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收入巴金与其大嫂、侄女、侄儿、侄孙女、侄孙儿、侄重孙女的信，有部分信件是之前没有公开发表过的。在这些书信中，非常明显的体现出巴金对于亲人的爱和关心。特别是李致与其特殊的亲情关系，巴金的家信对李致的思想、事业发展，是特别重要的指导与鼓励支持。这样的爱，是一种发自肺腑、油然而生，没有丝毫做作的真爱。

作者郦波教授从识己、识人、识事、识道四个方面入手，凝聚曾国藩一生教育子女、指点子弟，甚至培养后人的教育思想与智慧，对其做一个全景式的评述。他从读者朋友们可能遇到的困惑出发，结合自己的感悟和当今社会的现实问题，对曾国藩家训中所包含的人生智慧做一个条分缕析的解读，希望给今天的读者更多的智慧启迪和现实参照。 无论是职场精英还是职场小白，不论是在校学生还是银发老者，都能从郦波老师的书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份收获。这份收获，许是对你立身处世的一种指引，许是对你选交朋友的一声警钟，许是对你教育子女的一分劝诫，可大可小，不一而足，然必有所获。

权延赤编著的《另类人生：石玉平局长的传奇故事》写一位“红二代”子女的从政成长道路，从“文革”时期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磨难，到当画报社长、新闻出版局长的经历；无论当年和兄弟哥们儿交情，还是与国家领导人交往，都始终坚持真诚、善良、正义，干文化事，做文化人，当文化官，表现了一位“红二代”的独特个性和潇洒人生，也为读者展现了一幅*国当代社会市井、官场图。

本书源起于作者于1985年在日本长崎市参加原子弹爆炸40周年纪念会时遇到的两位日本侵华战争老兵。这两位老兵希望把自己亲身经历的战争告诉给更多的人。于是从1985年到 1996年，作者共采访了这两位老兵约21次，150多个小时。书中，作者描写了当年山东省的侵华日军是如何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同时，也着重刻画了八路军、游击队以及当地的农民与日本侵略者的激烈战斗和不屈的反抗。作者还表达了当时的日本侵略者在面对中国人民的反抗时无法理解的一面，也就是他们所不能了解的中国人民的那种宁死不屈的硬骨头精神，他们所遇到的反抗，都是中国普普通通的老百姓――中国农民的对侵略者侵略自己家园的自发的反抗，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人民的铮铮骨气。本书内容包括：序章：作者与日本老兵邂逅、原第五十九师团独立步兵一一大队紫竹坚一郎的自白式回忆、原第五十九师团独立步兵第四十五大队大友光司的自白式回忆、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的日子里及尾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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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三是残酷的一年，是冷漠的一年；高三是充满竞争气氛的一年，也是大家为着未知的前途拼搏的一年。不是么，大堆的作业常常压得孩子们喘不过气来，各科的老师更是把手的的弦绷得紧紧的。而家长们，无论是当父亲还是当母亲的，注定了要度过一年牵肠挂肚的日子。在写下这一切的同时，管燕草在她的《日记》里告诉我们，高三同样也是充满爱、充满关怀、充满温情的一年。在这一年中，男女们们成熟得特别快；在这一年中，少男少女们同样也在成长。高三的女生就是在伙伴们中间，在家长和老师们的关注下，一天一天地长大起来。书中的不少篇什和段落，读来令人怦然心动，感慨系之。

《回忆录》通过七林旺丹同志的亲身经历，具体生动的事实．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云南藏区的变迁：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迪庆藏族自治州民主改革、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进程，歌颂了党的民族平等、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共同发展，以及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伟大正确。可以说，这是一部鲜活形象的历史，是我省藏区各个时期重大历史事件的一个缩影。我认为．七林旺丹同志的回忆录，不仅为关心迪庆的人们了解迪庆提供了一个窗口，也让大家看到了一个少数民族干部成长的轨迹，从中得到一些人生感悟和启迪。

1957年反右斗争期间，作者和作者的丈夫王景超双双被划为右派分子，王景超并被定为极右分子，开除公职，劳动教养。他们一下坠入黑暗的深渊，成为阶级敌人，都被发配到农场劳动改造。在紧接着到来的1960的大饥荒中，王景超活活饿死在甘肃酒泉夹边沟劳教农场里，作者总算死里逃生，回到了甘肃日报社。1961年9月，甘肃日报社领导宣布为作者俩和其他8名难友摘掉了右派分子的帽子，后安排作者在甘肃日报编辑部资料室工作。十年浩劫中，作者又再次被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开除公职，遣送农村监督劳动。作者两次被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前后达11年之久。在作者的大半生里，作者经历了家破人亡的不幸和痛苦，更在11年里作为阶级敌人受尽各种凌辱委屈，作者经受了一个女性所难以承受的各种情感遭际与心灵创伤。到1978～1979年，作者和王景超的右派问题终于改正。甘肃日报社在反右派斗争中所划的11名右派分子全部获得改正。这是一段沉重的历史，不仅作者们家遭受劫难，几十万知识分子在遭受劫难，中国人民都在遭受劫难。在反右派斗争之后，接踵而来的三年困难时期，中国人民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广大国土上，不分职业、文化、民族、阶层、年龄等等，不问其主观意向如何，都程度不同地忍饥挨饿，千百万的人因而失去了宝贵的生命。这是血和泪写就的历史。

也许是作者过早的脱离了高三的苦海，处在逍遥的状态才能以如此的戏虐的口吻笑对高三生活，让经历过的没经历过的朋友，带着轻松的心情领略一下这个与众不同的、让人又爱又恨的《高三史记》。 《高三史记》，一部高三的历史，在同龄人间留下印记的，一段历经了远比无稽真实的个人群体的历史。本书记录了种种或许令人难以置信的东西高三的精彩生活。

这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人数不多，但在作者看来，他们对于太行山的意义却无限大。黑暗永远包围着他们，但他们却极其艰难地用歌声和弦音照亮太行山的一草一木；无奈与伤感永远伴随着他们，但他们却把幽默、轻松送给一个村庄又一个村庄。在太行山，盲艺人们不停地行走，百年来似乎形成了一个传统，在他眼里，这是太行山民间长期存在的不容忽视的现象，有着文化的、人性的、社会学的多种意义，值得更多的人关注。　作为在北京闯荡的文化人，刘红庆觉得他有责任、有义务描写他们，更有情感的冲动来为这些名不见经传的盲艺人们树碑立传。如他自己所言，他是一位历史打捞者。经他的笔，那些曾经活跃或者正在活跃的太行山盲艺人们，将为人们熟知，将作为太行山历史的一部分、民众的一分子而永远不再被遗忘。成功的历史打捞者，写出了一个群体生命的苍凉。在叙述盲艺人的命运时，作者把自己生命的一部分也放了进去。这就难怪，全书在结构形式上富于变化，但阅读之时，感受为强烈的还是那些盲艺人的故事和他自己的故事。无疑，在这样的作品中，形式的意义显然不再重要。　历史学家们常常更多关注的是历史大事件的风雨变幻，或者津津乐道于宫廷、内阁的人事纠葛；流行的影视和小说，则热中于戏说或误说历史，把悲壮的人与事调制成滑稽与搞笑。在它们的映衬下，《向天而歌》以它对普通百姓一个特殊群体的深刻描写，显出文学或史学应具有的风骨，这正是它的力量之所在。　有一天，在太行山的某一处沟壑，会有人把这本书读给太行山的盲艺人们听吗？是哭，还是沉默不语。或者，挺直身躯，伫立山巅，放声高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