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集纳了100部在西方历史上曾被查禁的著名作品，它们或因社会、情色，或因政治、宗教原因遭到各国政府或宗教组织的查禁，其中既有小说、诗歌、传记等文学作品，如今为世人熟知的《十日谈》、《红与黑》等经典著述也名列其中。此外，本书还以详实的史料为基础，如实现再出了每部作品的查禁始末，使读者能见微知著地了解西方历史上的书报审查制度，洞悉人类文化发展与演进的历程。

年轻的英国小姐艾莉娜从度假的瑞士乘国际列车回家，她在火车车厢里结识了另一位多嘴而敏锐的老小姐，一位中年的女教师；她们短暂相识，一起在餐车喝茶，聊了一会天，但在艾莉斯打了一会盹之后，这位老小姐竟在快速飞驶的火车里不见了，而全车人都声称没见过这样一位老小姐。……是她的神智不清？还是有一个重大的阴谋在火车上进行？如果是阴谋，他们又究竟能把老小姐藏到哪里去？这列远程火车根本没有停过车呀！《小姐不见了》原书名《车轮旋转》，后被名导演希区柯克改编成电影《小姐不见了》。1979年安东尼·佩奇执导重拍，电影名仍被沿用，故此译文本借用电影名做书名。本书在推理小说史上享有独特的地位，正是因为它提供了一个推理小说的重大创意：“行进间交通工具上的消失”。

第九空间站想用贵重合金将俘虏换回去，飞羽和叶娜两人前去执行这个危险的任务。　突破重重困难，终于来到了目的地，为了救出梦莎的父母，为了完成任务，一行人不得不赌上性命。　进入空间站后，飞羽遇到了强敌古克，节节败退，在危急时刻，拯救飞羽的却是爱情。　那是属于古克跟白的爱情。

本书充满深情地描写了约翰·缪尔所钟爱的自然景观，成了他所热爱并致力于拯救的山岳的永久见证。在本书中，作者深入细致地描述了冰川、关隘、湖泊、草地、森林、植被、花鸟等各方面的情况。“我为谢拉山脉的壮丽景色而欢欣鼓舞、赞叹不已，在谢拉山度过了十年之后，我依然觉得光之岭是我所见过的大山中最美丽的山岭。”“在这里，上帝总是把它的力量和美，发挥得淋漓尽致。”“任何怀疑写作之威力的人，只要看看约翰·缪尔所取得的成就，就会深信不疑了。”让我们跟随作者的足迹，去领略和体会大自然带给人们的快乐。巍峨耸立的山峰，波涛汹涌的江河，美丽无限的瀑布，林中姹紫嫣红的花朵和鸟儿的歌唱……本书前言约翰·缪尔（JohnMuir），1838年4月21日出生于苏格兰的邓巴。1849年，在他11岁时，举家迁至美国的威斯康星州波蒂奇附近的农场，他在那里度过了童年。这片独特的自然环境使他萌生了最初对大自然的兴致，在帮助父亲打井、耕地、播种和收获粮食之余，他总是利用一切机会到森林中去，以幼稚的童心饶有兴趣地观察林中的飞禽走兽。他是一位牧羊人、发明家、生物学家、地质学家、探险家、自然文学家等。当然，最准确的称呼，他还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大自然爱好者。他无论做什么，总是专心致志，持之以恒。他经常用木头雕刻一些奇特而又实用的器具。他做过一个报时非常准确的时钟，还做过一个天亮时可以把自己从床上弹起来的器械。1860年，他把自己“发明”的这些产品拿到州农业交易会上展出，赢得了人们普遍的赞赏和鼓励。1863年，从威斯康星大学毕业后，他投身于机械发明。同年，他开始徒步旅行威斯康星州、爱荷华州、伊利诺伊州和加拿大等地。1867年，一次事故几乎使他的一只眼睛失明。幸而一个月后，他又恢复了视力。从此，他成了旅行家和热情洋溢的自然主义者，把眼光投向大自然，森林、山岳和冰川是他尤其钟爱的地方。他一边靠打零工为生，一边到人迹罕至的荒山野岭去探索和研究自然。他从印第安纳波利斯长途跋涉1，000多公里到达墨西哥湾，边旅行边做笔记。然后，他乘船到了古巴，又到了巴拿马，跨越连接北美和南美的巴拿马地峡，再沿着美国西海岸航行。1868年，当他30岁时，他在加利福尼亚第一次看到了内华达山脉，并为其景色所倾倒。之后，他便以加州作为久居之地，将岳父的果园经营得有声有色，从此生活无忧，得以四处游览。他几乎走遍了美国西部各州，观察该地区的自然生活状况，并按目录分门别类，加以描述，先后写出了《群峰与山涧》、《阿拉斯加之旅》、《夏日山间之歌》、《我们的国家公园》等十余部作品和300多篇描写美国自然风光的文章。他的文笔优美如诗，引人入胜。正是在这些作品的感染下，美国相继建立了许多保护性的国家公园，他的作品也因此被称为“感动过一个国家的文字”。约翰·缪尔的作品以浓墨重彩描绘了优美的自然风光。1894年出版的《群峰与山涧》是他的第一部书。书中没有任何倡议，而是充满深情地描写了他所钟爱的自然景观。该书一经问世就获得了成功，使自然资源保护者的队伍迅速壮大。在本书中，作者深入细致地描述了冰川、关隘、湖泊、草地、森林、植被、花鸟等各方面的情况。“我为内华达山脉的壮丽景色而欢欣鼓舞、赞叹不已……在这里，上帝总是把它的力量和美，发挥得淋漓尽致。”这部诗意盎然的散文长篇处处流露出他对大自然满怀深情。他说：“人们对美的渴望不亚于对面包的需求。他们需要有地方休息和祈祷，让大自然平复他们的创伤，唤起他们的欢乐，给予他们的肉体和灵魂以力量。”经过长期的调查研究后，他还发现约塞米蒂山谷形成的原因是冰川的侵蚀作用而非地震因素，从而推翻了前人的说法。缪尔是20世纪初美国自然保护运动的领袖，他把许多充满感情的观察记录写成了随笔和杂志文章，敦促联邦政府采取森林保护区政策，有效地保护自然资源不被破坏性开采。1892年，他作为创始人，与一群支持者共同成立了著名的“谢拉俱乐部”，旨在将他对大自然的热情扩大为全国性的运动。他领导该团体，敦促政府通过法案来保护自然资源。他最大的功绩就在于开创了自然保护区建设事业，因而被誉为“国家公园之父”。缪尔的著作和实践，引起了当时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对资源保护区的兴趣。1903年春天，罗斯福总统邀请缪尔一起到约塞米蒂地区进行一次野营旅行，并对缪尔说：“除了你，我不想与任何人同行；而且我想在这4天之内，摆脱一切政务，只和你呆在一起。”罗斯福认为：“我们建设自己的国家，不是为了一时，而是为了长远。作为一个国家，我们不但要想到目前享受极大的繁荣，同时要考虑到这种繁荣是建立在合理运用的基础上，以保证未来的更大成功。”基于这种理念，罗斯福在政务之余与缪尔考察了大峡谷、约塞米蒂国家公园等地，并根据考察结果开始限制在大峡谷中建设大坝等开发项目。1908年，美国国家公园管理部门接受了旧金山北面一大片原始红杉森林的捐赠，人们为了表达对缪尔的敬意，将这片原始森林命名为缪尔国家林区。曾有评论家说：“任何怀疑写作之威力的人，只要看看约翰·缪尔所取得的成就，就会深信不疑了。”巍峨耸立的山峰，波涛汹涌的江河，美丽无限的瀑布，姹紫嫣红的花朵和悦耳动听的鸟鸣……让我们跟随作者的足迹，去领略和体会大自然带给人们的快乐。

《用吉他射击的人：阿利桑德罗·巴里科随笔集》共收录47篇文化随笔，内容主要涉及音乐和戏剧，但也有影评、书评、体育、绘画、科技、考古、宗教、政治等广泛领域的文章，均为巴里科为意大利《新闻报》和《共和国报》撰写的专栏，向我们展现了意大利这个古老国度的当代文化生活全貌。文章中充满了一个观察家的独特视角和文化品性，深邃优美，富于哲思。因为是发表在报章上的随笔，所以篇幅的要求使得作者在惜字如金的条件下主题铿锵却又不失精巧雅致，巴里科堪称一位《用吉他射击的人》。

宫殿简单明了地注明了权力的暴力内涵。如果你不进入权力系统。宫殿只是你视线中的风景；如果你对皇权发出挑战，那被残阳照亮的血色宫殿便时刻质问你，你所准备的勇气牺牲是否足够。微小的烛光能够照亮殿内每一个繁琐的细部——它在黑漆八折屏风上映出隐约的光影，微光仿佛来自屏风那款彩色楼阁园林图案幽黑的深处；黄花梨木书案上，诗稿散乱；琥珀镇纸下，最后一行诗墨迹未干；澄心堂纸光泽细润。他移动着火烛，脚步稍迅疾些，火苗几乎熄灭。殿堂瞬间黑暗下去，仿佛是永久黑暗的一次预演。他在时间中看清了光明和黑暗的边界。他知道火焰无边的光亮终会将他带入无边的黑暗。《旧宫殿》是一个复杂的文本。我们很难用三言两语对它进行总结，甚至无法根据目前通行的文体分类原则对它进行分类归档”。《旧宫殿》的抒写对象虽然是故宫，但却已超越单纯的皇家宫殿的书写意义，而是融进了大量明代宫廷内部暴力与血，其中对太监去势场景的想象性描写，让散文的“实”中夹进了小说的虚构；前几章中，对于太子柏和复仇者惠的比武描述中又见武侠小说的笔风。对此散文家祝勇表示，《旧宫殿》是一种跨文体写作，横跨了小说、历史研究、散文等多种文体。他试图将各种文体的优势集中起来，以求达到某种意想不到的效果。在《旧宫殿》中仅仅是一种权力的载体，它存在的意义是为人们提供了观察历史的另一种视角。“故宫是一个巨大无比的舞台，上面上演着无比庄严同时无比荒诞、无比仁慈同时无比残酷的大戏。金碧辉煌的宫殿是作为权力斗争的结果出现的，而所有阴谋的产生过程却被时间隐去。我希望这部散文可以使人目睹被隐去的可能性，看到当下看不到的部分。”

针砭社会的力量：序柏杨杂文“针砭社会”系列柏杨是一个传奇人物，他的一生历经过中国现代动荡不宁的社会变迁。早年的柏杨是一个热血的“爱国”青年，一度崇拜蒋中正。“七七卢沟桥事变”后，他参加三民主义团，在青干班受训，并且宣过誓“愿为领袖活，愿为领袖死”。到台湾后，有过挫败的经历，但也曾担任蒋经国文艺部队“中国青年写作协会”总于事。这些政治经历无疑表明柏杨具有相当强的政治情结。后来，柏杨被国民党当局投入监狱，理由是在《中华日报》家庭版的《大力水手》上发表漫画内容“侮辱元首”，释放后又再次被捕，这次则罗织了大量政治罪名：“假事自诬”、“思想左倾”、“为匪做文化统战工作”、“有明显意图以非法之方法颠覆政府”等等，他于1968年6月27日被判处十二年徒刑（实际关押九年多）。如果根据国民党当年的定罪来判定的话，柏杨早就有私通共党嫌疑。再根据那个时期中国大陆的统战思想来看，柏杨那个时候对国民党的斗争，那不亚于一个小组的地下党。这显然是国民党当权者的神经过敏，柏杨并没有任何政治企图，大陆、台湾那时隔着茫茫海峡，怎么通敌？实际上，柏杨就是一个文化人，一个民间文人，他的批判根本着眼于文化批判。在他看来，任何政治都是值得怀疑的，如果文化的根基不加以修正改良的话。有很长一段时期，柏杨在台湾被称为“活着的鲁迅”，在对社会现实的尖锐透彻的批判上、在用杂文做主要战斗武器这一点上，二者确实有可比之处。但其实质还是有相当大的差异的。鲁迅在中国现代时期与中国现代性思想的建构相伴生，他既是奠基者，也是不断的开拓者。他与民族觉醒和解放的历史共命运，也与中国文学和文化的历史展开同呼吸，所以鲁迅完全被历史化，也被历史象征化了。相比较而言，鲁迅还是属于中国现代被历史化的精英知识分子，他一直是在民族解放与历史觉醒的话语中被阐释和理解的。柏杨所处的历史境遇很不相同，柏杨不承载那么多的历史含义，他更单纯，更加个人化、民间化、世俗化。柏杨的杂文展开的文化批判也就是世俗批判，他集中注意力对日常社会中出现的一切不合理的现象展开批评，针砭时弊，毫不留情。没有人像柏杨那样深入细致地观察世俗社会，他本人就是一个世俗化的知识分子，甚至更像传统中国文人，生活于民间，既不在大学任教，也不供职于政府公务系统。他是一个自由写作者，一个卖文为生的人。这种人实际上在中国三四十年代相当多，大陆在1949年以后，就再也不可能有这种知识分子或文人存在了。沈从文当年因为没有被邀参加第一届文代会几乎精神失常，不被体制化，在五六十年代直至八十年代，那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末日，直到九十年代大陆才以王朔和王小波等人为首出现一批自由撰稿人。柏杨也是自由撰稿人，他的立场可说是民间的立场，是自由文人的风格。他的言说方式，显然与我们被长期体制化所规范的知识分子话语很不相同。在今天中国大陆，非职业和非体制的写作者越来越多的时期，读读柏杨这个“活化石”级的中国自由撰稿人的文字无疑是有一种亲切的感受。不管从哪方面来说，柏杨其实是一个十分另类的知识分子，他就是一个“非贵族的”文人，以我的观点来看，他就是一个世俗社会的代言人。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柏杨始终是站立在世俗社会的立场上来发言，他不是要驯化世俗社会，而是试图建构一个本真性的世俗社会，而现代性的民族国家应该是这个本真性的世俗社会的合理延伸。再强调一下，柏杨所不同之处就在于，他不是把世俗社会提升到精英社会的水准，他首先是要建构本真性的世俗社会，其次是要把精英社会拉到这个世俗社会的水准上。因此，他把不停息地针砭社会看成是自己推动中华民族自强自尊的责任。柏杨对自己的文化立场定位十分清醒，他时常有意使自己的写作平常化，也就是平民化。他从来不把他的写作描述为要承担民族国家走向现代之重任，而是有意强调自己的世俗民间的平民立场。他曾在一篇文章里写道：“柏杨先生的杂文所以能够出版问世，完全受读者先生的爱护和支持，否则，谁肯冒本利皆销、全军覆没的危险，去印无名老汉的作品也。当初猛写时，和现在的心情一样，不过为了糊口，毫无雄心大志。后来写得久啦，偶有来信鼓励者，心中稍喜。后来鼓励日多，才正式觉得有点不同凡品。”当然，这是明显的谦词，但也由此可见柏杨自觉平民化的态度。这使他的写作，始终是在世俗社会的言论空间内，面对平民的言说。柏杨的杂文始终流宕着一股为底层平民伸张正义的激情，对社会任何不平等的现象，柏杨都给予关注，并毫不留情表达自己的观点。这也是柏杨的杂文极富号召力所在，他为所有受损害的弱者叫屈，为底层被蹂躏者鸣冤，这使得他的作品成为平民百姓最好的精神抚慰。在柏杨的杂文叙述中，“柏杨”始终把自己作为一个底层平民的角色来处理，这种处理绝无任何矫情的成份，而是显得亲切朴实，平易近人。对平等正义的呼唤，这与柏杨的身世经历也密切相关。柏杨在他的回忆录与诸多杂文中也不时地提到他年幼时的孤儿处境，他一生的艰难坎坷使他始终对下层民众的生存艰辛有着切身的体会，每当他看到生活中的不平等现象时，他就抑制不住他的悲愤之情。柏杨讲的平等正义并不是什么高深的大道理，不是学院派式的法理争辩，也不是革命家的起义造反，只是世俗社会，日常生活中的常见现象，是新闻媒体每日翻新的奇闻轶事。柏杨谈论社会之平等正义，绝没有赤化革命的意思，他没有那些高深的革命真理与伟大的革命目标，他只是作为一个平民，作为一个人所要获得的基本生存权力，理应要得到的尊重。在柏杨后来结集出版的《我们要活得有尊严》，收录了他历经沧桑后的一些篇章，岁月的磨洗，老先生一如既往，抨击丑陋，倡导平等尊严。可以说，柏杨后来的政论色彩更重些，但也没有失去他所具有的平民本色。本丛书就柏杨的主要杂文按专题划分为三个系列，已经出版的第一系列——疯狂红颜，第二系列——传统大反思。现在是第三个系列，我们把它归纳为“文明大整合”系列。酱缸文化批判是柏杨杂文批判的重点所在。正如前面所指出的那样，柏杨以对中国传统的激烈反思闻名，他的反思批判不同于其他，他直接而尖锐，彻底而击中要害，全面而痛快淋漓。可以说，反传统话语在柏杨这里达到顶峰。“酱缸”是柏杨对中国传统文化最尖刻而形象的比喻，这个“酱缸”酱了两千年，里面堆满了猛料，奇味难闻。但现代以来，总有些不安分的人要搅动它，让它的味道散发出来，让人们面对它，看到里面的糟粕和丑陋。从鲁迅到柏杨，无疑是最激烈的搅动者。柏杨指出中国文化最根本的问题就在于它在日常生活本性这点上就出了问题，而由此上升而成的政治文化更是离谱。柏杨要展开的批判就在于中国流传至今的日常性文化，这就是世俗生活本身的文化。柏杨并非没有直接批判政治文化，但他的深刻之处也许正在于，他立足于世俗的立场来看待政治文化的弊端，只有他如此看重世俗文化，看重日常性文化。正因为日常性文化本性上有问题，那么从这个日常性文化生长出来的，并且力图超越于日常性文化的政治文化，就不可能具有健全的本性。但这只是后话，只是根据这个批判的前提作出的推论。对于柏杨来说，“酱缸”就是根本，就是所有。他搅动“酱缸”，就是要去除杂质，去其糟粕，还中国人的文化、中国人的社会以更清明纯净的本性。柏杨痛心疾首地认识到中国人身上的文化重负太多了，温文尔雅的态度改变不了“丑陋的中国人”，而是应该下猛药，集中火力毫不留情地进行抨击，即使用太夸张、绝对的批判态度，才能对现状有所改变，类似于鲁迅提倡的大的、剧烈的变革。这也是他作为一个“野生的知识分子”的决绝态度。柏杨针砭社会文明与他批判传统是一脉相承的，二者没有实质区别，只是为了编辑和阅读的方便，我们列为两个板块，各自选编了三卷。“传统大反思”更侧重于传统的社会制度和文化根源的批判，“文明大整合”则偏向于对社会的人伦习惯、日常心态、教育体制的反思，这些反思也贯穿着柏杨一贯的风格：以小见大，针砭时弊，嘻笑怒骂，妙趣横生。在文明大整合系列中，柏杨对国人的崇洋媚外心理给予了尖刻的嘲讽。作为一个激烈批判传统的人，柏杨当然不屑于站在狭隘的东方主义立场，他恰恰看到国人崇洋的片面性，西洋文明优秀的地方，没有被国人学习，而是那些外在的、负面的时尚却被模仿得：睢妙惟肖。对待西方文化、制度和文明，“崇洋不媚外”是柏杨一贯坚持的立场和价值取向，主张吸收西方的精华，与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在深层内涵上是一致的。然而柏杨的杂文并不谈论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而是以西方国家里一些细微的日常生活细节作为标准，于细微处见精神，来衡量中国是否达到了一个现代发达国家的文明要求，这体现出了柏杨“文化批判”的特征。柏杨认为“判断一个国家是文明抑或野蛮，只有看他们的车辆对斑马线、对红绿灯的尊敬程度，马上就可得出结论”（《反撞大同盟》），他称赞美国是一个让中国人自顾形惭的礼仪之邦，主要原因是美国公民遵守交通秩序。他指责中国人没有交通观念，乱走乱撞，司机也同样如此，造成了整个交通一片混乱，车祸事故频出。柏杨不但指出交通混乱的病源：中国人的不守规则的传统性格，以及政府执法不严，敷衍了事。而且给出“治疗药方”——“只有重罚——当然公正的重罚，才是治疗交通混乱的特效药”（《反撞大同盟》）。这是柏杨以西方国家的交通守则为参照得出的一个结论。这样的批判直接尖刻，也不无简单的偏激，但却显出柏杨的干脆可爱。柏杨在鼓吹“西化”的同时，清醒地认识到西方，尤其是美国的东西进入中国后会“变”，变成一种“四不像”，其中原因很复杂，但是一定与中国传统中的酱缸文化有关系。洋奴政治就是“变”的一种产物，是他批判的全盘西化的“媚外”的产物，具体体现在“西崽”这类畸形人身上。他们满嘴英文，“二抓牌气质，一切洋大人第一”（《洋奴之味》），是中国人由于过度自卑引起的颓废自尊产生的恶果。正如上文已经提到的，只有“崇洋”而不“媚外”的精神和正确态度才能杜绝包括“西崽”现象在内的西化后遗症。柏杨显然还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他并不掩饰他崇尚西洋民主自由制度，他也对西洋文明中强调个人的价值津津乐道。特别是他对西方个人的自律精粹赞赏有加。这些观点都是柏杨在三四十年前发表的观点，今天看来有不少可商榷之处。特别是在当今时代，后殖民主义理论大行其道，民族身份政治深入人心，而文化民族主义也跃跃欲试，都使人们可能对柏杨的观点不容易产生共鸣，甚至可能反对者也不在少数。但从另一方面来看，现在已经没有人像柏杨这样地看问题，也没有人敢于这么坦率地发表对西方文明持一定程度的肯定态度。重新捡起柏杨，不只是历史温习，也是作为现实的警醒。在“文明大整合”系列中，有相当一部分文章再次揭历史的老底。说柏杨先生是个捣乱分子一点不过分，被掩饰得严严实实的历史，被美化得华丽壮观的历史，柏杨非要掀开历史的外表，让我们看到那么多的历史陈迹。柏杨的历史知识之丰富，历史观察之透彻，这是专业历史学家都表示敬佩的。他在狱中写《中国人史纲》，那是一部情文并茂的著作，没有一部正史能像他那样揭露历史真相，让我们看到更多的历史上存在的暴力、荒淫和压迫。在某种意义上，柏杨的历史观反倒是应了毛泽东的话：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但反抗的结果却又不过是改朝换代，历史再次重演。柏杨对历史书写就是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那就是“鬼话的历史”。他信手拈来，都是掌故；随便翻翻，皆为材料；奇闻异趣，又都是有根有据的史实。在他看来，中国的二十六史，即所谓“正史”，简直飞象过河兼鬼话连篇。柏杨说，“说它是鬼话还算客气的，真乃是一大缸酱也”。在《玉皇大帝高坐云端》中他写道：“中国人也真怪，一旦略露头脸，就非冒出一点异禀和冒出一点异样不可。这种干法，洋大人不太了解，你听谁说过华盛顿先生是一条爬虫——龙乎？又听谁说过林肯先生降生时满屋红光，红光满屋乎？只有中国政坛上的头目，不管他是大一统天下的祖字辈也好，或是可怜兮兮小局面的崽字辈也好；百年以上长命王朝也好，三载五载短命活剧也好；千篇一律，全都不同凡品。”他写的是那些皇帝老子，当了皇帝后，后世的正史野史都把他们写得神乎其神。权势越大，异样也越精彩。柏杨按照“正史”的顺序，逐个王朝研究研究他们的开山老祖，结果发现，它们出生要么是虫，要么蛇，要么是什么白虎精，要么满屋红光，早有各种预兆，真是装神弄鬼。柏杨通过对中国古代历代皇帝出身的分析，看到正史为了维护封建帝王存在的合法性和合理性，造出了历代皇帝都是上天注定，出身不凡，是天生的龙种之类的鬼话，指出“这正是中国所谓的‘正史’，也正是圣人所歌颂的‘良史’。内容啥都有，就是缺少真”（《且看“良史”》），其根源是“有权就有理”的传统文化造出了这种荒谬和失真的历史，这是柏杨对“鬼话连篇”的中国历史和文化的重重痛击。他要做的事，可以称得上的最彻底的历史祛魅。在这一个系列中，柏杨对教育做出尖锐的批判。柏杨对任何不满的现状都要说三道四，教育更是他认为一个问题重重的“坑道”。他把“救下一代孩子”作为现代教育改革的一部分，针对教育制度的弊病，详细分析了它的原因，由此提出具体的改革措施，目的是建立一个由身体强壮、精神健康的国民组成的富强民主的现代国家。他要以个人之力清理这个坑道。这当然不可能。但柏杨的精神是可贵的，他责任感意义重大，直到今天，柏杨的那些批评还是那么中肯。柏杨台湾六七十年代（部分文章涉及八十年代）国民党统治下的教育体制。那时就可看到，台湾国民党政府也寄望于教育来振兴台湾社会，六七十年代的台湾教育有一个快速发展的过程。但优势教育资源还是非常欠缺，选择好学校和出国途径，这使中小学学生的竞争异常激烈，学生不堪重负。柏杨对联考制度进行抨击。他呼吁“联考必须改变”，最重要理由是他看到，因为“联考”的巨大压力而产生了恶性补习，这是对中小学生身心的谋杀，也是对教授“恶补”的教习的摧残。柏杨指出“恶补”之所以官方屡次制止而失败，主要是因为学生之间激烈的竞争。他继续发现，人口太多产生出太多的学生资源，这也是“恶补”流行的最根本的原因。柏杨还看到台湾特色的“殖民地意识下的教育，除了原有的科举坑道外，又出现了洋科举坑道”（《集天下之大鲜》）。这是“人生以出国为目的”的一种新的科举坑道，而恶补还是通过它的惟一法宝。所以柏杨对“恶补”深恶痛绝，极力提倡“节育”和避孕，认为这是“根绝恶补惟一方法”（《节育！节育！节育！》）。通过节育来减少人口，相应地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和教育质量，改变教育现状。台湾当年面临的这些问题，今天在中国大陆一样存在，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柏杨的尖锐批评，今天看来，依然不无道理，对于我们如何教育下一代，对于当代教育的种种弊端困局，都有借鉴意义。在这个系列中，柏杨依然对国民的陈规陋习，种种不良品性展开批判。鲁迅早就抨击过中国人的冷漠、麻木、嫉妒的性格和看客心理，多年后尽管社会状况改变了一些，但是这些弱缺点仍然惊人地存在着，而且与以前极其相似。妒嫉造成了非常可怕的后果，窝里斗、不团结甚至造成了死亡的悲剧，是国民劣根性的最极端表现，所以被柏杨称为“万恶之源”，极力批判。柏杨亦关注人性的缺点，在多篇杂文中，他都对人性的各种弱点不留情地加以揭露，长期历史地形成的习惯如何造就了各种各样的变态的社会心理。身为中国人，柏杨如此尖刻地批判中国人，让很多中国人百思不得其解。民族的自豪感与自信心，是一个民族始终挂在嘴边的信条与经文，人们都乐于充当民族传统精神弘扬的精英，没有人愿意揭短。特别是在海外的华人，都乐于把中华民族定位成勤劳智慧、互助友爱的集体。但柏杨痛感中国人存在的种种恶习，种种负面性格和狭隘心理，他直率指出来，让中国人正视，让中国人有勇气面对。作为一个激烈的世俗社会的批判者，柏杨恰恰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他怀抱着深远的理想，怀抱着提升中国文明的最真诚的愿望，愤世嫉俗，嫉恶如仇，从不姑息，决不手软。这一切都源于他的坦诚与彻底。“中国人有这么多丑陋面，只有中国人才能改造中国人。……中国人的苦难是多方面的，必须每一个人都要觉醒。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一个好的鉴赏家，我们就能鉴赏自己，鉴赏胴友，鉴赏国家领导人物。这是中国人目前应该走的一条路，也是惟一的一条路。”在《丑陋的中国人》结尾，柏杨如是说。问题的根本当然不在于柏杨说的尖锐直接，而在于他说的是否是真话？不幸的是，只要是坦诚的中国人，只要是明白的中国人，都不得不承认柏杨直陈的那些事实，不得不为柏杨敏锐犀利的观察和分析所折服。今日听来，依然振聋发聩。自从1960年5月在《自立晚报》上写专栏起，迄今已近半个世纪，看看历史的巨大变化，柏杨所指陈的那些文化病症，并未销声匿迹，有些依然顽固，有些变本加厉。既然如此，反对柏杨是没有意义的，那等于是重新蒙起自己的双眼，柏杨不过是让大家睁开眼来看看事实，他没有错，他是有勇气的，他有切肤之痛，他是负责的，他是真实的。21世纪的今天，伴随着中国大陆经济的强劲发展，中国在2l世纪的崛起似乎指日可待，中国人也正陶醉在对未来的辉煌想像中。在这样的时候，读读柏杨的杂文，真正去除掉我们身上的固弊陋习，以更为务实的态度去吸取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以及关注我们教育制度的更新改革，这对于创建一个健康坚强、博大宽广、精神焕发的中华文明，无疑意义无限深远矣！本人承蒙柏杨先生和张香华女士谬荐担当杂文丛书主编，深感学浅才疏，不能胜任。然恭敬不如从命，在此感谢他们对我的信任。因时间紧迫和本人的水平有限，错误与疏漏在所难免，还望广大读者批评指正。是以为序。陈晓明2005年11月9日于北京

一个命如草芥的小民，一位尊贵狂妄的公爵。微小的生命瞬间卷入了诡谲多变的宫廷斗争中。毒药，美食，阴谋，爱情。一段似真似幻的历史，一座灰飞烟灭的城镇。科索里城早已淹没在旧日的尘埃里，而在埃尔布林的笔下，了不起的乌戈仍栩栩如生乌戈天生就是个倒霉鬼。母亲自杀，父亲偏爱哥哥，妻子难产而死。他和女儿忍饥挨饿，相依为命。命运似乎永无转机，人生似乎已抵达谷底。然而厄运总是接踵而来，费德里克公爵抓走了他和女儿，让他做新一任的宫廷试毒者。公爵树敌良多，惟恐别人在他的食物里投毒。这件差事令乌戈的生命陷入了巨大的危险之中。毒药，解毒剂，烹饪术，乌戈很快熟悉了他的新职业。凭着知识、智慧、想像力与勇气，他一次又一次地与命运搏斗着。究竟乌戈能否死里逃生？究竟他的女儿能否摆脱费德里克公爵的食贪们能否摆脱厄运，从此过上自己的幸福生活？本书将为你娓娓道来。乌戈从一个意大利农民的视角，对文艺复兴时期的社会进行了详尽的描述。他让我们一改以往印象：原来那一伟大时代也有它的缺点——贫穷、疾病、残暴，凡此种种都是生活常态。书中有着柔情的时刻，也有着出乎我们意料的幽默感，更有着充满苦痛的直白。本书刻画了一个应运而生的男人，在其成长过程中寻找自己的生命真谛。

本书以20世纪世界上最大的情报组织——共产国际情报组织在中国的活动踪迹为轴线，以恢弘凝重的纪实笔触，全景再现了国际情报战士为保卫红色苏联，支援中国抗战，同日本法西斯及中国反动势力进行了一次次惊心动魄而又鲜为人知的秘密交锋。本书所介绍的“国际特工”，并非指的是国际上那些职业间谍或神秘的冒险家，而是指20世纪上半叶，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为了战略利益派遣到世界各地的情报人员。因这些情报人员大多以共产国际的情报组织成员身份为掩护，所以称做国际特工。可以说这个情报组织的一切活动，都离不开当时苏联两个最大的情报机构“克格勃”和”格柏乌”的幕后操纵。“格柏乌”（GRU）是苏军总参谋部情报部的简称。与偏重于谍报活动的“克格勃”不同，这是一个完全隶属于军方管制的情报机构，它的首脑全部是从秘密警察的高级官员中选派。“格柏乌”自诞生以来，就一直是“苏联所有情报机构中最机密的一个”。整个“二战”期间，“格柏乌”在全世界建立了几个至今仍为人津津乐道、也被情报界视为样板的著名情报网，如欧洲的“红色乐队”情报网、亚洲日本的“拉姆扎小组”、中国的“满洲情报组”等等。在这些英雄的群体中，涌现出许多光辉的名字。

台湾海峡是一个怎样的海峡？是一个自然地理海峡还是一个民族灵魂海峡？通过此长篇小说兼纪实文学，我们可以看出作者的一个结论：中华民族割腕之痛有之，断臂之事决不会有。杜荣林，一位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英勇战斗，在和平建设、改革开放中鞠躬尽瘁的共产党战士罗进，一位逃台败兵、潜陆特务、张狂土匪，最终成为在大陆积极投资办厂的台商。曾经狭路相逢刀枪相向殊死搏斗，最终，因为共同的儿女，共同的血缘，共同的文化，共同的未来，恩仇相泯，惺惺相惜，共享海峡上空间一蓝天。其间血泪何其多，情爱何其多，惊心动魄故事何其多！作者在追索：台湾海峡是一个怎样的海峡？是一个自然地理海峡还是一个民族灵魂海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