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这本小书的缘起，全是得自一句不经心说出来的自嘲。 半年前在台北开会，闲暇时与友人焦桐夫妇小聚，酒足饭饱之余，不禁谈到他们的新文化事业——二鱼出版社，和海峡两岸三地的出版业。 谢秀丽刚从大陆回来，说到大陆的出版业仍然蓬勃，正方兴未艾，畅销书不少，竟然也有几本以哈佛为名的书，销路不错，而最畅销的就是那本《哈佛女孩刘亦婷》，作者是她的母亲，而且最近还出版了一本续集。我说这位女孩曾是我班上的一个学生，禁不住又加了一句话： “既然连哈佛女孩的妈妈都能写书，我这个老男人也是货真价实的哈佛教授，为什么不能？”坐在旁边的我妻玉莹于是当机立断，怂恿我也写一本关于自己的哈佛经验的书。我仍犹豫不决，考虑到自己夫子自道似乎有自吹自捧之嫌，多年来，我写杂文公私分明，甚少提到我在哈佛的学术生活的一面，就是为了避嫌，也许还是再考虑一下吧。 不料第二天秀丽——焦桐的夫人，也是一位极有经验的编辑——就把出版合约交给我了，我只好签字，生米瞬间煮成熟饭，我只好先为自己找几个借口： 其一当然是我现已退休，在名义上已经不隶属哈佛，所以更自由了，可以畅所欲言，不受拘束（其实，哈佛校方从来不管教授在外边的言论）。 其二是有鉴于台湾地区大学生出去留学的人数愈来愈少（大陆和香港似乎无此问题），由此可以影响到知识视野愈来愈偏狭，所以目前各有关方面正在谋求解决之道，想尽快想办法鼓励留学。因此我这本小书或可有所助益，至少可以引起少数大学生出去留学的兴趣？倒过来说，对大陆一窝蜂式的旅美渡金风气也有所警惕作用。 其三则是个人的理由。人过60岁以后开始怀旧，留学经验当然是个人回忆中的“高潮”，特别是在哈佛求学的那段“八年抗战”的岁月，更难忘怀，也常同我妻津津乐道，甚至有时在学生面前也曾自夸过：“想当年我作学生的时候，每天从早到晚听课读书，哪像你们如此懒惰？我那个年代还没有计算机，影印费用又贵，不忍心破费，于是自己边看边作笔记。听课当然从不缺席，每学期除了选修四门正课外，还要旁听五六门其他学科的课，每天在校园里从这个课室赶到那个课室，为的就是不想漏过堂上大师们讲的一字一句……”说着说着，就不免自鸣得意起来。 “英雄不提当年勇”——看来我还是作不了英雄，但仍自信当年的读书经验可以为年轻一代的学子提供少许启发。这本书的第一部的份量也似乎比第二部重，可见我对自己的求学经验的心得远超过我的教学经验。关于我在哈佛的这段“前半生”，曾在我与陈建华合著的《徘徊在现代与后现代之间》一书中谈过，那本书是现已故世的傅伟勋先生约写的，指明要我谈谈个人的求学经验，遂与建华一问一答以“对话式”的文体写出来，我因教学事忙，由他执笔，他的文采和学识也为那本书增光不少。 这本书则是我自己执笔，但仍以口语体平铺直叙道来，“对话”却成了“独白”，而且因写作的速度太快，文字未免有“粗制滥造”之嫌。但自认这种叙述方式至少可以存真，不作雕饰的好处也就是不为自己的过去多添色彩，从平淡朴实中达到我的回忆目的。然而，当我写到第二部——我的教学经验时，却开始感到不耐烦起来，非但觉得内容乏善可陈，而且发现自己的心情也很矛盾。在哈佛教授群中我算不了什么名人，甚至觉得自己多年来受“名牌”之累，终于摆脱之后，实在不愿再为这家名牌大学作广告，因此写来往往力不从心，对哈佛的学术地位既没有作深层的剖析也没有作全面的批判。所幸这不是一本学术著作，而是一本知识性的回忆录，从个人的经验来勾画出哈佛生活的面貌和情趣。对于这家知识名学府——它既是我曾任教十年的地方，又是我的母校——我当然心存感激，也不可能把它批评得体无完肤。然而我由于身在其中，自然不受其惑，多年下来，对母校早已没有什么神秘感。也许，这一种“解惑”（disenchantment）的工作，未尝不是一件好事，至少它不再把“名牌效应”视为必然，也不鼓励年轻学子对哈佛产生盲目的崇拜心理，这种心态在中国大陆和香港风行尤甚。说不定这本书会对哈佛的名声产生一种反效果，我也在所不计了。 不论如何，我这两段“哈佛经验”弥足珍贵，可惜在回忆自己的心路历程时，我无法用普鲁斯特的那种婉转而精致的文笔，把事无巨细反复叙述得生动异常，只好退而求其次，最后加写一篇略带自省的结语，为我这一代哈佛的学生作一个小小的见证。又觉全书份量仍然不足，所以在附录中加上两篇已经发表过的杂文，一是写我在哈佛任教时的同事韩南教授，一是我在哈佛读书时代有幸拜他为师的捷克汉学家普实克教授。除此之外，又征得以前的学生陈建华同意，把他的一篇描写我讲书（但也对我过誉）的文章也一并放在附录里。 我的妻子李玉莹其实也是这本书的始作俑者，当然义不容辞，特别为此书写了一篇文章，用她的感性的文笔来描述我在芝加哥和哈佛的教授生活。这本书，和我们婚后我写的所有作品一样，要献给她。有人说我不爱“江山”（哈佛）爱“美人”，恐是过誉了，但也说对了一半。

巴金和他的两个哥哥有着怎样的故事？《呈献给一个人》《唤醒被遗忘的青春》《做大哥的人》《觉新与大哥》《纪念我的哥哥》《我的哥哥李尧林》……从上世纪３０年代到８０年代，巴金曾以多篇文章，讲述他的两位哥哥。在巴金充满感情的文字中感受到那位做大哥的人：一个从小聪慧，有着抱负、理想，又受着“五四”新文化深深影响，而生性懦弱，最后被旧礼教、旧思想逼上绝路的旧知识分子。他最早将五四新文化思想带进家庭；他断送自己的前程，承担起一个没落大家庭全部的生活重担；他将最爱的两个弟弟送出去读书；他在家庭最为困难的时刻，支持四弟巴金去法国……巴金说，大哥是爱他最深的人。巴金与三哥尧林，从小睡在一个铺上，又同乘一叶扁舟出川，求学、工作。在大哥去世后，这位毕业于燕京大学，才华横溢的中学教师，放弃了婚姻，默默地承担起老家１１口人的全部生活重担，最后在贫病中去世。巴金说，三哥是最关心他的人。《巴金的两个哥哥》收录的还有大哥儿子李致、巴金胞弟李济生、李采臣、三哥朋友李健吾、学生黄裳、黄宗江、杨苡等人撰写的回忆文章。在他们充满真情的文字中，记者感受到的不仅是巴金三兄弟的手足之情，更是那正在淡去的人与人之间的真实感情。父亲去世那年，李致只有一岁零五个月。在很长时间，李致总是不明白父亲为什么自杀，丢下他们孤儿寡母“世界上少了一位君子人。”这是李健吾先生《挽三哥》的开篇语，写于１９４５年三哥逝世的那年。三哥从燕京大学毕业以后，在天津南开中学教书。他的学生中还有中科院院士申泮文、关士聪、鞠躬、红学家周汝昌、文学家周珏良、新闻出版家邢方群。这位优秀的中学教师，还是一位出色的翻译家。他翻译的作品《悬崖》《无名岛》《战争》等，至今被人不忘。巴金的两个哥哥，是那种乐于奉献，牺牲自己的传统知识分子。他们用他们的无私，他们的爱，哺育和影响了巴金。巴金又将这种无私与爱传递给社会。大哥曾在给巴金的信中说：“弟弟，你对现代社会失之过冷，我对现代社会失之过热，所以我们俩都不是合于现代社会的。现代社会所需要的是虚伪的心情，无价的黄金，这两项都是我俩所不要的，不喜的。”巴金也曾分析过他们兄弟之间的异同，他对大哥说：“我俩对于人类的爱是很坚的。”晚年，他多次对人说，他们三兄弟有一个共同的品格：“愿意为别人着想，多付出一点。”他又多次流着泪对李致说：“我的两个哥哥，都是因为没有钱死掉的。后来我有钱也没有用了……所以，我也不愿过什么好生活。”今天，病床上的巴金已经不能言语。但是，他的心中仍藏着一个希望，那就是他多次说的：“我可能不会被人忘记，我希望他们两人能被人记住。”在巴金侄孙女婿汪致正的努力下，这本《巴金的两个哥哥》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巴金的心愿有了一个了结。<

一部“神圣的悬疑之作”，一部动人心魄的泣血作品，将离奇的犯罪现场与文学分析巧妙结合，并于此间赋予历史人物鲜活丰满的生命。《达·芬奇密码》作者丹·布朗全力推荐。马修·珀尔是一位执着且创作天赋甚高的文坛新星。在他的笔下，扑朔迷离的情节、经典的历史场景与鲜活的人物个性纷纷跃然纸上，令人爱不释手。：：丹·布朗，《达·芬奇密码》作者这部构思宏大的悬疑小说，处处闪现着马修·珀尔的博学与睿智。：：《纽约时报》一个时代的恶魔……一场《神曲》“报应法则”的精密复制，一幅新英格兰文学史的生动图谱，令这部历史悬疑小说与众不同。在追踪疑凶中体味阅读的快感。：：《科克斯书评》。本书是美国作家马修·珀尔的处女作，作者以19世纪美国著名的“炉边派诗人”朗费罗、洛威尔和霍姆斯等“但丁俱乐部”成员作为小说的主要人物，以他们在翻译但丁《神曲》的过程中所遭遇的一系列谋杀案为情节展开的主线。故事发生在1865年的波士顿。美国文学史上大名鼎鼎的三位“炉边派”诗人亨利·朗费罗、詹姆斯·洛威尔与奥利弗·霍姆斯，为了一个神圣的文学理想：：在美国出版但丁的非凡之作《神曲》：：组建了“但丁俱乐部”。但是诗人的翻译计划被迫中止，因为波士顿和坎布里奇发生了连环谋杀案：大法官被蝇蛆活生生地吞噬；教区牧师被倒栽活埋，脚底还有烈火灼烧；亿万富翁在废弃的城堡中被凶手肢解……只有但丁俱乐部的成员知道杀人事件的风格和形式直接来自《神曲》的“地狱篇”。面对生命所受的威胁，面对束手无策的警方，诗人抛开书本，背负起阻止杀人者继续行凶的重担。作者笔法细腻，将人们对死亡与邪恶的默然而恐惧的心理层层推进，与但丁俱乐部的推理配合得丝丝入扣；同时，在虚构离奇的故事情节中加入了大量历史细节和文化内涵，满足读者的阅读兴趣。

本书为著名红学家蔡义江精到解读《红楼》之作，向我们揭示神瑛历世、石头作记的奥秘，解读原著的结构艺术、前八十回留下的结局线索，指出了程高续书与原著的背离之处，其他诸如贾玉甄玉、黛玉之死、畸笏即曹頫等精妙论断，令人耳目一新。蔡义江先生揭红学谜团、赏《红楼》诗赋，各个篇章写来亦庄亦谐，引人人胜，是一部引领读者进入扑朔迷离的《红楼梦》的导游之书。 作者简介： 蔡义江，19433年生，浙江宁波人。毕业于前浙江师范学院（后称杭州大学，现改浙江大学）。中国红楼梦学会创始人之一、会长，为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中国古典文学普及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理事。1978年筹创《红楼梦学刊》，成立红学会。在中国古典文学特别是唐宋诗词、红学研究方面成绩卓著。出版的主要著作有《红楼梦诗词曲赋评注》、《论红楼梦佚稿》、《红楼梦校注》、《蔡义江论红楼梦》、《红楼梦丛书全编》、《稼轩长短句编年》、《清代文学概论》、《宋诗精华录注释》、《宋词三百首详析》等。专著和论文曾多次获国家、省、市社科优秀成果奖。其名著《红楼梦诗词曲赋评注》自70年代

片断：拿什么拯救你——文化商人余秋雨（1）余秋雨“连环官司”彻底破产的原因，试析如下：第一，法律知识不及格。余秋雨告中国文联出版公司，把三篇记者署名的文章当作自己的作品，看来他连什么叫著作权都没有很好弄懂，因而被法院驳回。他告我则把我使用带引号的“狡猾”看作是最严重的诽谤，这就把语法修辞常识引进法庭，成了“狡猾”一词竟然值十六万元人民币的一大笑柄。他还把我过去赞扬他学术成就的话来告我，也于法无据。他告肖夏林，因欠缺管辖权常识，把起诉书送错了法院，出尽了洋相。余秋雨无论告谁，总是以侵害其名誉权为由，可他压根儿不懂得名誉权受损不能用个人感觉取代社会评价。正因为他不懂得这一点，他打的三场官司从不向法院出示自己名誉受损的证据。就算他懂得这一点，谅他也无法拿出这一证据。君不见，我指出他参加过“四人帮”控制的上海写作组，肖夏林说余秋雨为深圳扬名是为了利益等价交换，余秋雨的名誉并没有因此受损。他现在书照出，版税照拿，电视照上，“形象大使”照当，就是评选江南美女，人家也不会忘记叫他当评委，名誉何损之有？余秋雨法学常识严重不足还表现在他打官司时，把自己装扮成“维护法律尊严、维护文化尊严”的神圣使者，其言外之意是要让法官和读者小心：如果他打输或打平了，法律与文化的尊严便将丧失殆尽！正如网民布芒所说：“但是，且慢，法律的尊严是由起诉者来维护的吗？它分明是法官的职责，余教授有什么权力将其窃为己有？”第二，告人的动机不纯。余秋雨告我，是企图恐吓我乃至恐吓一切“文革”文学研究者再不能谈他的“文革”问题了，否则就以“倾家荡产”乃至进班房相威胁。这是典型的打击报复。他告肖夏林，也绝不是单纯为了说明自己没有接受一套豪华别墅这一事实，而是因为肖夏林主编了《秋风秋雨愁煞人——关于余秋雨》这本批判他的文集。这里不妨听听马克思的说法，他认为要求惩罚当事人的方式，是一种“非法行为”。余秋雨打官司的举动就是要求惩罚不同观点的人。“马克思还说：政府若禁止发表‘任何侮辱和任何人身攻击’的文字，就‘剥夺了对任何官员（公众人物也一样）进行任何监督的可能性。’如果出现有关公众人物的丑闻，接受调查的应是公众人物，而不是公众人物去控告别人”（何家栋）。余秋雨不懂也无法懂这一点，故他只好挖空心思花了几年时间算计出对方某篇文章的某句话不严谨然后由此入手。这种做法自以为聪明，结果反误了卿卿性命，让自己光荣地“牺牲”在“法律苦旅”途中。法院判他败诉，就是最好的证明。余秋雨打官司的另一动机是借助法律手段制造文化绯闻炒作自己。他总想站在新闻第一线，始终成为全球华文媒体关注的焦点人物。可他学问做得一天比一天差，书一本比一本质量低。通过打官司，正好为自己“注水”新书做广告。以这种近乎邪门的方法打官司，焉能不败？第三，压而不服，未能收到恐吓的效果。以笔者而论，并没有因为他告我而停止对余秋雨现象的研究和批判，反而在官司了结后以著文和出书的方式继续对余秋雨不健全的文化人格进行深入的解剖。肖夏林更是初衷不改，在官司期间和结束以后，写了大量的文章抨击他心目中的“文化恐怖分子”余秋雨的人品和文品。余开伟在官司前后还主编了《忏悔还是不忏悔》一书，内有“围剿余秋雨”专辑。肖夏林则主编了《余秋雨的敌人》。此外，还出现了批判余秋雨的新秀“潘多拉”。他最近接连写的《余秋雨是不是一个妄想狂》、《余秋雨是可以“随便骂”的吗？》传诵一时。尤其是异军突起的上海辞书专家金文明，以金牙狂啮“咬嚼”余秋雨，以莽莽草丛中寻蛇的劲头挑出余秋雨文化散文中的一百多处的文史错误，并“咬嚼”出余秋雨的剽窃行为，使余秋雨想告而无法告他，只好在境外媒体发出“弱势如我”、“我到底可以怎么办”的哀鸣，从此失却回应对手的能力。第四，玩弄法律，视法律为儿戏。余秋雨在新加坡说，他告我是“故意将事情弄大的”，从这“故意”中看出他是在玩弄法律。由于抱这种游戏人生的态度，故不仅他的散文文史差错多如牛毛，就连他写的一千多字的起诉书也错字连篇。如他告肖夏林时，起诉书中的错字甚多：把肖的证人“黎鸣”错为“黎明”，把“冒充”写成“昌充”，把“连续”错为“边续”。如果错个把字也许可以原谅，可他一错再错，这说明他告人心切，连起码的文字功夫都欠缺。堂堂“文化大师”写起诉书错字如此之多，这哪里是尊重法律，而分明在藐视法庭，无视法律的权威。第五，舆论对他十分不利。如果到网上查找，很难找到一篇重量级的作者支持余秋雨打官司。值得注意的是，原先支持过余秋雨和批评余杰的人这次都不做声，个别的如上海大学郝雨先生则由原来支持余秋雨转向支持被告。这就是说，在舆论战这方面，余秋雨是彻底输了。这点他自己也感觉到了。他在《借我一生》中就感叹：“我们斗不过他们。”最典型的是北京大学中文系一个教授写的《正版中的盗版》，把余秋雨“改编”李泽厚的研究生刘东的成果贬之为“剽窃”，并认为这种行为比学术首骗王铭铭更带有欺骗性（参看《中华读书报》2002年8月21日）。如果不打这场官司，这样激烈、犀利的批判文章就不可能被“逗”引出来，也就不可能出现这种“庭外审判余秋雨”的壮观场面。真是既有今日，何必当初！本书前言自序：一本由余秋雨惹出来的书/古远清原没有准备写这本书，后因余秋雨发表了“法律苦旅”“圆满结束”的声明，撕毁他放弃侵权指控这一具有法律效力的《民事调解书》，再次攻击我研究他的“文革”写作是“造谣”和“诽谤”，这和他早先在《余秋雨教授敬告全国读者》中，把所有批评他的人归结为嫉妒，并把他们定性为和盗版集团相勾结的“文化杀手”的看法是一致的，因而我觉得有必要把“余古官司”的来龙去脉和一些内幕向读者作一个完整的交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是余秋雨惹出来的一本书，或者说，是由他出题（起诉），我答辩。记录这两位文人对簿公堂的精彩镜头和史料——尤其是写得像“文革”大字报的余氏杰作《起诉书》，可看出“文革”并非真的消失得无影无踪了。用历史学的视角看，“文革”早已进了历史博物馆，但正如冯骥才先生所说：“从文化学角度看，‘文革’依然活着。因为‘文革’是一种特定的文化，它有着深远的封建文化的背景。”（1）余秋雨扬言官司要打它三年五年（犹如一位伟人讲的“文革”七八年又来一次），这本身就是他自己所说的一场“小文革”。“余古官司”开展后，余秋雨仍不改当年人品和文风，继续嚣张跋扈，在答记者问时一会儿把我比作“杀人犯”，一会儿又把我比成“老纳粹”，这充分说明“文革”在地面消失后，已转化为余秋雨的精神潜流，这样才会有“罗思鼎”、“石一歌”语言暴力的复活。“这属于当代历史的活化石，正可以时刻警惕我们勿忘‘文革’，也没有什么不好。”（2）写这本书，也算是对当代中国文坛论争史，对余秋雨现象批判，对我乃至对至今仍生活在“文革”阴影中的余秋雨本人回顾反思历史的曲折，从中总结经验教训，都有珍贵的价值。这次由文学与法律发生的所谓冲突，也是我后中年时期的一种人生记录。在我心目中，此书是我文学道路上充满挑战性的年轮，是我及广大“支古谴余”的朋友所共同谱就的一支正义之歌。写这类保留和总结中国文坛十大官司榜首（2002年）的思想文化资源的书，说难也不难。不难在于此系亲身经历，且官司才结束记忆犹新。难在资料的准确性问题。好在有众多清查材料和打官司期间写的日记为我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因而不敢说任何一件事都叙述得毫无误差，但自信本人严格遵循历史真实，决不敢有半点掺假的地方。2003年年底，我在台湾出席“两岸诗学国际研讨会”期间，台湾远景出版公司发行人沈登恩先生亲自到我下榻的天成大饭店约我写此书。（3）我不敢怠慢，归来后就加班加点赶写，以至把为我植字的太太累得进了医院，整个春节都没有过好，真对不起她。一旦写完，便有如释重负之感，好似完成了一张重要的人生答卷，兑现了一个为这场官司探索公众人物名誉权弱化问题的庄严承诺，其欣慰之情，是难以形容的。在欣慰之余，好心的朋友却替我担心：此书的出版会不会引来一场新的官司？我在2004年2月到广西参加台湾作家杨逵研讨会期间，答《桂林晚报》记者刘春问时说过：“事实和真理在我这边。如果余秋雨再告，除为促销此书做义务广告外，可再次证明作为一种精神文化的‘文革’，已无形地潜入他的灵魂和骨髓里。他如不食言把官司进行到底，就有可能把自己的‘文革’问题再让世人重审一遍，这样将再次出现‘庭外审判余秋雨’的壮观场面，让其又一次在历史法庭上充当被告。那时我又可以在余秋雨的‘拿出证据来’的催促声中，找到更多他在‘文革’中劣行的证据，那我就可以再写一本《庭外‘审判’余秋雨》的续集了。”最后要说明的是，本书的编写，得到了著名学者于光远及著名作家董桥等人的支持，他们纷纷寄来了授权书，表示同意将他们的大作收入本书，但也有些作者经多方寻找未果，希望见到此书后与我能联系，以便寄奉样书和簿酬。我的通讯处是：430070湖北武汉市邮政70190192信箱。2005年春节于武汉

一位大师擦亮的一根火柴，遥遥地燃烧了一百多年，从欧洲到全世界，照亮了无数大人和孩子的心。2005年4月2日，正是这位赢得全世界人民敬仰和怀念的童话巨匠安徒生200岁的生日，他的生日是一个节日，是他那些不朽作品的节日，更是他童话中众多主人公的节日。当你随着笔者再次游历安徒生从小到大走过的地方的时候，你会真切贴近安徒生的世界，梦幻般的童话王国，所有无法割舍的纯真情怀，毫无疑问，这将是多年以来会真正让你感动的一趟旅程。今年是安徒生诞辰200周年，为纪念安徒生，特出版此书。介绍安徒生的各个阶段的成长几创作过程。特别针对著名作品有详细的分析和赏析。目前大多数的书都是安徒生的童话故事，而这本书书是从安徒生本人的一些经历去分析童话大师的成长和作品。是我们六·一节为大家献上的一份小礼物。

鲁迅先生是白话文以来最好的杂文家，他老人家看什么都不顺眼，总爱用小匕首刺人，所以留到今天的照片里，他都是很严肃的样子，偶尔有一两张开怀大笑的，却也总是透出很苍茫的忧郁来。全中国的杂文家，都拿鲁迅先生作偶像。所以写起文章都忧国忧民的很。东方的知识分子似乎都有这种“忧郁的情结”。有青年人曾经问苏联时代的一位伟大导演，名字我忘了，好像拍过很著名的电影，“我们怎样才能成为伟大的导演？”那老头说，“你只欠一场牢狱之灾。”我不是一个杂文家，我也不想等待一场牢狱之灾，但我生来只会写文章谋生。所以，我平时写一些“一本假正经”的财经方面的文章和书，偶尔手痒痒了，就编出一个叫“吴先生”的人物，然后让他四处招摇、碰壁、惹事生非。这个人的故事编得多了，就成一个虚拟的小社会，他有了太太，有了女儿，有了邻居、表妹和同事，他每天与时俱进，生命不息，搞怪不止，连滚带爬的好多年下来，事迹居然也蔚为大观了。于是，有了这本书。这里要说明一下，“吴先生”跟“吴晓波”没有多大关系，他们之所以同一个姓，是纯属巧合。不过，他们说到底都是喜欢自作聪明的平凡人，这一点，全中国有很多人都是这样的。

从小生长在深山的小知尚转眼间已经长大，对前来养病的女孩触动凡心，那形体的美和自然散发的香气占据少年心头，他并不晓得这份执著——狂烈的爱会在日后种下什么因果……美丽的传说交织一幅山水似幻，如历恬静而成熟的意境。冲突激抑，跌宕起伏，终指向善与美之道。这就是四季——春天去了还会现来。春天，调皮的小和尚在一条鱼、一条蛇、一只青蛙身上绑了一块石头。当他一觉醒来，发现自己的身上也被老和尚绑了石头时，他幡然醒悟。当他赶着去赎罪的时候，鱼和蛇都死了。小和尚痛哭起来，而老和尚只是静静地站在旁边……夏天，老和尚和小和尚的生活中出现了一名少女。在为少女治病时，青春年少的小和尚与她产生了感情。少女病好离去，小和尚忍不住思念，离开了寺庙，离开了老和尚……秋天，小和尚杀了妻子逃回庙宇，老和尚什么话也没说，而是在寺庙的地板上写下一篇经文，嘱咐小和尚刻完它然后去自首……冬天，小和尚又回到了寺庙，此时老和尚早已看破红尘自焚身亡。小和尚从头开始潜心修炼。这时来了一蒙面少妇抛下怀中婴儿离去，却在离开时失足掉进了湖面的冰洞……又一春，小婴儿成了小和尚，而当年的小和尚已经是老和尚了。小和尚又重复做着当年那小和尚做过的事……

当战争的硝烟已经消散，一切已经永久结束。U869号不过是战争中一个微不足道的注脚，渐渐被历史遗忘。没有人还能想像出当年惨烈的景象，它的沉没和结局甚至不为人知。两个专业的潜水员，凭着对真相的执着和对阵亡将士的尊重，数次冒着生命危险锲而不舍地在新泽西230英尺的深海底探寻这早已被湮没的谜底。一次又一次的无功而返，3个潜水员的深海遇难，都使很多人放弃考察止步不前。7年的漫长时光足以磨灭任何坚韧的意志。只有查特顿和柯勒一直坚持，他们是对潜水的热爱和理解。多年的经历让他们在破损的沉船船体上看到了战争背后的意义，看到了艇员们临终瞬间的闪念，甚至是对未来的希望，他们与这些埋葬在深海中的尸骨并肩体验着生命的终极意义。因此他们所寻求的不仅仅是沉没潜艇的真实身份，更是一种无可推卸的历史责任，这才使这项考察意义深远。在二战的历史上，有许多令人称奇、令人百思不解、令人着迷的事件，它们很少被人提及。本书秉承塞巴斯蒂安？荣格尔的《完美风暴》所使用的手法讲述了一个引人入胜的真实冒险故事：两名主人公作为深海潜水的爱好者，挑战深海潜水的极限，历时7年收集了大量的证据来破获二战遗留下来的最后一个历史之谜。1991年他们在新泽西海域深达230英尺的水下，发现一艘二次大战时期军舰的残骸，船舱内部完全损毁，扭曲的金属、缠结的电线以及船员的遗骸都被数十年的海底沉积物所深深掩埋，整个潜艇就是一片充满死亡气息的废墟。经过七年的艰苦考证，证明该残骸是1945年失事于直布罗陀水域的德国U-869潜水艇，他们认为，这艘代号为U-869的德国潜水艇是被自己人的鱼雷击中的。德国人为什么击毁自己的潜水艇，船上载的是何人？何物？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两位潜水员执着要找出答案，甚至甘冒生命危险。他们无法自拔，不自觉地沉迷在一个生死攸关的潜水竞赛里。

此书必录了沈宏非发表在《三联生活周刊》“思想工作”专栏上最新的随笔近80篇。该刊的主编朱伟曾说，以他的理解，“思想”可能与“我思故我在”联系在一起，是一个思辨滚动的空间；而“工作”可能是由此构成的戏谑，或者说是游戏。此栏目自1999年设立以来，一直广受读者的关注与喜爱，而沈宏非的创作激情不但没有才思枯竭，反而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其文章的阅读快感，与以前的结集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有道是有井水处有金庸，有村镇处有高阳，有专栏处有宏非，办报够时尚必设副刊，副刊有品位必开专栏，专栏要出彩必请沈公，凡是请沈公出山的编辑都懂这个道理。沈公文章，不谈风云，只谈风月，尤精饮食男女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