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逃犯，想“将功抵罪”，首先发现了太平洋；一扇忘记关的小门，覆灭了拜占庭帝国千年文明；一位音乐大师中风后奇迹般康复，创造了流传至今的清唱剧；一分钟的犹豫，葬送了拿破仑的伟大事业；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因为失恋而创作了享誉世界的爱情诗篇；一个大胆的设想，缩短了两个大洲的距离；一辆封闭的列车，改变了世界的政治格局：历史就是这样，往往因不经意的一个小举动改变了走向。斯蒂芬·茨威格，用14篇历史特写，14个影响人类文明的瞬间，告诉我们：当机遇来临时，一定要抓住，因为错过了就是一辈子，犹豫了就会败北。这话，看似是千篇一律的套话，但是真正做到的人，却少之又少。

本书是启功九十岁以后的口述，经启功的弟子、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赵仁珪整理而成。在本书中，启功回顾了自己一生的经历。他的一生并没有投入到惊天动地的政治斗争的最前沿和时代旋涡的最中心，过的基本是书斋的生活。但他特殊的家庭背景、他特殊的生活经历、他在20世纪中国文化史中的特殊才能和地位，使他的书斋生活更为独特、精彩。从这里我们可以瞥见现当代很多历史的痕迹，也可以窥见当时著名文艺沙龙和著名文人的活动踪影。这些是其他人很难提供的珍贵资料。

本书将详实丰富的资料融入质朴优美的叙述，收录冰心生活、求学与创作的各种事迹，完整呈现了其少年时代的经历，披露了诸多鲜为人知的动人细节，引导读者探寻冰心作品中深邃思想与细腻情感的源头，重新奏响了这位世纪老人的青春之歌。

以时间为“分水岭”聂耳在上海的五年，可以分成两个“时光片断”： 1930年7月到1932年8月，这是聂耳在上海的最初两年，也是他经历了失业、再就业的两年。经历了生活和工作的变化，他感受到了社会的动荡不安。 1932年11月到1935年5月，这是聂耳在上海的最后三年。这时的他，音乐创作日趋成熟，尤其是1933、1934两年，是他音乐创作的“丰收年”。 1935年，当淮海路上一幢三层小楼夜半响起《义勇军进行曲》的第一声，聂耳在上海写下了他音乐创作生涯中的“生命绝唱”。这首《义勇军进行曲》，划破夜空，唱响了中华民众血色黎明的“前奏曲”。

柳田国男被誉为“日本民俗学之父”。他著作等身、涉猎广泛，为日本民俗学的创立与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本书是他的自叙传记，在晚年时期，柳田国男以故乡播州为原点，讲述了自己的童年成长、求学经历、家庭亲情、交游轶事、仕途波澜等。他13岁离开故乡，至83岁重忆过往，从明治、大正到昭和，在风雨如晦的70年里，他放弃了诗人梦与官僚梦，最终以“学问救世”为追求，步履不停，笔耕不辍。当然，文中最不可或缺的是民俗故事，河童与海灵的学术探讨引人入胜；而最吸睛的则是频繁现于字里行间的时代风云人物，政坛领袖、学界大拿、领域新秀先后登场。在柳田的轻描淡写下，明治维新后日本的人情、社会与风俗一览无余。

郑成功（1624年8月26日—1662年6月23日），本名森，又名福松，字明俨、大木，明末清初抗清复明和收复台湾的民族英雄。其父郑芝龙，其母田川氏。弘光时监生，因蒙隆武帝赐明朝国姓“朱”，赐名成功，并封忠孝伯，世称“郑赐姓”“郑国姓”“国姓爷”，又因蒙永历帝封延平王，称“郑延平”。1645年（清顺治二年，弘光元年）清军攻入江南，不久郑芝龙降清、田川氏在乱军中自尽；郑成功率领父亲旧部在中国东南沿海抗清，成为南明后期主要军事力量之一，一度由海路突袭、包围清江宁府（原明朝南京），但终遭清军击退，只能凭借海战优势固守泉州府的海岛厦门、金门。1661年（清顺治十八年，永历十五年）率军横渡台湾海峡，翌年击败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台湾大员（今台湾台南市境内）的驻军，收复台湾，开启郑氏在台湾的统治。有《延平王集》行世。郑成功逝世后，台湾民间陆续建立庙宇祭祀，其中以台南延平郡王祠最为重要。本书分十四章娓娓讲述一代名将、民族英雄郑成功的传奇一生。作者以郑成功的一生为主线，串联若干历史事件，演绎曲折生动的历史故事，塑造栩栩如生的历史人物形象，具有一定的可读性。

本书采用公允态度和平等视角，细致地还原了鲁迅作为“平常人”的诸多方面，真实再现了一代文学大师鲁迅先生少年时期的家庭生活和求学经历，展示了在风云变幻的时代中，鲁迅艰苦奋进的成长历程，与对国家的忧思和热忱。对青少年读者崇高品格的养成和文学素养的提升，有着积极的熏陶意义。

本书是以第一人称写作的回忆录。大杉荣以时间为序，记述了自己在柴田的幼年时期，在名古屋陆军幼年军校就读期间，以及退校后在东京的青年时期的生活轨迹，并以一个独立章节讲述了自己和伊藤野枝、神近市子两名时代奇女子之间的恋爱纠葛，从当事人的角度还原了轰动一时的“日荫茶屋刺杀事件”始末。本书为了解大杉荣其人，以及他自由激烈的思想的形成，提供了最为直观的角度。

晓雷是新时期陕西文坛的一位老将、健将，是在延安工作时就给予路遥诸多帮助的“伯乐”，是见证路遥文学成就的当事人，更是其挚友、亲人，他对路遥的深度了解和近距离观察是旁人无法企及的。全书由 “路遥别传”（男儿有泪、故人长绝、野花之祭）、“路遥时代的作家”和“传外录·路遥手迹”三大部分组成，是一部真情饱满的厚重之作。既有正传之宏阔，又不乏拾遗补阙的遗珠而幽微之处，很多路遥事迹鲜为人知甚至不为人知，因而弥足珍贵。更何况这些文字饱含着作者特有的与路遥的情谊，裹挟着特定时刻、特定情境下的难以复制的现场气息和精准视域，定会带给读者不一样的感觉和认知。

28 岁到41 岁，当了博士后、教授、系主任。在圣迭戈加州大学当了两年 “助理物理研究员”后，既不愿意接受哈佛的“赐予”，又不愿意接受别的大学聘请，而是选择到西北大学自起炉灶，做好教研，开拓自己的科研领域。在学术界初露头角，获得几位理论物理界卓越人物的赏识，令西北大学另眼相看，把我越级递升，五年里从助理教授升到正教授，第六年当上系主任。在系里、院里的会议上坦诚发表己见，参与制订了一些关键的学术和人事政策，使校内高层委以行政重任。这些不同方面的努力，无意中为踏进大学领导层做了准备。“保钓运动”及尼克松访华让我们这群留学人员走出象牙塔，从怀念故国走向关怀祖国，从“忆根”走向“寻根”。参加留学人员活动，接待祖国来访学者，唤醒了民族意识，从“寻根”走向“追根”。回国访问讲学、进行教研合作、推动中美交流、邀来首群“访问学者”、更为科学院和高教部安排一批批访问学者，这一系列的“课外”活动播下种子，让我从“追根”走向“归根”。每走一步，不知不觉为落叶归根做了另一种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