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七年，海城琴海书寓头牌妓女与海城京家大少离奇失踪。一九七六年，琴海书寓老鸨突然倒地身亡，死相惊恐诡异。多年后，海城多起残肢杀手连环案相继发生，凶手踪迹难觅，死者面容惊悚；少女安晓慧入住京家老宅，老宅上下先后卷入令人匪夷所思、恐怖离奇的事件中……小说惊心动魄、悬念迭出、扣人心弦、令人不忍释卷。

基于爱心的呼唤是最深沉的呼唤，处于自愿的事业是最有生命力的事业，服务他人的行为是最高尚的行为，奉献的语言是最易沟通的人类共同语言。

《水乳大地》中有藏域风情，严酷的环境，宗教冲突，生命的艰险与瑰丽……，一部作品融入了如此多的内涵，不用说，范稳的《水乳大地》以它沉甸甸的份量，肯定要在2004年的中国文坛占据醒目位置。这部小说讲述上世纪初以来澜沧江某峡谷不同部族的生存斗争，既展现这块土地上带有原始意味的生存情景，又表达着人们对自然与神灵的特殊态度，生存于此必备的粗犷雄野的特征，以及人神通灵的无穷意味，作品显示出了少有的力度和深度。小说时间跨度相当大，上世纪整整一个世纪的西藏历史，如此紧张而舒展地呈现出来，它使我们面对一段陌生的历史时，直接叩问我们的精神深处。小说的首要特征表现在直接触及宗教主题，在信仰冲突中表现出生活的画卷，并且充分地展示了一种“族群”的存在方式。我们的文学作品涉及宗教的不多，这确实是一件困窘的事情。尽管说，自近代以来，基督教就面临危机，文学也参与到怀疑信仰的行列中去。但对信仰的怀疑本身也是对信仰的探讨和追寻，这使西方近世以来的文学作品在精神维度方面总有它的深刻性。现代以来的中国文学依靠救国救民的启蒙和革命理念来建立内在思想深度，但在20世纪末，这一思想体系的历史根基变化了，文学作品如何重新获得深刻性，是一大难题。很显然，范稳这部小说就敢于啃硬骨头，它向着人类生存的那些复杂领域挺进，写出了一种更有内涵、更有存在力度的精神状态。澜沧江小小的峡谷地带被宗教支配的生活，这里演绎着千百年的信仰传奇。历史发展到20世纪初，西洋宗教开始介入，这里精神生活的局面变得错综复杂。小说不只是写了几个特殊的部族，而且写了更为特殊的人群，藏传佛的喇嘛、活佛，纳西族的祭司，基督教的神父，要写好这些人需要有相当深厚的宗教史知识的准备，范稳显然是有备有而来，他深入藏区，做了大量的田野调查，还在宗教史方面下足了功夫。他把处于不同宗教信仰中的人们的生活态度与世界观以及性格心理都表现得非常恰当，栩栩如生。基督徒关于上帝创造一切的信仰，佛教徒对来世和转世，对神灵的迷信，纳西族对鬼神的敬畏，这些不同信仰的人们之间的交流与冲突，显示出生活世界巨大的差异性与复杂性。生活于艰难险阻之中，存在需要巨大的勇气与坚定的信念，信仰对这些族群来说，显得如此重要，没有信仰，没有对神灵的敬畏，他们无法解释世界，也无法超越存在的困境。小说写出了那种“族群”的存在方式――少数民族才有的那种生存信念和超越存在困境的那种意志力量。当然，小说同时也通过族群之间的生存争斗，通过与自然环境的斗争来刻划“族性”。所谓“民族性”这种概念已经被过度使用，这些“民族性”通常是指中华民族，而其内涵主要是汉民族的民族性，它在人们的叙述中，并不指向生存的状态与方式，而是由典籍文化规定的那些民族性的思想文化特征。事实上，汉民族本身受着地域差异的影响，其民族性的概括本来就十分困难，因而也显得牵强，典籍文化的规定也代替了活生生的表现。少数族群由于其更紧密的族群内在认同，使得他们保持更为一致的信仰、认知方式和生活态度，他们在与自然以及其他族群的对抗中展现了独特的生存意志，承受历史累积的苦难与仇恨，显示出不可松懈的顽强斗志。《水乳大地》就写出了藏族的不同部族，康巴人的勇猛，视死如归的气概。他们对战斗，对杀戮有着满腔的激情。野贡家族就显得更为有策略，他们给勇猛留下回旋余地，因此成为狭谷里最古老、最富裕的庞大家族。小说写到这两部族的恩恩怨怨，无不惊心动魄。那些数百年，数十年就要演绎一遍的生死战斗，显示了狭谷里的生存之悲壮，也掩盖不住它的浓重的悲剧性气息。作为对一种“族性”的书写，泽仁达娃可能是写得最鲜明最有力度的一个形象。这个在族群的血火冲突中死里逃生的康巴人，成长为巨人一样的勇士，但他只能是一个末路英雄。他的勇猛与草率，狂野与深情都给人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小说中写到他与木芳的爱情，显然是奇特、不可思议而又异常动人。这个土匪被一个美丽的纳西族女子的美丽与身体所融化，真是一物降一物。英雄难过美人关，木芳是唯一能够制服泽仁达娃的人。作者并不热衷于描写爱情，信笔而至，却总是有引人入胜的效果。当然，小说似乎隐藏着一个更深的思想，那就是人性的爱，有着更为强大的力量，信仰与部族之间的敌对，世代相传的深仇大恨，只有纯粹的肉身之爱才能化解。泽仁达娃之与木芳，独西之与白玛拉珍，都以肉身之爱超越了宗教与部族――这似乎才是真正的“水乳大地”。宗教的力量显得那么困难，而是身体的交合则是那么单纯自然。那个野贡家的后代独眼（独西）与纳西姑娘白玛拉珍的爱情，那些狂野的情欲，却象燃烧的山花一样烂漫，带着充足的生命韵律展示出人性的绚丽。当然，更有生命内涵的爱情还是泽仁达娃与木芳之间关系。那不是什么心心相印铭心刻骨的爱恋，而是生命、身体、神灵式的相遇，多少年，那个土匪还对木芳永志不忘。最后泽仁达娃皈依了佛门，成为一个虔诚的教徒。泽仁达娃完成了他的人生，狂野的族性也消蚀于宗教宽容之中。他的后代木学文，早已是一个共产干部，那是小说一个奇异而意味深长的结尾，木学文知道皈依佛门的吹批喇嘛（泽仁达娃）就是他的生父，但他还是履行职责把他带走了，行前，吹批喇嘛向着活佛的方向磕了三个头。人类的恩怨，仇恨与苦难，都只有在宗教里化解。这似乎是小说刻意表达的一个主题。小说非常深入细致地表现了宗教在藏族至高无上的作用，也描写了基督教介入藏族地区的具体过程。作者没有概念化地处理佛教，也不带任何偏见地描写了基督教的传教活动。尤为难能可贵的在于，作者写出了一群献身基督教事业的传教士，在范稳的叙事中，他们也显示出了某种可贵可敬的品质。作品最终要表达的是不同宗教完全可以和平共处，宗教的本义就在于人们的精神世界，人们的灵魂之间的沟通，因此，各宗教之间更没有理由不相互平等相互尊重。作者显然是从一个理想化的角度来表达宗教观念，他把宗教看作一种纯粹的维系人类平等、友善、和平共处的精神信念。最后，在社会主义政治的协调中，不同族群之间的矛盾化解了，不同宗教也和平相处，达到一个至善至美的境界，就象抵达天国或神的境界一样。很久以来，中国当代文学没有人如此怀有激情地表达过宗教，也少有人如此热烈地描写那些荒蛮而瑰丽的大自然风光，更难得看到对生命与生命，与神灵的碰撞迸射出的火花，范稳的《水乳大地》给我们展现了这一切，我们还有什么苛求呢？这是文化、信仰与生命强力碰撞交合的瑰丽画卷，垂挂在当代文学荒凉的祭坛上，它是对一种生命史的祭祀，也是对一种宏大写作的哀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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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我们怀疑过她是不是暗自里去当小姐，但她坚决否认，她讨厌小姐的生活方式，她说如果那样的话，她宁愿把自己集中地批发给某一个男人，这么说跟做小姐也不矛盾，但从她多年的生活习惯来看，她确实不像一个小姐，所以我每次跟她单独在一起时，我总要提醒自己，无论小羽多么差劲，多么别扭，但终归不是小姐，她是个良民，而且自杀过，这也说明她是个有想法的女人。

一人的作品，如王小波般风格机智流畅奇特突凸，而一人的时代已远离王小波的代。当展示欲望、满足欲望、创造欲望，汇成文化时髦消费，成为生活本身之后，还有人想知道失去欲望之后的生活吗？对“欲望”的反动，也许是一人点起的一盏照出生活社会灵魂的明灯。一人的写作，从来都是出位的，一人笔下的文字，从来都是匪夷所思。若非得用两个字来描述，便是——边缘。在表达得出与表达不出的两个人群之间，还有更大的一群从不表达，只在看，只在想，只在默默承受着的人群。一人的边缘，介乎表达得出这一群与表达不出那一群之间。最原始的欲望和生话里的不公平绞在一起，拧出一人小说中的人物。这些人物，便是一团沸腾的泥浆，它可能涌动在众人思想、灵魂的深处，也可能表露为社会生活里的某处。没有什么比失落更令人沮丧，失落是异端的渊薮。

上世纪90年代初，二一心、李振两个怀揣156美元去罗马尼亚“灵梦”。他俩出师不利，到布国勒斯特后，所认识的惟一的熟人没来机场，于一心经过一番历练，终于站住了脚，李振则先是“抱”上个“金娃娃”，发了横财，之后因嗜嗜贪色一贫如洗，于一心的大学同学、初恋情人赵男被她人老师“扔”进一家夜总会，当了妓女，于一心在捞她的同时，意外地得到了一笔无息货款，几经周折，最终进入了富人的行列，赵男的丈夫阎理是在罗华在的黑道“老大”，尽管他干了不少的伤天害理之事，比如抢钱、抢货、绑架……但他容不得别人说中国不好。阎理的情妇吴玉也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女人，从她身上的每个汗毛孔里，流出的不全是汗水，还有“生意经”，她更是一个制造故事的“机器”……

本书中的短篇小说是作者发表于1995至1997年的。包括“因与果在风中”、“是谁在深夜说话”、“美好如常”、“马家父子”等10余篇。

本书收有“男人还剩下什么”、“款款而行”、“手指与枪”、“青衣”等12篇短篇小说。

本书中的作品主要发表于1994年。共计8篇，即“叙事”、“大热天”、“雨天的棉花糖”、“卖胡琴的乡下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