甲午巾日战争以前，中国的材料是很重要的，因为那时中国的外交大概还可以自己做主。们是甲午战争以后，国势江河日下，中国的外交，无论什么决定、合同，大半自己做不了主，都是由外人逼迫而成。因此甲午以后的中国外交史，非参考外围的材料不可。 近代中国史的研究，蒋先生是个开山的人。近四十年来，蒋先生在这方面*的贡献，是开创新的风气，把中国近代史研究带入-个新的境界，特别楚给我们新的方法与新的观念。

1978年，乔纳森·科特受《滚石》杂志委托，先后在巴黎和纽约对苏珊·桑塔格进行了深入采访。他们论及写作、阅读、阐释、摄影和社会思潮，也谈到性、爱、摇滚乐和当代生活的碎片……不同于以往颇具论战性的激进形象，在对话中，她展现出自我的多个分身与生命中无数私密切片，以及桑塔格之为桑塔格的重点所在：“要平静地去爱，毫不含糊地去信任，毫无自嘲地去希望，勇敢地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