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要想嫁得得成功，要懂得知己知彼，对自己有恰当的评价，对对方有全面的了解，从而确定适合自己的目标定位。本书作者把她所采访到的成功再嫁的女人的倾诉变成一种文字，变成一种可以流淌到她们的心里，浸润到她们的脑子里，活跃在她们情绪中的东西，让这些成功再嫁的女人们与她们促膝交谈，看看她们怎样做才会拥有下一个幸福的机会。本书设置了一些心理测评和辅导的小章节，为的是让离婚女人对自己此时此刻的心理状态有足够的了解，以便充分地认识自己，评估自己，然后为自己确定下一步的目标。看看那些成功再嫁的女人都是怎么做的，相信你会惊奇地发现，原来的悬崖峭壁一回转身便成了坦途大道，原以为山穷水尽的日子骤然变得柳暗花明。离婚只是上帝赐给人们的通往另一种幸福的借口，重新选择的权利让你重新体味快乐和把握幸福的快感。本书所述二十位成功再嫁女人的动人故事是作者经年苦心披沙见金的难得之作。更难得的是作者的一片悲悯情怀。虽是“口述实录”，经过文字润饰，但绝不失真实，远比虚构的小说好读且蕴含深远。书中的再婚女性能够苦尽甘来，是因为跨越了千山万水、儿女情长、生离死别，对于遭遇婚变的不幸女人来说，可以启迪心智、引发思路。离婚不过是上帝赐予的通往另一种幸福的桥梁，只要你勇敢前行，长夜过后便是鲜红的太阳。

柏杨是一个传奇人物，他的一生历经过中国现代动荡不宁的社会变迁。早年的柏杨是一个热血的“爱国”青年，一度崇拜蒋中正。“七七卢沟桥事变”后，他参加三民主义团，在青干班受训，并且宣过誓“愿为领袖活，愿为领袖死”。到台湾后，有过挫败的经历，但也曾担任蒋经国文艺部队“中国青年写作协会”总于事。这些政治经历无疑表明柏杨具有相当强的政治情结。后来，柏杨被国民党当局投入监狱，理由是在《中华日报》家庭版的《大力水手》上发表漫画内容“侮辱元首”，释放后又再次被捕，这次则罗织了大量政治罪名：“假事自诬”、“思想左倾”、“为匪做文化统战工作”、“有明显意图以非法之方法颠覆政府”等等，他于1968年6月27日被判处十二年徒刑（实际关押九年多）。如果根据国民党当年的定罪来判定的话，柏杨早就有私通共党嫌疑。再根据那个时期中国大陆的统战思想来看，柏杨那个时候对国民党的斗争，那不亚于一个小组的地下党。这显然是国民党当权者的神经过敏，柏杨并没有任何政治企图，大陆、台湾那时隔着茫茫海峡，怎么通敌？实际上，柏杨就是一个文化人，一个民间文人，他的批判根本着眼于文化批判。在他看来，任何政治都是值得怀疑的，如果文化的根基不加以修正改良的话。有很长一段时期，柏杨在台湾被称为“活着的鲁迅”，在对社会现实的尖锐透彻的批判上、在用杂文做主要战斗武器这一点上，二者确实有可比之处。但其实质还是有相当大的差异的。鲁迅在中国现代时期与中国现代性思想的建构相伴生，他既是奠基者，也是不断的开拓者。他与民族觉醒和解放的历史共命运，也与中国文学和文化的历史展开同呼吸，所以鲁迅完全被历史化，也被历史象征化了。相比较而言，鲁迅还是属于中国现代被历史化的精英知识分子，他一直是在民族解放与历史觉醒的话语中被阐释和理解的。柏杨所处的历史境遇很不相同，柏杨不承载那么多的历史含义，他更单纯，更加个人化、民间化、世俗化。柏杨的杂文展开的文化批判也就是世俗批判，他集中注意力对日常社会中出现的一切不合理的现象展开批评，针砭时弊，毫不留情。没有人像柏杨那样深入细致地观察世俗社会，他本人就是一个世俗化的知识分子，甚至更像传统中国文人，生活于民间，既不在大学任教，也不供职于政府公务系统。他是一个自由写作者，一个卖文为生的人。这种人实际上在中国三四十年代相当多，大陆在1949年以后，就再也不可能有这种知识分子或文人存在了。沈从文当年因为没有被邀参加第一届文代会几乎精神失常，不被体制化，在五六十年代直至八十年代，那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末日，直到九十年代大陆才以王朔和王小波等人为首出现一批自由撰稿人。柏杨也是自由撰稿人，他的立场可说是民间的立场，是自由文人的风格。他的言说方式，显然与我们被长期体制化所规范的知识分子话语很不相同。在今天中国大陆，非职业和非体制的写作者越来越多的时期，读读柏杨这个“活化石”级的中国自由撰稿人的文字无疑是有一种亲切的感受。不管从哪方面来说，柏杨其实是一个十分另类的知识分子，他就是一个“非贵族的”文人，以我的观点来看，他就是一个世俗社会的代言人。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柏杨始终是站立在世俗社会的立场上来发言，他不是要驯化世俗社会，而是试图建构一个本真性的世俗社会，而现代性的民族国家应该是这个本真性的世俗社会的合理延伸。再强调一下，柏杨所不同之处就在于，他不是把世俗社会提升到精英社会的水准，他首先是要建构本真性的世俗社会，其次是要把精英社会拉到这个世俗社会的水准上。因此，他把不停息地针砭社会看成是自己推动中华民族自强自尊的责任。柏杨对自己的文化立场定位十分清醒，他时常有意使自己的写作平常化，也就是平民化。他从来不把他的写作描述为要承担民族国家走向现代之重任，而是有意强调自己的世俗民间的平民立场。他曾在一篇文章里写道：“柏杨先生的杂文所以能够出版问世，完全受读者先生的爱护和支持，否则，谁肯冒本利皆销、全军覆没的危险，去印无名老汉的作品也。当初猛写时，和现在的心情一样，不过为了糊口，毫无雄心大志。后来写得久啦，偶有来信鼓励者，心中稍喜。后来鼓励日多，才正式觉得有点不同凡品。”当然，这是明显的谦词，但也由此可见柏杨自觉平民化的态度。这使他的写作，始终是在世俗社会的言论空间内，面对平民的言说。柏杨的杂文始终流宕着一股为底层平民伸张正义的激情，对社会任何不平等的现象，柏杨都给予关注，并毫不留情表达自己的观点。这也是柏杨的杂文极富号召力所在，他为所有受损害的弱者叫屈，为底层被蹂躏者鸣冤，这使得他的作品成为平民百姓最好的精神抚慰。在柏杨的杂文叙述中，“柏杨”始终把自己作为一个底层平民的角色来处理，这种处理绝无任何矫情的成份，而是显得亲切朴实，平易近人。对平等正义的呼唤，这与柏杨的身世经历也密切相关。柏杨在他的回忆录与诸多杂文中也不时地提到他年幼时的孤儿处境，他一生的艰难坎坷使他始终对下层民众的生存艰辛有着切身的体会，每当他看到生活中的不平等现象时，他就抑制不住他的悲愤之情。柏杨讲的平等正义并不是什么高深的大道理，不是学院派式的法理争辩，也不是革命家的起义造反，只是世俗社会，日常生活中的常见现象，是新闻媒体每日翻新的奇闻轶事。柏杨谈论社会之平等正义，绝没有赤化革命的意思，他没有那些高深的革命真理与伟大的革命目标，他只是作为一个平民，作为一个人所要获得的基本生存权力，理应要得到的尊重。在柏杨后来结集出版的《我们要活得有尊严》，收录了他历经沧桑后的一些篇章，岁月的磨洗，老先生一如既往，抨击丑陋，倡导平等尊严。可以说，柏杨后来的政论色彩更重些，但也没有失去他所具有的平民本色。本丛书就柏杨的主要杂文按专题划分为三个系列，已经出版的第一系列——疯狂红颜，第二系列——传统大反思。现在是第三个系列，我们把它归纳为“文明大整合”系列。酱缸文化批判是柏杨杂文批判的重点所在。正如前面所指出的那样，柏杨以对中国传统的激烈反思闻名，他的反思批判不同于其他，他直接而尖锐，彻底而击中要害，全面而痛快淋漓。可以说，反传统话语在柏杨这里达到顶峰。“酱缸”是柏杨对中国传统文化最尖刻而形象的比喻，这个“酱缸”酱了两千年，里面堆满了猛料，奇味难闻。但现代以来，总有些不安分的人要搅动它，让它的味道散发出来，让人们面对它，看到里面的糟粕和丑陋。从鲁迅到柏杨，无疑是最激烈的搅动者。柏杨指出中国文化最根本的问题就在于它在日常生活本性这点上就出了问题，而由此上升而成的政治文化更是离谱。柏杨要展开的批判就在于中国流传至今的日常性文化，这就是世俗生活本身的文化。柏杨并非没有直接批判政治文化，但他的深刻之处也许正在于，他立足于世俗的立场来看待政治文化的弊端，只有他如此看重世俗文化，看重日常性文化。正因为日常性文化本性上有问题，那么从这个日常性文化生长出来的，并且力图超越于日常性文化的政治文化，就不可能具有健全的本性。但这只是后话，只是根据这个批判的前提作出的推论。对于柏杨来说，“酱缸”就是根本，就是所有。他搅动“酱缸”，就是要去除杂质，去其糟粕，还中国人的文化、中国人的社会以更清明纯净的本性。柏杨痛心疾首地认识到中国人身上的文化重负太多了，温文尔雅的态度改变不了“丑陋的中国人”，而是应该下猛药，集中火力毫不留情地进行抨击，即使用太夸张、绝对的批判态度，才能对现状有所改变，类似于鲁迅提倡的大的、剧烈的变革。这也是他作为一个“野生的知识分子”的决绝态度。柏杨针砭社会文明与他批判传统是一脉相承的，二者没有实质区别，只是为了编辑和阅读的方便，我们列为两个板块，各自选编了三卷。“传统大反思”更侧重于传统的社会制度和文化根源的批判，“文明大整合”则偏向于对社会的人伦习惯、日常心态、教育体制的反思，这些反思也贯穿着柏杨一贯的风格：以小见大，针砭时弊，嘻笑怒骂，妙趣横生。在文明大整合系列中，柏杨对国人的崇洋媚外心理给予了尖刻的嘲讽。作为一个激烈批判传统的人，柏杨当然不屑于站在狭隘的东方主义立场，他恰恰看到国人崇洋的片面性，西洋文明优秀的地方，没有被国人学习，而是那些外在的、负面的时尚却被模仿得：睢妙惟肖。对待西方文化、制度和文明，“崇洋不媚外”是柏杨一贯坚持的立场和价值取向，主张吸收西方的精华，与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在深层内涵上是一致的。然而柏杨的杂文并不谈论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而是以西方国家里一些细微的日常生活细节作为标准，于细微处见精神，来衡量中国是否达到了一个现代发达国家的文明要求，这体现出了柏杨“文化批判”的特征。柏杨认为“判断一个国家是文明抑或野蛮，只有看他们的车辆对斑马线、对红绿灯的尊敬程度，马上就可得出结论”（《反撞大同盟》），他称赞美国是一个让中国人自顾形惭的礼仪之邦，主要原因是美国公民遵守交通秩序。他指责中国人没有交通观念，乱走乱撞，司机也同样如此，造成了整个交通一片混乱，车祸事故频出。柏杨不但指出交通混乱的病源：中国人的不守规则的传统性格，以及政府执法不严，敷衍了事。而且给出“治疗药方”——“只有重罚——当然公正的重罚，才是治疗交通混乱的特效药”（《反撞大同盟》）。这是柏杨以西方国家的交通守则为参照得出的一个结论。这样的批判直接尖刻，也不无简单的偏激，但却显出柏杨的干脆可爱。柏杨在鼓吹“西化”的同时，清醒地认识到西方，尤其是美国的东西进入中国后会“变”，变成一种“四不像”，其中原因很复杂，但是一定与中国传统中的酱缸文化有关系。洋奴政治就是“变”的一种产物，是他批判的全盘西化的“媚外”的产物，具体体现在“西崽”这类畸形人身上。他们满嘴英文，“二抓牌气质，一切洋大人第一”（《洋奴之味》），是中国人由于过度自卑引起的颓废自尊产生的恶果。正如上文已经提到的，只有“崇洋”而不“媚外”的精神和正确态度才能杜绝包括“西崽”现象在内的西化后遗症。柏杨显然还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他并不掩饰他崇尚西洋民主自由制度，他也对西洋文明中强调个人的价值津津乐道。特别是他对西方个人的自律精粹赞赏有加。这些观点都是柏杨在三四十年前发表的观点，今天看来有不少可商榷之处。特别是在当今时代，后殖民主义理论大行其道，民族身份政治深入人心，而文化民族主义也跃跃欲试，都使人们可能对柏杨的观点不容易产生共鸣，甚至可能反对者也不在少数。但从另一方面来看，现在已经没有人像柏杨这样地看问题，也没有人敢于这么坦率地发表对西方文明持一定程度的肯定态度。重新捡起柏杨，不只是历史温习，也是作为现实的警醒。在“文明大整合”系列中，有相当一部分文章再次揭历史的老底。说柏杨先生是个捣乱分子一点不过分，被掩饰得严严实实的历史，被美化得华丽壮观的历史，柏杨非要掀开历史的外表，让我们看到那么多的历史陈迹。柏杨的历史知识之丰富，历史观察之透彻，这是专业历史学家都表示敬佩的。他在狱中写《中国人史纲》，那是一部情文并茂的著作，没有一部正史能像他那样揭露历史真相，让我们看到更多的历史上存在的暴力、荒淫和压迫。在某种意义上，柏杨的历史观反倒是应了毛泽东的话：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但反抗的结果却又不过是改朝换代，历史再次重演。柏杨对历史书写就是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那就是“鬼话的历史”。他信手拈来，都是掌故；随便翻翻，皆为材料；奇闻异趣，又都是有根有据的史实。在他看来，中国的二十六史，即所谓“正史”，简直飞象过河兼鬼话连篇。柏杨说，“说它是鬼话还算客气的，真乃是一大缸酱也”。在《玉皇大帝高坐云端》中他写道：“中国人也真怪，一旦略露头脸，就非冒出一点异禀和冒出一点异样不可。这种干法，洋大人不太了解，你听谁说过华盛顿先生是一条爬虫——龙乎？又听谁说过林肯先生降生时满屋红光，红光满屋乎？只有中国政坛上的头目，不管他是大一统天下的祖字辈也好，或是可怜兮兮小局面的崽字辈也好；百年以上长命王朝也好，三载五载短命活剧也好；千篇一律，全都不同凡品。”他写的是那些皇帝老子，当了皇帝后，后世的正史野史都把他们写得神乎其神。权势越大，异样也越精彩。柏杨按照“正史”的顺序，逐个王朝研究研究他们的开山老祖，结果发现，它们出生要么是虫，要么蛇，要么是什么白虎精，要么满屋红光，早有各种预兆，真是装神弄鬼。柏杨通过对中国古代历代皇帝出身的分析，看到正史为了维护封建帝王存在的合法性和合理性，造出了历代皇帝都是上天注定，出身不凡，是天生的龙种之类的鬼话，指出“这正是中国所谓的‘正史’，也正是圣人所歌颂的‘良史’。内容啥都有，就是缺少真”（《且看“良史”》），其根源是“有权就有理”的传统文化造出了这种荒谬和失真的历史，这是柏杨对“鬼话连篇”的中国历史和文化的重重痛击。他要做的事，可以称得上的最彻底的历史祛魅。在这一个系列中，柏杨对教育做出尖锐的批判。柏杨对任何不满的现状都要说三道四，教育更是他认为一个问题重重的“坑道”。他把“救下一代孩子”作为现代教育改革的一部分，针对教育制度的弊病，详细分析了它的原因，由此提出具体的改革措施，目的是建立一个由身体强壮、精神健康的国民组成的富强民主的现代国家。他要以个人之力清理这个坑道。这当然不可能。但柏杨的精神是可贵的，他责任感意义重大，直到今天，柏杨的那些批评还是那么中肯。柏杨台湾六七十年代（部分文章涉及八十年代）国民党统治下的教育体制。那时就可看到，台湾国民党政府也寄望于教育来振兴台湾社会，六七十年代的台湾教育有一个快速发展的过程。但优势教育资源还是非常欠缺，选择好学校和出国途径，这使中小学学生的竞争异常激烈，学生不堪重负。柏杨对联考制度进行抨击。他呼吁“联考必须改变”，最重要理由是他看到，因为“联考”的巨大压力而产生了恶性补习，这是对中小学生身心的谋杀，也是对教授“恶补”的教习的摧残。柏杨指出“恶补”之所以官方屡次制止而失败，主要是因为学生之间激烈的竞争。他继续发现，人口太多产生出太多的学生资源，这也是“恶补”流行的最根本的原因。柏杨还看到台湾特色的“殖民地意识下的教育，除了原有的科举坑道外，又出现了洋科举坑道”（《集天下之大鲜》）。这是“人生以出国为目的”的一种新的科举坑道，而恶补还是通过它的惟一法宝。所以柏杨对“恶补”深恶痛绝，极力提倡“节育”和避孕，认为这是“根绝恶补惟一方法”（《节育！节育！节育！》）。通过节育来减少人口，相应地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和教育质量，改变教育现状。台湾当年面临的这些问题，今天在中国大陆一样存在，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柏杨的尖锐批评，今天看来，依然不无道理，对于我们如何教育下一代，对于当代教育的种种弊端困局，都有借鉴意义。在这个系列中，柏杨依然对国民的陈规陋习，种种不良品性展开批判。鲁迅早就抨击过中国人的冷漠、麻木、嫉妒的性格和看客心理，多年后尽管社会状况改变了一些，但是这些弱缺点仍然惊人地存在着，而且与以前极其相似。妒嫉造成了非常可怕的后果，窝里斗、不团结甚至造成了死亡的悲剧，是国民劣根性的最极端表现，所以被柏杨称为“万恶之源”，极力批判。柏杨亦关注人性的缺点，在多篇杂文中，他都对人性的各种弱点不留情地加以揭露，长期历史地形成的习惯如何造就了各种各样的变态的社会心理。身为中国人，柏杨如此尖刻地批判中国人，让很多中国人百思不得其解。民族的自豪感与自信心，是一个民族始终挂在嘴边的信条与经文，人们都乐于充当民族传统精神弘扬的精英，没有人愿意揭短。特别是在海外的华人，都乐于把中华民族定位成勤劳智慧、互助友爱的集体。但柏杨痛感中国人存在的种种恶习，种种负面性格和狭隘心理，他直率指出来，让中国人正视，让中国人有勇气面对。作为一个激烈的世俗社会的批判者，柏杨恰恰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他怀抱着深远的理想，怀抱着提升中国文明的最真诚的愿望，愤世嫉俗，嫉恶如仇，从不姑息，决不手软。这一切都源于他的坦诚与彻底。“中国人有这么多丑陋面，只有中国人才能改造中国人。……中国人的苦难是多方面的，必须每一个人都要觉醒。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一个好的鉴赏家，我们就能鉴赏自己，鉴赏胴友，鉴赏国家领导人物。这是中国人目前应该走的一条路，也是惟一的一条路。”在《丑陋的中国人》结尾，柏杨如是说。问题的根本当然不在于柏杨说的尖锐直接，而在于他说的是否是真话？不幸的是，只要是坦诚的中国人，只要是明白的中国人，都不得不承认柏杨直陈的那些事实，不得不为柏杨敏锐犀利的观察和分析所折服。今日听来，依然振聋发聩。自从1960年5月在《自立晚报》上写专栏起，迄今已近半个世纪，看看历史的巨大变化，柏杨所指陈的那些文化病症，并未销声匿迹，有些依然顽固，有些变本加厉。既然如此，反对柏杨是没有意义的，那等于是重新蒙起自己的双眼，柏杨不过是让大家睁开眼来看看事实，他没有错，他是有勇气的，他有切肤之痛，他是负责的，他是真实的。21世纪的今天，伴随着中国大陆经济的强劲发展，中国在2l世纪的崛起似乎指日可待，中国人也正陶醉在对未来的辉煌想像中。在这样的时候，读读柏杨的杂文，真正去除掉我们身上的固弊陋习，以更为务实的态度去吸取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以及关注我们教育制度的更新改革，这对于创建一个健康坚强、博大宽广、精神焕发的中华文明，无疑意义无限深远矣！本人承蒙柏杨先生和张香华女士谬荐担当杂文丛书主编，深感学浅才疏，不能胜任。然恭敬不如从命，在此感谢他们对我的信任。因时间紧迫和本人的水平有限，错误与疏漏在所难免，还望广大读者批评指正。是以为序。陈晓明　2005年11月9日于北京

随笔集《熬至滴水成珠》是自《有了快感你就喊》问世3年以来，池莉出版的第一本新书。在书中，池莉记录了普通女人、母亲和作家这两种身份对其常人生活的撕扯，以及她对这种撕扯的平衡。此外，池莉还如实地记录了日常的写作状态，包括创作《有了快感你就喊》、《看麦娘》以及早期的《小姐你早》、《生活秀》等作品时的焦灼与喜悦。所以，对于读者来说，可以把书里的文字一页页串联起来，当成池莉的自述读，从其中读出一个女人的一个个苦故事、累故事、爱故事、痛故事和心灵的觉醒故事，也可以把这些文字干脆就当成一篇篇精美纯粹的散文读。本书可谓是池莉人生经验的提炼和感悟，全书分为两个部分：如是我闻及我闻如是。第一部分纪录的是作为普通女人、母亲的池莉在衣食住行、相夫教女生活中的人间烟火，其中池莉对女儿的自由式教育更是体现出了作家鲜为人知的一面。第二部分记录的是作为作家的池莉的阅读和写作，对古今中外作家的个人阅读，写作状态的记录。

对于作者——青春就是革命，就是爱情，就是文学，也就是苏联。游历苏联是一次灵魂的冒险。因为再没有第二个外国像这个国家那样在作者少年时代引起过那么多爱、迷恋、向往，后来提起它来又那么使作者迷惑、痛苦乃至恐怖。苏联解体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大国的立、破、兴、衰，人类的相当一部分在这块广袤的土地上所进行的实验的英勇、荒唐、恐怖、富有魅力与终未成功；个中的经验教训，爱爱仇仇，则会长久地留在人们的记忆中，留在史册上，警戒着并且丰富着人类文明，使人类变得更加聪明与成熟。本书收录了纪实性的见闻以及作家对苏联文学、音乐、绘画等的认识。全书最有意思的部分是结尾一篇既像小说又像散文的《歌声好像明媚的春光》，叙述了从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主人公与苏联专家相爱分离重逢的故事。有俄国朋友告诉我：苏联是为了失败而不是为了成功而出现在历史上的，不可以再怀念苏联了。我无意参加对于苏联“亡党亡国”的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研讨。我不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专家。我只是敢于面对现实的伟大邻居俄罗斯，同样敢于面对曾经那样红火过友好过与仇恨过头疼过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面对他的威震地球与终于解体……就像面对青春，面对自己的灵魂，面对自己的经历，面对自己的美与丑，面对自己的善与罪，褒与罚，年轻与衰老一样。面对，记下，并且说出，这就是这一本《苏联祭》的由来，这首先是我的心史，这是一个当初的小青年的见证：折射着风云变化，爱恋着伟大的祖国与邻邦。谨以此书迎接与纪念二○○七——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九十周年。

2005年初，山东大学的马瑞芳教授在CCTV-10《百家讲坛》开讲《说聊斋》，她以丰富的专业知识和活泼的叙事方式迅速赢得社会各界观众的广泛欢迎。《聊斋志异》是一部家喻户晓的奇书。有人说，《聊斋志异》是一部写鬼与狐的神怪小说；也有人说，蒲松龄通过写鬼写狐来讽刺黑暗的现实社会；而在本书中，《聊斋志异》有着更深刻的内涵：它不但承载了一个屡试不第的落魄书生的男人梦，更展示了一个个栩栩如生的另类女性形象。马教授以她30余年的研究成果，重新解读了这部短篇小说名著及其作者，从本书里，读者可以读到《聊斋志异》在21世纪的全新内涵，感受到小说中关于“女权主义”和“环保主义”主张的前世先声。更值得读者注意的是，马教授经过研究发现：《红楼梦》对于《聊斋志异》有着多方面的承传——“聊斋、红楼都创造了乌托邦，《聊斋志异》还能梦想，还相信梦想；《红楼梦》却梦醒了，且无路可走。”

一个父亲守着他注定要夭折的孩子，这种场景虽异乎寻常，却令人心碎地发生了。妞妞——那个不幸而又幸福的女儿，在来到这个陌生的世界五百六十二天后，带着对这个世界的依恋和渴望，带着父母加倍的宠爱，在父亲一次次绝望的祈祷中，悄悄地走了。多发性视网膜母细胞瘤是一种发病率仅为一万二千分之一的绝症，但这万分之一的厄运偏偏落在可爱的妞妞身上，成了这个不幸家庭在劫难逃的百分之百。不管我们愿不愿意，世界上是存在绝望这种东西的！妞妞出生后不久就被诊断患有绝症，带着这绝症极可爱也极可怜地度过了短促的一岁半时间。在这本书中，周国平写下了女儿妞妞的可爱和可怜，他和妻子在死亡阴影笼罩下抚育女儿的爱哀交加的心境，在摇篮旁兼墓畔的思考。对于作者夫妇来说，妞妞的故事是他们生命中最美丽也最悲惨的故事，一岁半的妞妞，摇着她的小手，轻经地叹了一口气，停止了呼吸，离开了这个世界。至情至性的周国平却用他的笔留住了和妞妞相处了五百六十二个日日夜夜，妞妞的可爱与可怜，死亡阴影下抚育女儿爱哀交加的心境。韦尔乔亦实亦虚的线描插图，更让人感到似乎妞妞触手可摸。书摘妞妞是在离我家不远的一所医院里降生的。每回路过这所医院，我就不由自主地朝大门内那座白色的大楼张望，仿佛看见刚出生的妞妞被裹在纱布里，搁在二层楼育婴室的小床上，正等着我去领取。这个意念如此强烈，尽管我明明知道妞妞已经死去，还是忍不住要那么张望。这所医院离我家很近，走出住宅区，横穿马路，向东只有几分钟的路程。它坐落在我上班的必经之路上，使我不可避免地常常要路过它。然而，我一次也没有真的走进去，一个清晰的记忆阻止我把意向变为行动。三年前的一个下午，我急急忙忙斜穿马路，因为违反交通规则，被站在对面人行道旁的一个警察截住了。听了我的解释，他看一眼夹在我腋下的婴儿被褥，做了一个放行的手势。当天傍晚，我用这条被褥裹住一个长着一头黑发的女婴，带着她的母亲，小心翼翼地一步步走下楼梯，从医院那座白色大楼里走了出来。当我朝大楼张望时，我怀抱婴儿带着妻子小心翼翼下楼的形象后来居上，使我立刻意识到二楼育婴室那一排裹着纱布的婴儿中已经没有妞妞，于是赶紧转过脸去，加快脚步走路，努力不去想我把母女俩接出医院以后发生的事情。可是，下回路过医院，我又会忍不住朝那座大楼张望，仿佛又看见了裹在纱布里等着我去认领的妞妞。既然她如今不在世上任何别的地方，我就应当能在这个她降临世界的地方找到她，否则她会在哪里呢？我想不通，一只已经安全靠岸（这所医院就是她靠岸的地点）的生命小舟怎么还会触礁沉没？在不可知的神秘海域上，一定有无数生命的小舟，其中只有一小部分会进入人类的视野。每只小舟从桅影初现，到停靠此岸，还要经历一段漫长的漂流。这个漂流过程是在母亲的子宫里完成的。随着雨儿的肚子一天天隆起，我仿佛看见一只陌生的小舟，我对它一无所知，它却正命定向我缓缓驶来。为什么是命定的呢？事实上，它完全可能永远飘荡在人类视野之外的那片神秘海域上，找不到一只可以帮助它向人类之岸靠拢的子官。譬如说，如果雨儿的排卵期没有因为她心血来潮练减肥气功而推迟，就不会有妞妞。妞妞完全是偶然地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可是，世上有谁的降生是必然的呢？即使在一个选定的时刻播种，究竟哪一颗种子被播下仍然全凭机遇。每想到造成我的那颗精干和那颗卵子相遇的机会几乎等于零，一旦错过，世上便根本不会有我，我就感到不可思议。始终使我惊奇不已的另一件事是，尽管孩子是某次作爱的产物，但是在原因和结果之间却没有丝毫共同之处。端详着孩子稚嫩的小脸蛋，没有哪一对父母会回想起交靖时的喘息声。我不得不设想，诞生必定有着更神圣的原因。

[编辑推荐]娇媚的洪玥与率真的颜又又从老家湖南来到深圳，一起进入月苑酒店工作。两人出身卑微又都不甘平凡，通过迥异的方式为了各自的梦想挣扎……然而两人都无法攻进男人的堡垒，洪玥选择了蓄谋报复，颜又又选择了艰辛创业……光怪陆离的酒店，诡异莫测的职场，欲望像一个无底的黑洞，张开大口……复杂的人性随着故事由浅入深，层层剥离，展现了一个人性的泯灭与重造过程。在职声中，“负负”是末必得正的，越能干的副手越难以被扶正，正如后宫的皇后往往不能在万千宠爱集一身的贵妃中选拔。如果她是象棋里冲锋陷阵的“车”，所向靡地替虽人打江山，那他则是那稳坐钓鱼台，兵不血刃，笑到最后的“将”。一个朝廷不可能会部都是忠臣的，如果上下口径一致地说皇上吉祥，那这个国家就会成为一潭死水……现在，洒店内新老力量相互牵制，酒店的管理才可以成为一江活水，生气和新意才会源源而来。

“在我们这个小镇，每年我都要安葬大约两百名死者。”诗人林奇在这样的句子中开始了他的个人见证。像所有诗人一样，他以死亡为主题，但林奇的独特之处在于，他是一个密歇根小镇的殡仪馆业者，受雇埋葬和焚烧死者。工作之中，他始终敏锐地聆听着透过死亡传达的爱和悲伤的话语。这是见证者和当事者的双重声音。林奇站在“生者和曾经生活过的死者”之间，带着愤怒，带着惊讶，带着畏惧，带着平静，试图一瞥我们所有人都会懂得的死对于生命的意义。这是对已故的父母，对活着的子女的敬礼。这里有在墓畔挥杆的高尔夫球手，有美食家兼疑病患者，有情人，还有自杀。有的葬礼令人欢欣，有的婚礼则催人泪下。这是一本充满罕见的优雅和机智的书，充满强烈的对比，处处是幽默和同情，这是死者对生者的告诫。

一个艺术家能够给人提供什么呢？他不是教师因而不能给人什么教导。他不是领袖所以未必能给人指引一条光明或安全的道路。他其实也不是灵魂工程师做不来总为别人以至自己脱胎换骨的事。他们是以正规角度看这世界而看腻了的人，并且天真地以为别人可能也不大耐烦，所以公为私就去找些新鲜的角度看这世界。我想，李清明的文字也在寻找这样的角度。——著名作家 史铁生这是一些闪烁着中国智慧的文字。许多平常而深刻的道理，已经被我们的时代完全遗忘了，比如对生活的感恩，孝敬，比如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这个时代所谓知识分子者言必拿来，成为习惯，已经造成这种知识，只是西方才有思想。似乎中国人在过去数千年的历史中从未思考过“我们是谁，我们从何处来，我们到何处去”之类似的。我一直对20世纪以降中国人的思想质量感担忧，尤其在1966年之后。但很多时候，偶尔看见普通人的文字，才发现中国思想并没有消失，而只是从习惯上以为它应该出现的地方转移了，转移到没有时间空谈、干着实事的普通人的文字，他们业余时间偶尔记录下的想法，读起来却比知识分子的引经据典更为智慧。我说的是李清明的随笔集《微雨独行》。——著名诗人 于坚李清明身在商海，心怀哲思，对人生社会，均有独到感悟，其文中许多警句妙语，可以大书高悬为座右铭。——著名作家 莫言苦难、守望、惜福和感恩，很难在一本书里，看到这些一些字眼集中出现。其实，又岂止是一本书，当道德退行这样的字眼，真的已经不生长在我们的心田。也许，我们在表达上的进步，远远走在了良知的前面。文学界常有清醒者呼叶回到常识。这些伟大字眼，也是和种常识，是一个文化的根基与底线。当上述这些字眼串连成线，互为因果朴素地呈现的时候，我们在生存困境中感到一丝人性的温暖。——著名作家 阿米一个人，工农兵学商五大行业全都亲身经历过，而且干一行精一行，行行均有所得，不容易。一个人，一个曾经当兵的，能在一项又一项全陌生的事业上有所成就，也不容易。一个人，在从事繁忙的营之余，在诸多事务性的、习惯性的、礼尚往来性的、不得已而为之的交往应酬之余，还有时间，还有精力，还有心情和兴趣来写写文章，以抒发自己对人对事的感受，更不容易。当今世界可供人们耗去工作之余时间的活动太多太多了。舞文弄墨并不是件轻松的事。它是一个人的心境，是一个人的格调，一个人的追求。——著名作家 金敬迈

洛艺嘉是一个走遍非洲全境的中国女子。她三年时间走遍非洲东、南、西、北、中部22个国家，欧洲26个国家，用自己的笔写下了这里的方方面面。这种行走和记录并非走马观花，而是深入这些国家的方方面面：餐馆、赌场、红灯区、贫民窟、高官豪宅、兵营、渔港、部落……她写创业、挣扎、凶杀、战火、疾病……以记者的犀利和女作家的敏感扑捉异域真实生活。 本书的文字淡雅中充满着灵动，平和中透露着犀利，非洲旅途的艰辛与孤独在字里行空间却是天马行空的洒脱。