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内166人文文库·中国当代长篇小说：红旗谱（套装共3卷）》以朱老忠、严志和两家三代同冯老兰一家两代的斗争历史为主线，描写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反割头税运动和保定二师学潮斗争，艺术地概括了大革命前后中国北方农村和城镇的阶级斗争和革命运动，反映了中国农民革命由自发反抗到有组织的斗争的历史进程。《红旗谱（共3册）》在揭示中国民主革命的农民问题，揭示农民和共产党所领导的民主革命的关系上所达到的广度与深度，可以说在“五四”以来反映农民问题的小说中是一个集大成者。它既真实地写出了祖国历史的风云，农民心灵的演变，又再现了中国农民走向革命的历程，总结了两千多年来农民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形象地说明了中国农民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组织起来，斗争才会胜利。正是这一点，作品揭示了民主革命阶段的若干本质特征，它对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的反映，也就达到了生活广度和思想深度的有机结合。

《今古奇观》可以说是是“三言”“二拍”的简本；也可以说是过去流传已久的一部较好的古典白话短篇小说选集。这部选集中的作品，从各个角度，在不同的程度上，直接或间接地，广泛而深入地反映了当时市民阶层的生活面貌和思想感情。几百年之后的今天，我们读起来，还觉得亲切有味，娓娓动人，而被作者们沁人心脾的艺术笔触所吸引。 总的来说，这些作品的内容，约可发四大类，有折暴露了官僚、地主对人民的高压和剥削，嘲讽、指责了他们的贪暴、凶残、自私和愚蠢，并揭露了他们内部的一些矛盾。

吴敬梓的《儒林外史》是中国小说史上少有的几部出类拔萃的巨制之一，是唯一一部真正意义上的讽刺小说。吴敬梓在创作此书时，以对待功名富贵和文行出处的态度为中心，贬抑批判士人中的假儒士和假名士，褒扬推崇真儒士和真名士，热烈赞美具有完整健康人格的、德才兼备的知识分子。《儒林外史》创造了富有民族特色又极具个性的讽刺艺术。塑造人物时，能秉持公心，不虚美，不隐恶，借喜剧性的情节，揭示悲剧性的内涵，令人笑中带泪，具有振聋发聩的艺术效果。小说词义婉曲，叙述含蓄，冷静蕴藉，常常是用白描的笔触，“不尚夸张，一味写实”，让生活的真实来显现讽刺的力量。

《大波》共三卷：第一部、第二部、第三部这部长篇小说，初作于抗日战争前，1956年作者开始重写。第一部于1953年初版，反遇保路同志会成立的劝人惊景和署理四川总督赵尔丰对运动的血腥镇压。第二部于1960年初版，描写各地同志军蓬勃展开的武装斗争和反动统治者所采取的一系列阴谋手段。第三、四部分别于1962、1963年初版，表现反动政权迅速崩溃的必然性、大汉军政府和蜀军政府成立的复杂过程，以及在新的政治形势下各种社会力量的矛盾冲突和亿精神面貌的巨大变化。第四部仅写出四章五节，以作者不幸病逝，全书未竟。《大波》正面描写保路运动这一场革命暴风雨。不能忍耐“清末”“倒死不活日子”的人们汇成了一股反清革命的洪流。然而在“洪流汇成为路上除了光明与希望，还有泥沙俱下的黑暗与野蛮”，作品极生动地警示出：“革命绝不仅仅有神圣的力量”。《大波》（第一部）写直接引起武昌起义的辛亥年四川争路事件，人物活动的幅度更为开阔，但作者的生活认识和艺术表现跟不上作品因题材扩大而产生的要求，因而作品对波澜壮阔的群众运动，尚缺乏足够的艺术概括。广博的社会知识，善于描绘风土人情的本领，使这几部作品具有相当浓郁的时代气氛和地方色彩。对左拉、莫泊桑创作的借鉴有助于李劼人形成上述的艺术特色，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些细节敏琐、铺写不当的自然主义的缺陷。

《中国当代长篇小说藏本：青春之歌》是当代文学史上第一部描写学生运动、塑造革命知识分子形象的优秀长篇小说。作者杨沫，出生于北京一个没落的官僚地主家庭，曾在河北省定县等地教书，后又在北京做过家庭教师和书店店员，在此期间接触了马列主义思想，并加入了共产党。这种个人的生活经历对她的小说创作有很大的影响。《中国当代长篇小说藏本：青春之歌》正是以“九·一八”到“一二·九”这一历史时期为背景，以学生运动为主线，成功地塑造了林道静这一在三十年代觉醒、成长的革命青年的典型形象。林道静出生于一个大地主的家庭，是一个中学生毕业生，为了反抗封建家庭的束缚，她毅然出走，只身逃到了北戴河谋生。在经历了一系列的挫折和打击之后，她对前途绝望了，在这样的时刻，那个在她眼中具有“骑士兼诗人”风度的余永泽闯入她的生活，成为她生活的伴侣。然而，渴望着“独立生活”做“自由的人”的林道静并不满足于做余永泽的家庭主妇。她对下层劳动人民的同情，使她同那个冷酷自私的余永泽感情上出现了裂痕；余永泽的蝇营狗苟也使她看清了这个自私、平庸的男子的本来面目。更为关键的是，通过同共产党员卢嘉川等人的交往，革命的新天地更使她感到同余永泽的格格不入。终于，林道静斩断了小资产阶级感情的羁绊，离开了余永泽，从此义无反顾地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她参加游行、散发传单、宣传鼓动群众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并经受了铁窗的考验，最后迎着敌人的水龙大刀，和革命队伍一道勇往直前。小说生动地描绘了林道静由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逐步成长为一名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所经历的曲曲折折、反反复复的人生历程，从中透视出整整一代革命知识分子所走过的艰苦道路。除林道静之外，小说还塑造了卢嘉川、林红、余永泽、王晓燕等一大批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人物形象，其中有为民族解放英勇献身的革命烈士，有投机钻营以求平步青云的统治阶级的奴才，也有叛徒、特务以及自甘堕落的青年，形形色色人物的精神面貌得到了展示，这又使得小说包含了广阔、丰富的时代内涵。在艺术特色上，整部作品结构宏伟，情节曲折复杂，在处理人物形象时作者避免了简单片面的处理，而是以细腻的笔触伸入到主人公的内心世界中，真实地刻划人物的心理，较为全面地把握了人物的多重侧面，因而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

《上海的早晨》可谓是一部难得的佳作，其认识与艺术价值不容忽视。中国共产党对民族资产阶级有着科学的认识，针对他们的两面性，在解放伊始，创造性地制定了对其进行和平改造的政策，以使资本主义私营工商业逐步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经济实体。《上海的早晨》以解放初期的上海为背景，形象地描绘了改造民族资产阶级这一重大历史过程，深刻地指出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从“子夜”走向黎明后唯一的一条光明前途；接受改造、弃旧图新，走为人民服务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作品的意义之所在。作品成功地塑造了一组民族资产阶级人物形象，其中犹以全书的中心人物徐义德刻画得最为出色。1949年春，上海刚刚解放。资本家们惶恐不安。沪江纱厂的总经理徐义德亦是优心忡忡。早在解放军还未攻打上海的时候，这位人称“铁算盘”的徐义德就想好了上海呆不住便去香港、乃至去纽约的退路。上海的解放使他动了去香港经营产业的念头。他用在上海解放前夕运到香港的六千纱锭，在香港开办了新厂，又将现有棉纱偷运出沪，换外币存到香港、纽约的银行，并把儿子送到香港读书。然而他终于没有走，他放不下在沪的家产。为了自身利益，他处心积虑地与共产党和人民政权对抗着。一方面，他让心腹——沪江纱厂的副厂长梅佐贤，收买了国民党潜伏特务陶阿毛，打进工会，为他通风报信，应付共产党；另一方面，又通过梅佐贤贿赂税局驻厂干部，窃取国家经济情报，牟取暴利，在生产上，偷工减料，以次充好，大发不法之财……[看更多]

《铁道游击队》是一部描写在抗日时期，在广大的革命根据地中由共产党人领导的一支特殊的游击小分队以打击日伪军的交通线为目的而与日伪势力进行游击斗争的英雄故事。《铁道游击队》是以真人真事为基础写出的。远在抗日战争时期，鲁南地区确有这样一支游击队，开始在临（城）枣（庄）支线，以后发展到津浦干线上活动。他们在党的领导下，创造了很多惊人的英雄斗争事迹。当时，知侠和他们在同一个地区工作和作战，对他们比较了解和熟悉。后来为了写作这本书，知侠和他们又曾在一块生活过，直到现在，知侠和他们几个主要干部还有联系。原先，知侠想把他们所从事的斗争，用传记或报告文学形式来写的，以后改为小说来写了。对他们的斗争事迹，不加以艺术上的选择和取舍。过于繁琐的重复的人物和战斗情节，有的被删去，有的被合并，当然有的也有所加强。为了反映整个抗日游击战争的实际情况，有些地方又把它丰富和发展了。尽管如此，知侠还是以他们真实的斗争发展过程为骨胳，以他们的基本性格为基础来写的。老实说，书中所有的战斗场面都是实有其事的。在抗日战争时期，鲁南枣庄矿区有一批煤矿工人和铁路工人，由于不堪日寇的屠杀和蹂躏，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秘密地组织和武装起来。他们杀鬼子，夺取敌人的武器，发展成一支短小精悍的游击队，配合主力部队作战，在临枣线上展开武装活动。以后他们又西去临城附近，以微山湖为依据，坚持津浦干线的对敌斗争。在斗争中，他们发挥了工人阶级的高贵品质和顽强的斗争意志。几年来他们在铁路线上破铁路、撞火车、夺物资，在火车上打歼灭战，创造出许多惊人的英雄事迹。敌人也曾疯狂地对他们反复进行“清剿”、“扫荡”，组织无数特务队对付他们，但都被他们一一粉碎。铁道游击队迎接了最残酷的考验，坚持到抗日战争胜利，最后迫使近千的鬼子铁甲列车部队，向他们投降。日本鬼子投降后，蒋敌伪合流，进攻解放区，他们又顽强地进行阻击战。

《六十种曲》之名并不始自原刻，因为最初这部曲选是分为六套陆续刊行的，后来清初重刻时一次出书，才有了《六十种曲》之名。《六十种曲》是当时名满天下的汲古阁编辑刻印的。汲古间主人毛晋（１５９９-１６５９），字子晋，原名风苞，字子久，江苏常熟人，我国历史上最著名的藏书家、出版家之一。明诸生，曾受业于钱谦益。好古博览，嗜书成癖，聚书富甲天下。搜求古书异本，不遗余力，以至当时有这样的谚语：“三百六十行生意，不如鬻书与毛氏”。建造汲古阁、目耕楼，藏书多达八万四千余册。求得秘籍善本，或手自校订，或延请专家名士勘阅，然后刊行于世，校勘、雕板、用纸、用墨都很讲究，吴伟业曾赞道：“缮写精校镂板工”。平生所刻之书达六百余种之多，就私家刻书而言，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在毛晋的刻书宏业中，《六十种曲》显然算不得“重点项目”，比起《十三经注疏》、《津逮秘书》、《十七史》等巨帙，只不过是蕞尔小国而已。但是在戏曲文献的天地里，它却是没有匹敌的泱泱大国了。由于毛晋并不着通戏曲，因此后人多有认为《六十种曲》的编选是请行家代庖的。在毛晋的亲朋好友中，人们注意到了三个人：陆贻典，凌濛初和冯梦龙。陆氏字勅先，是毛晋的姻亲，也是个有名的藏书家，对戏曲很有研究，他影抄的元末《琵琶记》，是现今尚存的最好版本之一，他曾为毛晋校订过《唐英诗歌》。凌濛初，字初成，号即空现道人，以编刻了两集《拍案惊奇》闻名于文学史，同她也着于戏曲，曾改编过剧本，着有曲论《谭曲杂札》，选有南曲选本《南音三籁》，他的号“即空观道人”与《六十种曲》的序文题署“阅世道人”、“得闲主人”、“静观道人”、“闲一道人”、“思玄道人”，意味颇近》匀梦龙在戏曲小说方面都有很高成就，是著名的“三言”的编撰者，曾创作、改编十多种传奇作品，以《墨憨斋定本传奇》之名刊行，还选有《太霞新奏》曲集。这三个人看来是完全有可能参加《六十种曲》的编选工作的，但究竟有无代庖者，谁是代庖者，目前尚缺确凿信实的证据，有待于新的发现。《六十种曲》之所以能广泛而长久地流传于世，主要是选收剧目得当。南戏、传奇作品的数量非常大，仅就明人传奇而言，有目可查者就多到九百五十种（此据傅惜华《明代传奇全目》）。编者披沙拣金，照顾各面，选辑六十种成集，既使得内容丰富充实，又兼顾到篇幅适中。从选收的剧目看，“荆、刘、拜、杀”和《琵琶记》是宋元南戏的传世名篇，对传奇的发展产生过巨大的影响。《西厢记》是元杂剧的代表作，明人有多种改编本，编者选了其中一种，而把原作附录在该套之末，并不是编者南北不分。明人的作品选收了戏曲巨匠汤显祖的全部作品，还有《浣纱记》、《绣襦记》、《鸣凤记》、《玉玦记》、《玉簪记》等，都堪称为明传奇中的精品；有的作品虽非上乘之作，但是各具特色，如《西楼记》、《义侠记》、《鸾鎞记》、《蕉帕记》、《锦笺记》等，严奉曲律，音韵协调；《玉镜记》、《狮吼记》、《东郭记》等，诙谐幽默，机趣横生。《六十种曲》选收剧目还注意戏剧文学所特有的舞台性。明代曾出现过一些头巾气十足的剧作，象邱濬的《五伦全备记》便是典型的封建说教剧，这类“酸腐”的案头戏，编者屏之不选。《六十种曲》大都是当时广泛传唱的场上之作，几乎每个剧都有精彩的折子成为昆曲的保留剧目，传演不衰。当然，从今天研究戏曲的要求来看，《六十种曲》终归因历史的限制显得不那么完美，一些好作品没被编入，如《宝剑记》、《红梅记》、《娇红记》、《连环记》等，有些作品格调不高，技巧平庸，不应编入。尽管如此，我们今天研究或了解明代传奇，《六十种曲》仍不失为一部极有价值的选本。《六十种曲》的最早刻本是明末崇祯年间汲古阁的原刻本，可惜原刻本已无完帙，都成单行本，流传至今，仅有三十多种，很不容易见到了，好在《古本戏曲丛刊》中影印了二十多种，尚可镜中观花，望其风采。清初重刻本《六十种曲》校勘欠精，版本价值远不及原刻本。１９３５年，开明书店排印出版，错漏不少。解放后；１９５４年，文学古籍刊行社用开明书店纸型。重印，作了较全面的校勘订补，经过这次整理，《六十种曲》基本臻于完善，１９５８年、１９８２年，中华书局先后两次重印，使之成为最通行易得的本子。

《青春之歌》通过对小知识分子林道静从不屈服于命运的对家庭和社会的个人反抗到最后投入时代洪流走上革命道路的艰难曲折的苦难历程的生动叙述，形象地展现九·一八：一二·九（1931：1935）这一特定历史时期我国学生革命运动的历史风貌和形形色色的知识分子的精神风貌，从而提炼出一个革命的思想主题：一切知识分子，只有把个人前途同国家民族的命运、人民的革命事业结合在一起，投入到时代的洪流中去，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不断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才有真正的前途和出路，也才有真正值得歌颂的美丽的青春。作者善于将人物放在尖锐激烈的斗争旋涡中加以刻画，善于通过不同人物对同一事物的不同反映来展示各自的性格特征，善于将人物的外貌描写和心理刻画巧妙地结合起来，善于通过富有性格特色的细节来描写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善于将人物性格的变化与人物命运遭遇的变化结合起来描写，通过所有这些努力，不仅使林道静这一形象塑造得血肉丰满，真实感人，也使作品中的其他人物如卢嘉川、江华、林红、余永泽、戴瑜、王晓燕、白莉萍等显得个个活脱生动，性格鲜明，虽然这些形象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类型化的痕迹，但仍能显示出作家塑造人物形象的深厚艺术功力。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全面展现中华民族的文化创造能力和文学发展水平，深入揭示新中国70年来的伟大历程、辉煌成就和宝贵经验，激励人们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我们策划出版了这套“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丛书。为将该丛书打造成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精品丛书，我们成立了丛书评审专家委员会，成员均为密切关注和深刻了解我国长篇小说创作动态的资深评论家。委员会从历史评价、专家意见和读者喜好等方面对新中国成立70年来众多优秀长篇小说进行综合评定，从中选出70部描写我国人民生活图景、展现我国社会全方位变革、反映社会现实和人民主体地位、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讴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精品力作。这些作品，大多为曾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茅盾文学奖”等重大***奖项的长篇小说，政治性、思想性和艺术性高度统一，代表了中国文坛70年间长篇小说创作发展的高成就。致力于“把提高作品的精神高度、文化内涵、艺术价值作为追求”的使命任务，通过这套丛书的出版，在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阐释中国精神、展现中国风貌的同时，倡导精品阅读，带领和推动未来的中国文学原创出版。

本书可以说是《暴风骤雨》的续篇，虽然一个写的是东北地区的土地改革，一个写的却是湖南山乡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它们是中国农村的两次暴风骤雨。小说集中深入地描写了一个僻静的山乡，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引起的异常深广的变化：相沿几午年的私有制的经济基础，古旧的社会习俗，家庭生活以及人和人的关系等，在一个短时期中被连根掀翻。作者用细腻的自我批评，带着亲切的乡士气息，刻画了几个革命干部和农民的形象，其中邓秀梅、李月辉、陈在春、盛佑亭等，各有自己鲜明的性格和特征，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55年周立波返回家乡湖南农村，安家落户，深入生活。一九五七年底完成了长篇小说《山乡巨变》，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又写出了续篇。深刻地反映我国农村的巨大变化。农业合作化运动，是要改变两千多年来世代相袭的私有制和私有观念；改变中国劳动者几千年来的劳动习惯和生活习惯。是一种翻天覆地的变化。周立波是一个时代感使命感很强的作家，他以敏锐的眼光紧跟时代变革，把笔触集中到农村，以农村为背景，生动地记录了这一历史变革。1955年的初冬，一个风和日暖的下午，在资江下游一条山边的村路上，一个20多岁身穿青斜纹布制服的女同志，正在匆匆忙忙赶路。她是县委派往青溪乡帮助搞合作化运动的团委副书记，共产党员邓秀梅。她虽然年龄不大，却有较丰富的工作经验，能吃苦耐劳，已是有独挡一面能力的“老”同志了。邓秀梅来到清溪乡，合作化运动很快便在这里开展了起来。但是，在这个偏僻的山乡，封建思想、私有观念、陈旧的风习都是根深蒂固的，它严重地束缚着人们的思想和行动。加之一小撮隐藏的阶级敌人不甘心自己的失败，总要造谣破坏，合作化运动必然遇到重重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