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童以恣肆的才华，勾描出女皇武则天的传奇一生，以及她内心的孤独与恐惧、欲望与悲凉。从入宫为才人，到成为皇后、皇太后，再登上皇帝宝座，武照在恐惧中步步为营，只是因为想要掌握自己的命运。经历了无数的政治斗争、宫廷阴谋和亲情纠葛，她在华袖锦袍之下声声悲鸣。越是尊宠独享，越是宿命难逃。

在施工现场工作20年且是安全负责人的城也，被从天而降的钢板砸倒当场死亡。现场工作人员无一例外地说没有看到案发的情景，因此死亡事件被归为意外事故。但身为刑警的女儿瑠衣不相信这个调查结果。在父亲“意外死亡”的前两周，与父亲同公司的会计科科长须贝，在地铁站口的台阶上摔倒死亡；在前一个月，与父亲同期入职的公司采购科科长藤卷，在马路上被卡车撞死。三起案件虽然都发生在公共区域，却无一个目击者，是意外事故还是蓄意谋杀？瑠衣不相信同一公司的三起案件是连续的偶然事件，零目击者巧合的背后，到底隐藏的是什么呢？

可能会带有记忆的主观视角，但埃尔诺的写作没有谎言和虚构。她的第一部作品《空衣橱》就是这种“埃尔诺文学”的开端。在这部处女作中，埃尔诺用生硬原始的句子讲述了她与周遭世界区隔的过程：从二十岁的非法堕胎开始，追忆到适应环境的童年，再到青春期的创伤，因家庭而感到的羞耻，以及被一个资产阶级男孩抛弃。 在本书中，她谈到了造成这种区隔的机制，谈到了文化及一种文化形式对个体的影响，后者把一个人变成另外一个人，变成其所生活环境的敌人。

本书描写了安妮·埃尔诺在少女时代性别意识的觉醒，希望未来在自主选择的职业中实现自我的雄心。后来，她三十岁了，成了一名教师，嫁给了一位高管，还是两个幼子的母亲。她打理着他们漂亮的公寓，抚养着孩子。然而，像千千万万的其他女性一样，她感到自己的热情和好奇心、力量和幸福，在日常生活的重压下慢慢消退。她周围的每个人似乎都认为这是正常的，是“令人钦佩”的女性状态，但这种状态却折磨着她……在埃尔诺看来，从女孩到妻子、母亲的过程，只是一个发现和确认文化和教育造成的非理性的男女差异的过程。在书里，被冻住的女人的名字直到最后都无人知晓，主人公的故事也可能成为每个女人的故事。《被冻住的女人》是安妮·埃尔诺的第三部作品，也是作者本人称之为“小说”的最后一部作品。此后，她经历了与丈夫的离婚、父亲的死亡，创造出标志性的简洁形式。

彭家河村已有千年历史，至今留下三桩悬而未决的血案：古窑洞密室里惊现两具断头尸；拖拉机翻下山崖，司机摔成数块；地震后困在防空洞里的人被一刀毙命。相传，这是守护家族的四神兽化作凶灵在作祟。如今，当年事件的亲历者回忆案发现场的种种疑点，彭家子孙又意外获得记载着案件的日记。为揭开真相，他们走进快要变成废村的彭家河。没想到，百年前的密室凶案再现，死者在窑洞中被割去双臂！暴雨伴随着泥石流不停冲刷，牺牲了四代人去掩藏的罪恶身世之谜终究显露出来……

近年来，关于性别、种族、宗教、地域等身份政治元素的讨论逐渐占据世界舆论场的中心，与此同时，道德审判又诡异地呈现出越发保守与严苛的面貌，仿佛在这个越发动荡、危险的世界中，个体生命的尊严只能通过身份认同来彰显。然而，身份政治已经逐渐显露出它的后果——世界被撕裂成一座座孤岛，人与人的联结越发艰难；随着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消费主义的无孔不入，信息与数据的过度生产和控制，我们被物化为无差别的欲望主体，一个符号，一串程序，甚至与他者的边界都因同质化而显得可疑：我们惊惶不安地想确认的不是“身份”，而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中的存在与位置；我们真正想守卫的不是一段关系，而是与真实的人类建立起的联结。那么，我们这些身份不明又一无所有的现代人，要如何找到自己，又该如何相爱呢？ “No woman is an island-ess.”克丽丝·克劳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杰出的示范。 女性，艺术家，39岁，已婚，这是克丽丝的社会身份。在一次拜访中，她疯狂地爱上了丈夫的同事迪克，并开始和丈夫一起给迪克写情书。“已婚夫妇会经常这样为了写情书而通力合作吗？”“西尔维尔，这位教授普鲁斯特的欧洲知识分子非常善于分析爱情的细枝末节。”作为丈夫，西尔维尔对自己进行了一场精神分析： “这是自去年夏天以来，克丽丝第一次这般兴高采烈、情绪饱满。既然他爱着克丽丝，就不忍心看到她伤心。也有可能是他正在写的那本有关现代主义与纳粹大屠杀的书遇到了瓶颈，或是对下个月即将重返教学工作感到恐惧。还有一种可能，他是个变态。” “艾玛（西尔维尔将克丽丝比作包法利夫人）刚开始迷上你时，简直是对我残存自尊的严重打击。我们的性生活又变得充满活力，起因却是一项全新的色情行为：给你写信，迪克。每一封信不都是一封情书吗？ 迪克，自从我开始给你写信，我写的都是情书啊。而我之前并不知道的是，这些情书其实是我写给爱情的信，其实是我在腼腆地重新唤醒在相当压抑的情感下休眠的力量。” 在给迪克写情书的过程中，不仅是婚姻关系的双方获得了对爱情的别样理解和久违的性生活，更重要的是，通过给迪克写信，她逐渐意识到，迪克只是一个被用来投注爱意的对象，一个不重要的客体： “亲爱的迪克，我觉得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杀了你。你变成了我‘亲爱的日记’……” 而这样的迷恋，其实更像是一场实验，一场案例研究： “相比游戏，这更像是个项目。我在给你的那些信里写下的每个字都是真心的，但同时，我开始将其看作一次最终能了解爱情和迷恋的机会。” 更重要的是，她从中找到了作为抒情主体的“自我”： “谁应该有发言权，又是为什么呢？这才是唯一的问题。” 她的谈论范围从个人的感情扩大到自己的事业，扩展到对文学、艺术、哲学、精神分裂、女性主义等诸多领域，扩大到对他人与世界的关切： “如果因为女性囿于‘个人化’而未能创造出‘普世‘艺术，那为何不把“个人化”变得普世起来，使其成为我们艺术的主题呢？” 有趣的是，克丽丝将这些书信寄给了迪克，并以这些为素材举办了一场展览： “这些信件似乎开启了一种新的文学类型，一种介于文化批评和虚构作品之间的文体。你曾经说过，你多么希望按照这个思路来改造你们学校的写作课程。你愿意让我在我明年3月的文化研究研讨会上读一段吗？这似乎向着你所倡导的对抗性表演艺术前进了一步。” 而这本《我爱迪克》，便是这场展览的文字版本，是克丽丝的精神自传，同时，它也是一场抽象浪漫主义的爱情游戏，一部革命性女性主义邪典小说，一册20世纪文化批评研究合集，一本艾玛•包法利自己写的《包法利夫人》……克丽丝以如此自觉而健全的写作提供了一种珍贵的想象：我们可以从欲望的海洋与数据的洪流中夺回身体和感知，重新成为一个“人”——“没有什么固定不变的自我，但它存在着，而借由写作，你可以设法捕捉到自我的变化。”；并与其他“人”建立确凿的联结——“我们坠入爱河，是希望能把自己固定在对方身上，不再坠落。” “迪克，我知道当你读到这封信时，你会明白信中所述都是真的。你明白这个游戏是真实的，或者说比现实更真实，比它所意指的一切都更真实。” “我爱迪克”，这是一句炽热而坦荡的单恋声明，也是一场革新书信体的文学实验，更是一份英勇的女性主义宣言——关于如何使用第一人称来言说，以及女性如何重新生成她自己。

《神秘的陌生人》 是马克·吐温晚年创作的一部作品，几次易稿，生前并未定稿出版。1910年4月21日，马克·吐温因心脏病去世，6年之后，《神秘的陌生人》 首版问世。1969年，加州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马克·吐温的神秘的陌生人手稿》，收录了马克·吐温的3份原始手稿，包含了这个故事的4个不同版本：写于1897年9月的《圣彼得堡残篇》， 写于1897年11月至1900年9月之间的《少年撒旦纪事》，写于1898年11月的《校舍山》，写于1902年至1908年之间的《44号——神秘的陌生人：从水罐中找到并自由翻译的古老故事一则》。本次引进的版本为德国插画师阿塔克所绘插图版，底本为《神秘的陌生人》1916年首次在美国发表以来传播最为广泛的版本，以《少年撒旦纪事》为主体，讲述了在16世纪奥地利的一个偏僻村庄，一个自称天使的撒旦来到人间，与男孩西奥多及其两个朋友相识，为村里带来各种奇遇的故事。

本书承接第一部《大周惊天局1：五行奇局》的精彩故事，讲述了独孤芷兰和宇文邕在原州联手破解危局的故事。登基三年的北周皇帝宇文邕决定在上元节前往原州。一时间，北魏候官署、南梁血酬卫、北周敌闻司三大势力均把目光投向这个西北重镇，纷纷布局。与此同时，原本平静无奇的原州竟然发生骷髅夜行的怪事，随后各种令人悚然的诡事不断发生。独孤芷兰的幼子被诬为恶鬼附体，惨遭杀害，丈夫李昞也被通缉，无奈之下芷兰独自一人踏上追凶之路。在绝境中，芷兰偶遇宇文邕的胞弟宇文直，多年来那种似曾相识的感觉瞬间袭来。在宇文直的保护和配合下，芷兰逐渐接近各种诡案的真相。但最后大大出乎她所料的是，幕后黑手竟然一直在身边，由此引发了她对爱情、人性、世事的无尽思考。

1995年夏天，求是医科大学的罗震中与一群医学生来到禾嘉市第一人民医院成为了实习医生，他们即将完成从学生到医生的转变。罗震中从一个只了解医学知识的学生开始慢慢感受到“医生”这个职业本身所必须承担的责任。医生的基本职责是“治病救人”，可是罗震中在这四个字背后发现，医生还需要承载的东西远超这四字的含义——如何跟病人家属交代恶性肿瘤的化验结果；如何理性地给绝望中的病人一点安慰；如何在一次失败的手术之后完成病人与医生自身的心理建设；如果在病人质疑医生的决策时进行一次顺利的沟通……她一次次需要面对的除了手术和医学知识这些客观理性的东西之外，人性与心理的考验远远大于前者，这也是身为医者的必经之路。故事虽主要以罗震中的视角在讲述，但却是展现了医学实习生的群像，在外科、内科、妇科、急诊科等等科室的岗位轮转中，展现了一群年轻人从学校到职场的迷茫、动荡与成长。

《黑色的春天》与《北回归线》、《南回归线》创作于同一时期。该书追忆了米勒在布鲁克林的青少年时代及其旅居巴黎的生活经历。通过对从纽约到巴黎的不断回放，以及超现实的梦幻和象征手法，米勒以颠覆性、自我启示般的笔法，勾勒了人们和他们所居住的城市，而更深层次地，是在寻求心灵的精神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